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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雅旧人:“我书之佳趣,惟章太炎知之。”

 圆角望 2017-10-30

风雅旧人 (三)


陈远   辑


1922年前后,有的人提倡新学,有的人要保存国粹。吴虞“打倒孔家店”的主张,就是在那一时期提出来的,当时吴宓、梅光迪等人编辑《学衡》杂志,与新派辩论抗衡。有一次梅光迪一时大意,把“乌托邦”翻译成“乌托之邦”,被吴虞抓住,把梅光迪叫做“梅光之迪”。

 

1925年,清华大学创办国学研究院,已在清华任教的吴宓向梁启超介绍陈寅恪,梁启超推荐陈作国学研究院导师,当时的校长曹云祥尚未听说过陈寅恪,问梁:“陈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启超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的几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曹云祥听后才决定聘他来校任导师。

 

清华国学院聘赵元任为导师时,赵元任正在哈佛大学任教,哈佛要赵找人替代,指名最好是陈寅恪,并许以高薪。赵元任写信征求陈寅恪的意见,陈回信说:“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

 

 

胡适所着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最早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书籍。书出来之后,胡适特地送一本给章太炎,并在封面里写“太炎先生指谬”,署名“胡适敬赠”。其中“太炎”和“胡适”二词的右边都加条黑线,表示是“人名”。然而章太炎不懂新式标点符号的应用,看了自己名字旁边的黑线,就骂道:“何物胡适!敢在我名上胡抹乱画!”继而发现“胡适”两字旁边也画一黑线,这才笑说:“他名字边也有,就彼此抵消了。”

 

 冯友兰在北大上本科时,陈介石先生讲中国哲学史,从先三皇、后五帝讲起,每周四小时,讲了一个学期才讲到周公。学生们问他如此讲法,何时能够讲完,老先生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要讲完一句话就可以讲完。要讲不完就是讲不完。”果然没有讲完,老先生就去世了。陈介石之后是陈汉章接着讲,讲的是《宋元学案》、《明儒学案》那些内容。后来胡适也到北大讲课,讲的和那些老先生截然不同。有一天陈老先生上课,拿着胡适的讲义大笑:“我说胡适不通,果然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字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现在又有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为大纲的大纲?”

 

梁漱溟在北大讲印度哲学和唯识论时,哲学系的彭基相、余光伟等学生都不同意梁的观点,但是他们也去听梁漱溟的课,据他们自己讲:“我是来听听他荒谬到什么程度。”

 

30年代的北大,学识辩论之风很盛。胡适曾写过《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还写过《白话文学史》,也只有上卷,人称“上卷博士”,甚至在学生中间还有人说他的《中国哲学史》是拿他爸爸的手稿来刊印的。这时被胡适从燕京挖过来的钱穆已经写完了《先秦诸子系年》,准备印《老子辨》。这样就涉及到两个人如何处理老子这个人和《老子》成书年代的问题。胡适按照老的说法,认为老子是春秋晚年的人,略早于孔子,而钱穆则认为老子是战国时人,略早于韩非子。胡适的书先出,所以看到钱穆的书按兵不动,钱穆起兵笔伐之,胡也不举白旗。钱于是决定口诛。有一次两人相遇于教授会,钱便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答:钱先生,你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

 

国学大师刘师培在北大讲中古文学史时极其潇洒,上课时总是两手空空,不携带片纸只字,可以从头到尾源源本本地讲下去。声音不大,却句句都是经验之谈。但是刘大师最怕在黑板上写字,不得已写上一两个,也多是残缺不全。周作人说他的字:“……字写的实在可怕,几乎像小孩描红相似,而且不讲笔顺。——北方书房里学童写字,辄叫口号,例如‘永’字,则叫‘点、横、竖、钩、挑、劈、剔、捺。’他却是全不管这些个,只看方便有可以连写之处,就一直连起来。所以简直不成字样。当时北大文科教员里,以恶札而论,申叔要算是第一……”但是刘师培并不觉得自己的字丑,还认为很美,有时他的夫人讥笑他,他还不服,说:“我书之佳趣,惟章太炎知之。”传闻有一段时间他还想卖字,还把这个意思告诉黄侃,黄说:“你只写‘刘师培’三个字去卖就够了。”


刘半农

 

刘半农在北大教书时,讲古声律学,运用西方试验方法,极难,考试时出题尽量选容易的出,如学生再不会,他便在旁边指点一二,所以他的课学生得高分的不多,得低分的也没有。

 

梁思成从30年代就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到了40年代还在讲。他每次上课都会放幻灯片,很有意思,听的人也很多。话说有这么一年,他讲课如旧,最后一课的时候,梁先生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说怎么考好?”听课的有近20人,无人答话。先生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还是无人答话。梁先生此时方为大悟,说:“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举手。”还是没有人举手,梁思成大笑:“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完,向台下作一大揖,飘然而去。

 

 1932年,清华大学如往常一样举行入学考试,但考试内容却让人耳目一新。其中作文试题就是众人熟知的《梦游清华园记》。但更让人惊诧的是,除了作文体之外,还有堪称空前绝后的对对子。题目有三个:“孙行者”,“人约黄昏后”,“少小离家老大回”。二三年级的转学学生入学试题有“莫等闲,白了少年头”。这让一般的考生大出意外,因此也闹出了不少趣事,据说有一考生,展卷后颇感意外,大表不满,对“孙行者”的答案是“我去也”,下面注曰:“老子不考了”。后来成为名作家的端木蕻良,把“少小离家老大回”对了“枣花未落桐叶长”,“孙行者”对了“花和尚”,他从清华毕业几十年后仍记得这一幕,可见印象之深。但是这样的考试方式也引起了轩然大波。考过之后,北平新闻媒体极尽调侃。有的报纸副刊借题发挥,预测下一年的“对对子”考题。因北平城东有一浴池也称清华园,有一家报纸因此预测一题:“东城有一清华园,西城有一清华园,梦游要仔细,莫把澡堂当学堂”。又云:“城东清华园男女分堂,城西清华园男女合堂”。还有一记者预测了一个上联:“清江浦上浦江清”(当时清华中文系有一位教师名为浦江清,清江浦为江苏省地名)。极尽挖苦之事,令人啼笑皆非。后来才知道,这是当时清华代理主任刘文典请国学大师陈寅恪出的考题。由于当时社会对清华众议腾腾,群起诘难,陈寅恪不得不多次出面解释出题的用意,这次的风波才算过去。关于“孙行者”的答案,当时众说纷纭,有的说对“胡适之”,有的说对“祖冲之”,还有的说对“王引之”。三者都说得通,各有各的理由,当时陈寅恪不置可否,后来他才补记道:“寅恪所以以‘孙行者’为对子题者,实欲应试者以‘胡适之’对‘孙行者’。盖猢狲乃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此不过一时故作狡猾耳。”由于以胡适为对子的在此前已有一次,如有“胡适”对当时的电影名演员“徐来”,胡适当时大不高兴,有这样的前车之鉴,陈寅恪自然不敢再明白的开胡适的玩笑,故而不置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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