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生平姬钊继位时，召公、毕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登基仪式。召公、毕公还率领诸侯，陪姬钊来到祖庙，把文王、武王创业的艰辛告诉康王，又作了一篇文章，告诫姬钊 姬钊在位时，不断攻伐鬼方（今陕西省西北部）和东南各地，掠夺奴隶和土地，分赏给诸侯、大夫。在一次大战中，周军俘虏了犬戎兵士13000多人，为了庆祝胜利，姬钊赏给参战的贵族孟以1700多俘虏，作为奴隶使用，并将此事用文字铸在鼎上，这只重500多斤的鼎在清朝中期被发掘出来，至今还陈列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里。 姬钊在位期间，国力强盛，天下统一，经济、文化繁荣，社会安定，史书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姬钊死后的庙号为康王。后世将这段时期和成王末年的统治誉为“成康之治”。 夏商周断代工程考证把康王在位时间定为前1020年至前996年，在位25年。《考古》杂志2007年3月发表了朱凤瀚的文章《尧公簋与唐伯侯于晋》，介绍了香港地区私人收藏的西周青铜器尧公簋，其铭文有“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的内容。据陈久金说，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就此专门召开会议，认定此“廿又八祀”也就是以28年来纪年的王为周康王，以此器作为周康王在位超过28年的证据。 春秋时代的公元前538年，楚国的大夫椒举向追求霸业的楚灵王提到历史上夏启王、商汤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周穆王、齐桓公和晋文公这“六王二公”之功业。椒举提到周康王有“酆宫之朝”的功业，杨伯峻指出酆宫为周文王庙，在今陕西省户县东五里。（齐国第二代君主齐丁公、卫国第二代君主卫康伯、晋国第二代君主晋侯燮和周公旦之子鲁公伯禽共事周康王。周康王分四位诸侯以珍宝之器。而同事周康王的楚君熊绎却无分。春秋时代的公元前530年，楚灵王仍忿然提起此事。） 康王即位与其父周成王类似，姬钊在即位前并没显示出过人的能力和资质。为此，周成王自然有些担心他不能继承大业，更怕儿子会成为一个碌碌无为的昏君而把祖宗打下来的江山败在手里。他想到自己虽然资质平平，但由于有了周公的尽力辅佐，国家还是治理井井有条，取得令人满意的政绩。因此，周成王自然想到要给儿子安排周公式的人物来辅佐他。思前想后，他心中已经有了不二人选，那就是召公和毕公。正是这两个人和周公同心协力，共同辅佐自己，才有了现在这个大好局面，让他们来辅佐自己的儿子，周成王自然是很放心了。其实，姬钊这个人能力不错，很有作为，只是没有显露出来而已，或者是他的父亲周成王没有发现也有可能。 于是周成王临终前，便要求召公、毕公辅佐姬钊，并将召公、毕公等大臣召到床前，立下遗嘱。在遗嘱中，周成王要求大臣们根据遗嘱的精神辅佐、约束周康王严格恪守周文王、周武王的遗训，使他能够制定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并认真推行，能够制定严密的法律法令并真正实行而不违背，总之就是希望周康王在众大臣的帮助下，克服困难、渡过难关，使周王朝强盛起来，使周康王成为一代明君，而不至于碌碌无为而成为昏君。 应该说，周成王的遗嘱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周康王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周成王在选择接班人方面算是选对了。周康王登基时，召公、毕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登基仪式。在登基仪式上，召公宣读了周成王的遗嘱，还将周康王带到祖庙，向他讲述文王、武王创业的艰辛，要求周康王牢记文王、武王、成王的遗训，严格要求自己，勤谨治国，将祖宗基业发扬光大。 政治统治周康王作了《康王之诰》，除了用大量篇幅来叙述登基事项，更有不少关于加强法律法规和治理整顿军队等治国政策。登基伊始，周康王就已经制订出一套比较合理的计划。 之后在他在位的十六年间，他一直孜孜不倦地按着既定的方针政策履行着他的治国安邦的理念。由于周文王、周武王在位期间，周朝就已经比较强盛，后来再经过周公、周成王的努力，周朝国力进一步得到发展。周康王即位后，继续推行周成王在位期间所实行的国策，再接再厉，使经济得到更大的发展，国库丰裕，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团结，到处呈现一派升平盛世的景象。生活好了，犯罪案件也少了，可以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司马迁甚至在他的《史记·周本纪》中说成王末年和周康王统治期间，天下安宁，刑措四十多年不用。虽然有所夸大，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周康王治国的成功。所有这些，跟周康王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军事方向军队经过一番行之有效的治理整顿，战斗力也大大提高。当时的鬼方是北方游牧族，他们长期在马上游牧，骑术精湛，机动性极强，由这些牧民所组成的骑兵战斗力就特别强。于是这些游牧族就经常侵扰中原地区，抢掠财物，杀人放火，给边境带来极大的隐患。