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者朋友们，本刊明年的征订已经开始，请及时去当地邮局或拨打11185进行订阅。 订阅时记住邮发代号52-209！读者咨询：17788397534  袁崇焕 1633年4月11日，后金统治者皇太极亲自出辽阳十里迎接一支由汉人组成的军队。几天之前这支由12000人(其中官兵约3600人)组成的庞大队伍乘坐上百艘大船从鸭绿辽口镇江堡登陆，声言要投降后金。当皇太极得知这支由孔有德、耿仲明率领的队伍将投降自己后，大喜过望。皇太极之所以如此重视这支军队，是因为这支被称为东山军或者登州火炮营的军队，掌握着当时东亚地区最庞大的野战炮兵部队。 01 三方布置 颇具讽刺的意味的是，孔有德、耿仲明部的火炮部队正是明朝为了对抗后金专门利用葡萄牙雇佣兵训练的，但是这支由汉人组成的部队，却在成军不久后悍然发动叛乱，史称“吴桥兵变”或“登州兵变”。 如果我们仔细讨论登州兵变的前因后果，就会发现无论是酿成兵变的原因，还是叛乱前围绕皮岛东江镇的经营和炮兵部队筹建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大多并非是简单“谁是谁非”的公案，而是涉及中国传统军制革新的一场新旧对决。 明末辽东的东江镇成为对后金的前线，并且一度成为明与后金主要作战方向之一，完全是天启元年(1621)“辽沈继陷”河东失守的结果。面对后金政权咄咄逼人的凌厉攻势，负责关外防务的熊廷弼提出了著名的“三方布置策”：以辽河西侧的广宁为支撑点，沿三岔河布置步骑劲旅，准备从正面迎击后金主力；于山东的登州、莱州和天津筹建舟师，作为旅顺金州的后盾，并且在辽西辽南沿海地区建立一系列桥头堡，攻击后金的侧后，迫使其从辽阳方向调回主力；以山海关适中之地，屯重兵，置经略，节制各方兵马。除此之外，熊还认为“三方建置，须联络朝鲜”，汇合明军水师从鸭绿江方向攻击后金的腹心。 虽然因为辽东巡抚王化贞反对这一战略，导致三方布置没能全面实现，但其后明军在环渤海战线的各项行动实际上基本依照熊廷弼划定的范围和布局逐步推进开辟辽东辽西海陆两大战场的计划。  登州兵变 02 购炮募兵 实际上，早在1619年明军在萨尔浒惨败之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便不断上奏，鼓吹“设险国、建敌台、造大铳”，“西洋大铳可以制奴”，但明军并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炮兵单位。 但是，明廷经过宁远大捷之后，还是深刻感受到了西洋新式火器的威力。天启七年，卸任的原两广总督商周祚押送2门铜质西洋前膛火炮和8门铁质前膛炮到达北京。原本在购炮同时，天启帝还下旨要求两广总督李丰节从澳门雇佣20名炮手，但由于此时葡萄牙方面正集中全力对抗荷兰东印度公司，并且建立了博卡罗铸炮厂，因此没有提供明廷所需的炮手。 崇祯帝继位后，魏忠贤阉党遭到黜斥，徐光启、袁崇焕、孙承宗、茅元仪等人都得到重新启用。明廷购炮募兵计划随之重启。当明廷了解到澳门方面从击毁的荷兰武装商船上起获了10门火炮后，便要求两广总督李丰节、王尊德将其购入，并招募炮手。