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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传》载，万历八年（1580年）秋，徐渭客居北京，住在张元忭府外不远处，平时很少交往，多不应酬，专心居室写作。万历九年秋，往日因徐渭杀妻入狱积极参与营救供职翰林的朱庚，以徐渭“有意自外门牆，而高自矜慝，不令人望其颜色”引怒于他，张元忭也以礼法约束之。致使徐渭与张元忭等关系破裂，并言：“吾杀人当死，颈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遂病发，至而不穀食，危重。徐渭的性格、习惯、作风一惯如此，这点是友人们十分了解而熟知的，而且连他无故杀妻的荒唐行为都能谅解，不避而救，现今徐渭投友居京，本应受到百般照顾和呵护，却因小事小节引来指责声一片，这太不合乎情理。朱庚以徐渭不让大家“望其颜色”而怒；张元忭紧接着以礼法约束之，就有关文籍记载显示张元忭从此与徐渭绝交，至死而不与其往来；“等”即其他人也皆与之关系破裂。徐渭在做什么事这么专心，“不令人望其颜”？什么行为会引发众怒？多大的压力让他感到“今乃碎磔吾肉！”迫使癫狂病复发，而且比他在胡宗宪死后初次发病程度还严重？他为什么在此时作《六昔》诗以述其坎坷一生？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徐渭正在全身心投入写作《金瓶梅》，否则不可能出现如此轩然大波，也不可能成为众矢之的，以至被逼疯，无奈于万历十年二月被儿子徐枚接回绍兴老家。
张元忭死后，灵柩移还绍兴，徐渭白衣裹孝前往吊唁，扶柩大哭曰：“惟公知我！”不留姓名独然而去。此点说明徐渭与张元忭的情感并末有断裂，只是因作《金瓶梅》太过淫秽，让张元忭无法容忍，以礼法约束之，而徐渭固执己见，才断然绝交以促其放弃所为。可见张元忭对徐渭创作《金瓶梅》之举怒气之大，反对之强烈。 徐渭自京返绍后，闭户谢客，作文作画，几乎不出家门，从此也没有再离开过绍兴之地。暮年作《畸谱》述其一生坎坷，与万历九年间居京中所作《六昔》诗相照应，两次追记皆因回忆惨淡经历，感伤而为。或以此表明《金瓶梅》创作于写《六昔》始，至写《畸谱》止。该点与作品中所显示的一些证据相吻合，如当中引用的《祭头巾文》，系万历年间屠隆之作；写西门庆家宴时分别用“苏州戏子”、“海盐子弟”演戏，是万历年间才时兴的戏班类别。而对徐州洪险势的描述，则为万历二十一年前之情形。从《明史》、《徐州地方志》、《徐州府志》等有关史料记录中可知，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因暴雨大作，黄河决汶上，灌徐、沛，溃漕堤近二百余里，运河受阻。因上游淤塞，水积微山湖中，水位下降，徐州洪险势基本消失。此后导引黄流绕过徐州城，出小浮桥之处以济运。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黄、泗之水经微山湖东韩庄支河入泇河，虽然此时泇河航运未完全开通，但泄水功能已具备。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运河改道，由山东韩庄经泇河入邳县南流入淮。也就是说，徐州洪于万历二十一年后仅存流而无险可言。从作品对运河徐州段的景况描述来看，作者完全采用实写之法，有则写之，无而不写，突出了作品以“本色”为基础的特点。由此可见，《金瓶梅》成稿时间不会距万历二十一年太晚。若依徐渭去世于万历二十一年正月而断，《金瓶梅》脱稿时间应在万历二十一年前。该点，尾诗中的“遗书”一词也体现之。遗书，则表明作者徐渭老之已至，年岁已高，自虑不能久活人世，故用此词反映其悲观情绪，与他以前作《自为墓志铭》时心态无异，作《畸谱》即表明之。 