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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 · 张敬轩参加《我是歌手》的消息，令广东人狂喜。他在广州土生土长，在广东本土乐坛起步，赴港发展后，凭借扎实的唱功、夯实的音乐素养以及三观正、形象好，一步步成为能唱能作又能编的香港乐坛“一哥”级人马。 昨晚与父亲分享此事，不料他冷笑道“你以为“轩仔”是广东唱出去的最厉害的歌手吗？”然后叹了口气，开始跟我“想当年”。 他的故事是从一堆人名开始的，毛宁、杨钰莹、林依轮、李春波，这些名字我确是听说过的，但他们是谁，我甚至连一点印象都没有。 我越听越清楚，父亲跟我讲的是一段“威水史”，我也明白他为什么叹气。 对于张敬轩，他们这一代人感觉是复杂的，一方面是喜，广州还能产出这么劲的歌手，另一方面是悲，这么好的歌手，还是跑香港去了，广东乐坛呢？还是一样，疲软、冷清。 父亲在我这年纪的时候，他在卜通100谈笑风生的时候，广东流行乐坛可不只是强，它几乎就等于中国流行乐的全部。那英、黄绮珊都是从广州唱出去的。 而我对于广东本土流行乐坛的印象，除了“唱好广州”的东山少爷、胡芳芳，还有电视台一些算是难看的歌唱比赛，也想不起什么了。 这也提振了我爆棚的好奇心。广东能挑起中国流行音乐大旗，称霸愈20年，靠的是什么？又何以在短短几年间跌落谷底，一铺清袋，从此郁郁不振？ · 贰 · 70年代末，可能是天生向往开放自由的广东人嗅到了开放的气息，政策都还没落地，他们就迫不及待玩了起来。 77年，全国第一支流行乐队——“紫罗兰”轻音乐队就在广东诞生，次年，“紫罗兰”创作了大陆第一首粤语原创流行曲《星湖荡舟》，亲口宣告“中国流行音乐从我开始”。 接着下来的10年里，广东率先成立了专业唱片公司，为本土歌手录制专辑卡带，举办音乐新秀比赛，早早建立了现代音乐工业的基本架构。 80年代，广东的唱片公司已与媒体联手解锁了“造星”技能，本地电台开始创立“音乐榜”节目，“新歌打榜”刺激出一首首原创好歌； 而娱乐综艺节目《万紫千红》的热播，亦带出廖百威、李达成、杨钰莹、毛宁、林依轮等一批中流砥柱，足以与香港乐坛分庭抗礼。 到了90年代，从唱片公司、磁带、ＣＤ，到歌舞厅、电视台、电台，再到报纸、杂志，广东已形成一条相对成熟且规模庞大的音乐产业链。 92-93年，内陆掀起了一股“广东”热潮，广东流行歌曲大规模地北上，《涛声依旧》、《弯弯的月亮》、《小芳》、《晚秋》等金曲传唱大江南北； 广东乐坛的佼佼者：李春波、杨钰莹、毛宁、甘萍、林萍等纷纷登上了“最高舞台”春晚。广东乐坛呈现出一种“唯我独尊”的态势。 95年，广东乐坛开始震荡，当年“雁南飞”来到广州发展几位巨星如甘苹、李春波、毛宁，都选择飞回北京发展。 随后几年，广东乐坛危机集体大爆发，艺人北上发展，市场及媒体环境变差、几间巨擘唱片公司经营不善，国内流行音乐日趋多元化，广东流行乐坛就似得了“渐冻症”，萎缩，再萎缩，到濒死。 · 叁 · 在回顾与思考广东流行乐坛的30年兴衰历程时，我发现结论满弔诡的，广东流行乐坛的兴和衰的缘由，或许是同一种因素的两面性。 成也地缘，败也地缘？ 广东毗邻香港，两地的紧密联系，不仅在于语言与文化，重点是香港的大气电波能覆盖到广东。 70年代末，收音机开始在广东百姓家普及，只要扭开收音机，稍调整频率，就能轻易收听到香港几个商业电台。如果家里有香港亲戚，甚至能早个三四年听到许冠杰、林子祥、徐小凤的靓歌。这就意味着，广东人早在七十年代就已开始接受香港流行音乐的启蒙。 而同样是得益于地缘优势，广东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海外华侨涌向广州投资。但这些大老板发现，广州连个酒吧夜总会都没有，怎么谈生意哇？ 于是广州的宾馆纷纷开起了“音乐茶座”，形式与酒吧极像，然而只有茶没有酒，也有驻场歌手唱歌。 这些歌手原来主要是翻唱港台的热门流行曲，随着竞争越发激烈，也开始创作原创歌曲。而正是这些音乐茶座的蓬勃，职业歌手开始积累商机，直接促成了专业唱片公司的出现。 这时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广东人当时已经听惯了香港流行歌，在收音机听电台一天播几遍，听不够，在音乐茶座听本土歌手翻唱，也没理由连续点几次吧？当喜欢一首歌，真是不单曲循环不舒服，但那时香港原装的卡带简直是奢侈品。 