恰在此时，澳门的葡萄牙势力在荷兰“红毛”的巨大压力下，迫切需要从明朝获得各种支持，尤其是希望由明朝皇帝亲自下旨两广方面降低贸易盘剥，保证澳门生活物资的供应。因此对于明廷购炮募兵的要求于以积极回应。 崇祯元年(1628)九月，澳门议事会指派公沙·的西劳和耶稣会修士陆若汉赴广州与王尊德等人接洽火炮和炮手上京的问题。 由于明廷不断催促，公沙·的西劳和陆若汉在回到澳门后很快建立起一支33人的炮兵部队，其中既有炮手、通事，也有专业的铁匠。这支炮兵部队除携带从荷兰船上获得的3门铜质前膛炮和7门铁质后膛炮外，还携带了30支中国称为“鹰隼铳／鸟喙铳”的大型火绳枪。 十一月二十三日公沙·的西劳炮队抵达涿州，由于已经临近前线，炮队遂开始调制火药。十二月一日，炮队抵达琉璃河，突然得知良乡城破，进京道路被彻底截断。护送炮队的团练武装竟然一哄而散，公沙·的西劳命令队伍返回涿州，与北平府涿州知州陆燧一起镇守城池。炮队将8门火炮安装妥当，推上城墙，公沙·的西劳和陆若汉指挥伯多禄等炮手进行试射，“声似轰雷”。后来陆若汉、韩云等人的记述都认为“奴虏闻知，离涿二十里，不敢南下”。徐光启后来也上奏“环视涿州而不攻”，是为“畏铳”。 当公沙·的西劳的葡萄牙炮队抵达北京后，一批明朝军政主官在城墙上观看了西洋前膛火炮的射击表演。公沙·的西劳统领的葡萄牙炮队在北京不断通过试射和表演来鼓动军政大员们。但是此时对西洋火器醉心的大多是徐光启系统的天主教徒。 不过，考虑到京师地方人多嘴杂，徐光启等人一方面仍努力推动北京禁卫部队轮流接受新式火器训练，例如用没收贪宫的1200余两赃银打造鹰隼铳，要求营军派100人至宣武门外教军场接受训练。徐光启在崇祯支持下，终于在几个月后完成了一百支大型火绳枪，开始分批训练炮手和枪手，又将监造的320斤小型火炮送给崇祯帝“御览”。 除了在京编练炮兵以外，徐光启等人更多寄望于督抚自行训练火器部队。这方面孙元化作为徐光启的门生，做得极为卖力。崇祯元年他与公沙，的西劳的葡萄牙炮兵队交流后，崇祯三年初，跟随孙承宗出镇山海关，又吸取了孙承宗车营的大量成熟设计，并开始潜心研究火器守城战法，撰写了《论台铳事宜书》《改造火器呈》等文。他抵达山海关后，在城上布置50余门红夷炮和2000余门灭虏炮。 最终孙元化以“安辑关外八城”“斩获八百有奇”的战功加山东按察副使，两个月后再被同样支持使用火器的兵部尚书梁廷栋给推荐为登莱巡抚，除了要管理登州、莱州和东江镇外，还有光复辽南四卫的责任。于是孙一跃成为明末天主教徒和西洋火器技术专家中兵权最重的一个，可以实现他建立西洋火器部队的设想。  毛文龙部 03 皮岛难题 但是，当孙元化到达登州的时候，他却面临一个烂摊子。熊廷弼“三方布置策”虽然有相当战略眼光，但在缺兵少将，断粮短饷的客观条件下，被执行得乱七八糟。这其中要数皮岛最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1621年即天启元年五月二十日，在“辽沈陷落”的背景下，辽东巡抚王化贞派毛文龙率领4艘沙船，197名士兵从海路东进袭击后金控制的镇江。这一行动基本符合熊廷弼从海路在辽东辽南开辟抗金第二战场的计划。 毛文龙最初是沿辽东半岛东侧沿海各岛，一路边打边抚，至七月十八日抵达朝鲜弥串堡。这一区域的汉人刚刚因为剃发问题遭到后金军镇压，因此抗金热情极为高涨。