周成王期间周军忙于镇压东方的武庚和管叔、蔡叔的武装叛乱，从而放松了对西北方的控制，结果鬼方乘机对周军兵力相对薄弱的西北边境发动经常性的侵扰，给周朝带来极大的损失和威胁。为了使国家长治久安，周康王果断做出了发动征伐鬼方战争的决定。这次决定是经过一番谨慎的考量和充分的准备的。一方面国内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综合国力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军队经过治理整顿，战斗力大大提高，发动这样一场战争已经是胜券在握了。于是，周康王命得力将领率领大军进攻鬼方。鬼方之战 姬钊取自明代王圻辑，万历刻《三才图会》。 周康王二十五年(约公元前11世纪)，周军进攻鬼方(今陕西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内蒙古西部)的一次作战。鬼方是古代北方游牧族之一，经常侵扰中原地区。周初，武王灭商后曾将其放逐至泾、洛(今陕西泾河、洛河)以北，令其按时入贡。后因周军镇压东方管叔、蔡叔和武庚的叛乱，进攻东部的准夷等而放松了对西北方的控制，鬼方部落乘机从岐周(今陕西岐山)以西和陇(今陕西干阳、陇县)之间，经常对西周西北边境侵扰，威胁周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二十五年，为了消除边患，周康王命盂率领大军进攻鬼方。鬼方亦调兵迎战。经两次大规模作战，周军斩杀鬼方4800多人，俘获其4名首领及以下1.3万多人，还缴获了很多车马和大量牛羊。周军将鬼方又驱逐至远离镐京的汫陇和岐周以西。周西北边境暂安。下安宁，旧史家夸称当时“刑错四十余年不用”。 经过两次大规模的作战，战斗力已经大大增强的周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歼灭敌人四千八百多人，俘获一万三千多人，并缴获大量车马和牛羊等战利品，使边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得到安定。这样，周朝在周康王的统治下，经济、文化繁荣，社会安定，国家统一，国力强盛，成为周朝的盛世。后世便将周成王末年和周康王在位的这一段时间，誉称为“成康之治”。公元前996年，周康王去世，其子周昭王姬瑕即位，周王室开始走向衰微。 相关资讯西周时期的毛公鼎、大盂鼎和大克鼎，器型雄浑厚重，铭文字数众多，堪称青铜器中的重器。因为三者都出土于晚清时期，故并称晚清“海内三宝”，闻名于世。其中，大盂鼎是迄今所见西周最大的青铜鼎，现在就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大盂鼎在清朝道光初年，出土于西周的发源地、著名的青铜器之乡——陕西岐山县。 要破解青铜鼎的身世，一般要从鼎上的铭文入手。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内容，大都是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风貌。 大盂鼎腹内侧铸有19行铭文，共291个字，铭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的史实。其文雄壮凝练、圆润遒劲, 用笔方圆兼备，字体端庄美观，布局质朴平实，通篇铭文气韵生动，疏密得当，让人叹为观止，堪称西周早期的金文书法杰作。 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给大盂鼎带来了无数曲折的故事。它自出土之日起，几经辗转，风波不断。 清朝同治七年，著名的金石收藏家潘祖荫从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手中得到了大盂鼎。潘祖荫对金文颇有研究，得到大盂鼎后，很快弄清了大盂鼎腹内铭文的内容，并认定这件铸造于西周康王时代的礼器是无价之宝。鉴于宝鼎铭文中提到了西周贵族“盂”，所以，潘祖荫就将这件宝鼎定名为大盂鼎，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除了大盂鼎，另一件青铜重器大克鼎也是潘祖荫的珍藏。潘祖荫病故后，其弟潘祖年将二鼎运回故乡苏州，作为传家之宝，谨守护持，绝不示人。[1]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了。大盂鼎的第八位主人、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也已经年过半百，她深知单凭她一家，实在无力保护这两只无价的宝鼎。1951年，潘达于给华东文化部写信，表达了捐鼎的决心。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大盂鼎与大克鼎便陈列在馆内。 1959年，国庆十周年之际，大盂鼎从上海来到北京，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2004年3月14日，是潘达于老人的百岁寿辰。为了感谢这位为国捐宝的老人，上海博物馆请回了大盂鼎，并举办了“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 如今，历经风雨的大盂鼎静静地伫立在国家博物馆的展厅内，周身散发出一种洗练、凝重的大气之美，充分体现出西周王朝的鼎盛之势。大盂鼎内的铭文是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一向为史学专家所重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