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父吟》到底是一本什么书，令诸葛亮情有独钟？

《三国演义》第三十六回“玄德用计袭樊城，元直走马荐诸葛”，说刘备刘皇叔自从成立帮派以来，一直混的不理想，手下没有几个小弟，还总有人来踢场子。虽然有两个铁杆粉丝，关羽和张飞，可是二人虽然号称“万人敌”，文化水平却不高。关羽虽然熟读《春秋》，可是这本书的理论仅仅指导过他一次实践，就把刘皇叔坑惨了，就是华容道义释曹操。

好不容易收了一个本科毕业生徐庶徐元直，又被曹操使坏，抓走了徐庶的老妈，要挟徐庶投降。徐庶没办法，离开刘备，去投曹操。临走的时候，向刘备推荐了一个硕博人才诸葛亮。先是说诸葛亮有经天纬地之才，如何如何尿性，又简单介绍了一下生活现状，“躬耕于南阳”，然后着重强调了一点，“尝好为《梁父吟》”。这一句似乎有些突兀，诸葛亮别的兴趣爱好不说，偏偏强调“好为《梁父吟》”，还是经常性的行为！

《三国志》中也记载：“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当然，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以《三国志》为蓝本的，《三国志》是这样记载的，罗贯中便直接演义了过去。可是，都没有交代《梁父吟》到底是什么样的著作，为何让诸葛亮如此爱不释手？

先看一下《梁父吟》的内容：步出齐门外，遥望荡阴里。里中为三墓，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春秋时期，齐国有三个勇士：田开疆、古冶子、公孙接。他们勇猛无比，为国家立下很多功劳，只是他们个性高傲，如果联合起来，足以威胁齐国王室的安全，这使得齐景公和晏子都很担心，于是晏子就设计除掉了他们三个，就是《梁父吟》中所说的“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

知道了《梁父吟》的具体内容，我们大约能理解诸葛亮为什么如此钟爱于它了。武将再牛逼，谋士们只需动动脑筋，毫不费力就能把武将制服。诸葛亮是三国里的第一谋士，作为一个谋士，当然，他也想像晏子那样成为“国相”，能够力挽狂澜，“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事实上，他后来也真的做到了，关羽、张飞、赵云皆“万人敌”，却完全听命于他的指挥。帮助刘备逐渐扩大地盘，开创鼎足三分的局面。

裴松之为《三国志·诸葛亮传》作注：“夫其高吟俟时，情见乎言，志气所存，既已定于其始矣。”诸葛亮高声吟唱《梁父吟》，是在尽情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不断坚定自己的远大理想，等待建功立业的最佳时机。也就是有朝一日能成为像晏子那样的“国相”。

但是，这样理解，其实是片面的。或许，在诸葛亮心中，他是渴望成为晏子那样的“国相”，可是，他对晏子“二桃杀三士”的做法其实是不看好的，甚至是否定的。

晏子的智谋是很高明的，却有些过于歹毒了。田开疆、古冶子、公孙接为齐国立下过汗马功劳，只是因为个性高傲，晏子就担心他们联合起来造反，威胁齐国王室的安全，就用“二桃杀三士”的办法，把三位有功之臣做掉了。

或许当时齐国已经很强大，牛逼的武将有很多，不在乎这三个。诸葛亮就不会这样做，他明知道魏延久后必反，还是留着他在军中效命，是因为怜惜他的才干。

《三国志·蒋琬传》载:“先主尝因游观奄至广都,见琬众事不理,时又沈醉,先主大怒,将加罪戮。军师将军诸葛亮请曰:‘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后来,蒋琬继诸葛亮为相,“承诸葛之成规”,“边境无事,邦家和一”。诸葛亮力救蒋琬,为蜀汉留了一位国之栋梁，用心与晏子是不同的。

《李严传》载:诸葛亮北伐,以李严为中都护催督粮运。值天霖雨,运粮不继,严遣人呼亮还军。军既退,严却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又上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诸葛亮“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奏请废李严为民。后来诸葛亮病死,李严因为“常冀亮当自补复,策后人不能”,由是“激愤”,亦“发病死”。

《廖立传》载:廖立以罪废为民,徙置汶山。闻诸葛亮死,垂泣叹曰:“吾终为左衽矣!”

诸葛亮奏免李严以后,曾对李严之子李丰说:“吾与君父子戮力以奖汉室,此神明所闻,非但人知之也。……谓至心感动,终始可保,何图中乖乎!……愿宽慰都护,勤追前阙。……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详思斯戒,明吾用心。临书长叹,涕泣而已!”诸葛亮为国惜才如此,与“晏子”谋诛“三士”相比,不知甩了几条街!

由此看来，诸葛亮好为《梁父吟》，不是在琢磨怎么才能混到国相晏子那个地位，而是在深深地惋惜被晏子用二桃除掉的三个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