徐渭死后，遗留大量的手搞，为当时文人所青睐，其艺术成就倍受推崇。李日华在他的个人日记《味水轩日记》中说：“读徐文长集，袁中郎宏道表彰之，以为当代一人，然其人肮脏，有奇气而不雅驯，若诗则俚而诡激，绝似中郎，是以有臭味之合耳。杂剧《四声猿》，却是妙手。”这里的“肮脏”为高亢刚直之意。肮，读音kǎng；脏，读音zāng。旧时文人习惯以“肮脏”一词形容“不阿不屈”之意，如《红楼梦》第五回：“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违心愿”，元好问《古意》诗：“楩楠千岁姿，肮脏空谷中”，文天祥《得儿女消息》诗：“肮脏到头方是汉，娉婷更欲向何人”，赵壹《疾邪诗》之二：“伊优北堂上，肮脏倚门边”等。可见李日华对徐渭人品及作品十分称赏，故而将徐渭另一妙文《金瓶梅》“补以入刻”，向世人推广。为纠正人们心目中“秽书”之观点，又分别以序、跋形式从作者旨意、作品内容及阅读时应把握的心态等方面加以阐述，“特为白之”。他将自己十分巧妙地化作“欣欣子”、“东吴弄珠客”，乃至“廿公”，将徐渭化作“兰陵笑笑生”。兰陵，兰，古书同栏，从木部，即木栅之意；陵，即坟陵或高地。徐渭坟原体积较大，方顶，明显高于周围之地，已超出普通小坟的规格，故以坟陵称之。坟陵，即用土堆起的大坟子，与陵墓相比非同一个概念，无论是建造方式还是等级、规模，都要简单、小的多。方顶，明代葬俗坟顶皆方形，至清初才改为圆形尖顶。徐渭被葬于姜婆山上，可谓木栅之高地——兰陵。笑笑生，徐渭《牡丹竹》题：“我学彭城写岁寒”。“彭城写岁寒”，言苏东坡画墨竹学于文与可（文同）一事，徐渭用“我学彭城写岁寒”表明画技如苏东坡一样取法于文与可。文与可，号笑笑居士、笑笑先生，徐渭也只能被称作“笑笑生”了。李日华将葬于木栅高地处坟陵中的徐渭，冠以“兰陵笑笑生”之名，很是妥贴恰当，不得不让人拍案叫绝。 屠本畯、谢肇浙、袁中道、沈德符四人关于《金瓶梅》的记述，也非空穴来风。从内容上看，屠本畯与沈德符为一个传闻版本，只是说法上的变换，合起来为：托之《金瓶梅》者，嘉靖间大名士；谢肇浙与袁中道则为另一个版本，也是说法上的变换，合起来为：作《金瓶梅》者，一门客绍兴老儒。估计传闻可能是因为沈炼被诬奏，一家人被害，以及徐渭受张元忭之邀寓居京都，期间已开始写作《金瓶梅》。前后事皆被坊间口舌之人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的传走了样，再次证明“道听途说”典故的普遍存在性。 沈炼，嘉靖十七年进士，初为溧阳、茌平、清丰县令。后入为锦衣卫，顶头上司陆炳。陆炳与严嵩父子关系甚笃，《明史·奸臣传·严世蕃》载，严世蕃“尝谓天下才，惟己与陆炳、杨博三”。沈炼被诬奏，一家人遇害，时人疑是陆炳揭发，实乃严世蕃、路楷和宣大总督杨顺合谋所为。沈炼与徐渭是近亲，因徐渭幼时与无爹娘孩子的情形相差无几，沈炼对其百般照顾，二人情感极深，关系极为密切。徐渭于万历八年八月客居北京，万历九年秋“与张元忭等关系破裂”，按推断此时《金瓶梅》正在写作之中。因他专心写作居室不出，很少社交往来，外人不可能知晓他是谁家友人、亲戚，以致《金瓶梅》抄本出现后，引发各种猜测和传闻。然，李日华则不同于沈德符他们仅对《金瓶梅》抄阅、收藏罢事，而是积极补写付印，将原为极少数人所有之“文”，入刻成书推向社会广大读者，他在“弄梅”的过程中考证出了《金瓶梅》作者，可以说他是真正深入探讨研究《金瓶梅》的第一人。 综上所述，《金瓶梅》作者：徐渭；创作时间：万历四年（1576年）夏至万历二十年（1592年）底之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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