最后，这个需求缺口转移到了本土歌手的翻唱卡带上，“中唱”和“太平洋”开始为越来越多的本土歌手录制唱片，销量大多过百万。 巨大市场资本又反过来滋养出更多的专业唱片公司，“新时代”和“白天鹅” 相继冒起。 而行业的拓展需要新人及原创资源，这又激发出音乐新秀大赛，85年举办的第一届“红棉杯”就炸出了陈小奇、李海鹰、解承强、兰斋等年轻的音乐人，都是日后的本土词曲创作的中坚力量。 可以说，广东能较早地启蒙出流行音乐，迅速发展出现代音乐工业的雏形，成为中国流行乐坛的发源地，地缘带来的相对优势，是最为重要的原因。 但广东的地缘，从另一层面看来，也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南面，是势头不减的香港，北面，是蓄势待发的北京。 80年代，大概是广东流行乐坛的红利期。北边的神州大地，才刚开始流行音乐启蒙，广东就已经建立起一个比较像样的音乐工业体系，而且经济繁荣，社会开放，全国的优秀音乐人都希望挤进这个音乐环境最好的广州城。 而到了90年代，北京的经济开放程度逐渐追上了广东，在文化产业上的投资井喷式增长。加上得天独厚的政治及媒体优势，北京的市场覆盖能力远比广东强大。 面对“上央视，还是上广东台”的简单问题，广东流行乐坛的明星，一个个选择了同样的答案，离开广州，到北京发展。 北京的音乐产业在不断膨胀，此消彼长，广东音乐市场开始萎缩，作为重要推手的电视综艺和电台节目又因为种种原因相继叫停，而香港的“四大天王”正值势头，广东在南北夹攻下，地缘窘况的定时炸弹就此引爆。 好性格，坏性格？ 岭南文化滋养出广东人自由、开放、务实、包容的性格，除了地缘因素，文化与性格因素也是影响广东乐坛兴衰的重要因素。 得益于岭南文化的“敢为天下先”，从第一个音乐茶座、第一间唱片公司、第一盒卡带，到第一个音乐新秀比赛、第一个电台音乐排行榜，广东人在思想上没有太多桎梏，想做就去做，看到什么好就拿过来，所以总是能快人一步。 在满街还是集体主义“主旋律”的时候，广东就做出直指个体情感世界的柔美小调，迅速俘获了在改革大潮当中奋争的人群。如果没有这种想象力和冒险精神，别说离香港近，你隔壁是洛杉矶抑或是东京都没用。 岭南文化的开放与包容，是相互相成的。广州当时的音乐环境好，不仅在于音乐工业成熟，有做音乐的机会，更是因它有让多元文化生存、碰撞、交融的空间。 本地广府人李海鹰、李达成、廖百威，潮汕人陈小奇，客家人李广平，“过江龙”朱德荣、毛宁、杨钰莹、陈明，不同族群、不同文化背景的音乐人来到这里，都能平等、受尊重、自由地制作好的流行音乐，广州建起了第二所“黄埔军校”。 而广东人的务实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急功近利，重商市侩，缺乏长远规划的温床。 一方面，体现在音乐工业体系上。广东乐坛在很长一段时间忙着挖新人出新歌，却未曾修缮过版权制度，导致盗版横行，词曲创作人的收益太低。 唱片公司亦未有“经理人”制度，歌手更似流动商品，缺乏“根”的意识，说走就走，懒得跟你谈情怀。红利期庞大的市场和作品基数冲淡了这些负面影响，但当市场开始萎缩时，广东乐坛便开始“周身骨痛”。 另一方面，体现在音乐作品上。广东流行音乐之所以在八九十年代出现鼎盛时期，一个重要原因是卡拉OK的兴起。 广东原创作品大多是都市抒情歌，很适合卡拉OK演唱，唱片公司则“一路向钱”，重复制造相似的情歌，将更多资源放到宣传包装上。“好的歌不红，红的歌滥俗”，制作人或随波逐流，或心灰意冷，无法改变广东乐坛的音乐风格单一的局面。 而另一间厢，“魔岩三杰”摇滚起来了，高晓松拿出吉他弹唱校园民谣了，听着广东流行歌早以审美疲劳的听众，立马就转向拥抱新的音乐风格。 明星都跑光，创作力不足，市场开始摆烂，南北夹攻势猛，唱片公司可持续发展机制落后…一大堆问题，压碎了广东流行乐坛的光环。 · 肆 · 广东流行乐坛的兴衰起落，是值得细味的。而广东乐坛能否起死回生，重拾昔日辉煌？我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 但在资讯时代的今天，音乐产业早已突破做音乐、派台打榜、出碟宣传的工业模式，新的媒体形式、音乐市场数字化、社交网络，让现代音乐产业充满可能性。 谁又敢肯定，广东乐坛已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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