七月十九日，毛文龙在当地百姓支持下袭取镇江城，俘获后金守将佟养真等人。但由于包括王化贞在内的辽、津、登、莱“经、抚各镇观望不进，坐视机会”，毛文龙所部被后金军大败，只得首先退入朝鲜境内。 毛文龙最初并没有想要登岛，但他在朝鲜的基地于当年十二月在林畔之役中被后金完全摧毁，手下的游击及千总、把总、军士共500余人战死。天启二年即1622年十一月，毛文龙残部被迫退入皮岛。而明政府也开始给毛文龙所部拨发饷银，是为东江镇正式建立之时。毛文龙部在初占皮岛时相当活跃，1623年毛部张盘收复旅顺，1627年东江镇出兵援救朝鲜龙骨山义兵，一度给后金政权后方造成相当大的困扰。
但是，恰是因为毛文龙始终将皮岛作为大本营，这座总面积仅有19.2平方公里的小岛上耕地面积极为有限，而毛文龙部兵额始终在3万以上，加上从辽东逃难而来的百姓，总人口至少超过10万，因此粮食供给必须依赖海运。 正是由于皮岛粮饷供给困难，毛文龙部一方面要不断袭击后金获得战果，另一方面只能不断向登州和明廷要钱要粮，于是“所上事多浮夸，索饷又过多，岁百二十万，兵二十万”。而同时期“登镇官兵食饷十三万三千五百两有奇”(登州巡抚手下除东江镇外，兵力仅有8000)。为了解决粮饷问题，毛文龙开动脑筋。后来毛文龙干脆将东江皮岛变为一个走私贸易基地，希望借助贸易来获得所需的军饷、粮食甚至是武器。但此举虽然缓和了粮饷不足的问题，却触动明朝海禁的基本国策，获取的巨额收益让各方为之眼红。加之毛为人桀骜不驯，将朝中大员和袁崇焕等边关经略将帅得罪了个遍。
1629年6月，毛文龙在双岛被袁崇焕所杀。仅仅六个月之后，袁崇焕就被捕下狱，罪名之一便是“擅杀大帅”。但无论是杀毛文龙，还是抓袁崇焕，都没有把东江镇逐渐藩镇化的问题解决掉。袁崇焕将皮岛部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归毛文龙旧部陈继盛统领，一部归刘兴祚兄弟统辖，陈继盛算是代理总兵，而袁崇焕更为信任的刘兴祚掌管皮岛实权。两部本有矛盾，袁崇焕是两种势力参用，借刘兴祚压制毛文龙旧部，所以此时皮岛并没有群龙无主。然而，崇祯三年正月，率兵入援的刘兴祚战死，这才导致整个东江镇无主，而本来想杀毛文龙将事权归于己的袁崇焕此时已在狱中。随后事态发展果然失控，后金招降刘兴祚的兄弟，陈继盛又密报孙承宗，当时又有谣言说明廷将借调兵除去刘氏兄弟，当孙承宗的调兵檄文至时，刘兴祚的弟弟刘兴治设计杀死陈继盛。刘兴治又被参将沈世魁杀死。随后朝廷派辽东籍将领黄龙接任东江镇总兵，但黄龙很快就从皮岛被赶到旅顺。 04 自毁长城 而毛文龙死前最亲厚的嫡系，如典内兵的孔有德和李九成，掌握钱帛的耿仲明等人，早早被明廷以“散其徒众”的策略赶到了孙元化麾下，当时孙还只是宁前道。孙元化此时正在努力扩大火器部队，认为皮岛众人熟悉水战，此前也在出水师中使用过佛郎机等武器，加上又是辽人，所以便将其作为主力。并派葡萄牙炮手详加指点。而此时，在徐光启等人的有意推动下，一大批火炮专家都归入登莱巡抚手下，例如监军王征担任辽海监军道、曾多次押运火炮的张焘担任登菜副总兵。1630年7月，公沙·的西劳被徐光启调往登州。1631年3月陆若汉带着新购的火器到达登州。一时间，登州成为公认的“东陲之西学堡垒”。 崇祯三年即1630年，明军借助火炮收复滦州，孙元化自称“臣依西法制护炮器物，全付参将黄龙，授意用法，分以教师，卒用复滦”。第二年，按照韩云等人记述，公沙·的西劳等葡萄牙雇佣炮兵在皮岛附近的麻线馆，取得大捷，击毙敌人七百多人。但这一战经过分析，“计用神器十九次”，不可能获得那么出色的杀伤效果。 但就在孙元化依靠葡萄牙雇佣军和先进火器苦苦支撑皮岛局面时，皮岛内部的变乱仍十分频繁。而在登州麾下的孔有德、李九成等人心中的疙瘩也并没有解开。崇祯四年八月，关外重镇大凌河被后金军围困。黄龙派出张焘、公沙·的西劳驾船至营口三岔河，但半途公沙·的西劳等人遭遇海难，行李和火炮丢失。最终决定“力乞回澳”。而孙元化也决定就此撤出东江镇。但黄龙坚决反对，张焘只有奉命带舟师1300人先撤，公沙·的西劳所部与张焘部一起回到登州。
大凌河之围不能不救，孙元化决定将他认定“辽人可用”的孔有德等人调往大凌河。但孔部不愿回去接受黄龙指挥。虽然是九月就接到命令，直至十一月仍在吴桥等地磨洋工(十月大凌河守军已经出降)。孔有德、李九成部是募兵，或者说是雇佣兵出身，群众纪律一直很差，加之经常欠粮欠饷，因此沿路少不了抢劫度日。谁曾想在吴桥碰上了登菜地区新城名门王家的庄园，孔从德部抢了一只鸡，却被王家逼迫将犯事士兵贯耳游街。士兵不满彻底爆发，终于酿成吴桥兵变。 实际上，新城王象春是东林党人，在地方上素有众望。王家与孔有德、李九成客军的冲突，实际上代表了登菜地区与东江镇围绕利益和钱粮的长期对立和矛盾，加上明廷对于毛文龙一案始终没有进行妥善处置，士兵满心怨愤，破坏力极为可怕。加上地方驻军承平已久，根本无力对抗东江皮岛的虎狼之师，登莱巡抚孙元化和山东巡抚余大成都主张招抚。由于叛军拥有一定火器，因此从闰十一月二十九日开始一路攻城略地，至十二月二十日已经打到登州城下。
本来登州守军极为有限，结果拥有较强火器使用能力的张焘部也是东江镇出身，面对之前的兄弟，大半数士兵倒戈。加上此时皮岛内部再起波澜，黄龙为了攀咬孙元化手下的耿仲明，抓了耿仲明的亲信李梅。这一下耿仲明也决议要反，从城内打开登州东门。由于孙元化所部大多出于皮岛，因此他此时已经将令不能出府衙。结果反倒是作为雇佣兵的葡萄牙炮兵队，忠于职守，公沙·的西劳作为统领，亲自向城下投掷装满炸药的铁锅，被叛军用弓箭射中阵亡。炮手弗朗·亚兰达和其他11名葡萄牙雇佣兵也力战而死，陆若汉却带着3名葡萄牙人和11名慊伴缒墙而出，总算捡回一条性命。
这支部队降清之后，首先参与了天聪七年七月十日的旅顺口大战，并终于在此役中将与东江皮岛将领矛盾深重的明军总兵黄龙杀死。很快，孔有德、耿仲明部就开始向清军原有的乌镇超哈传授由葡萄牙炮手带来的全套西式火炮训练和使用方法，其中用于攻城重炮的铳规使用方法，当时在明军中无其他部队掌握。由此可见登州兵变中由葡萄牙训练的最强炮兵部队叛变，对明与后金的军事实力对比，确实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摘自《国家人文历史》文/白孟辰） 刊小容天下，纸薄纳古今 求关注~ 阅读历史，感悟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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