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考试制度

考试制度自唐历宋，还可说没有大变动。到明代，变动就大了。后来清代的考试，都从明代沿下，现在我们且讲其间两点重要的：

甲、进士与翰林院

第一讲进士及第和翰林院。唐宋两代的考试，由民间先在地方政府呈报，由地方送上中央，这些人就叫进士。考取后称进士及第。譬如你是山东人，便向山东省政府报名，他把你送到中央，你就是山东省进士。考试录取，就叫进士及第。因此主要的考试只有一次。到了明代，殆因报考的人数更多了，才分成几次考。第一是府县考，录取了叫入学，又叫县学生，俗名又叫做秀才。照理，县学生该赴县学读书，但有名无实，并无正式的县学。其次是省试，考试地点在各直省的省会，这叫乡试，中试者俗称举人。各省举人再送到中央，集合会考，这叫会试。会试中试，始是进士，也叫进士及第。其实就名义论，举人就如进士，进士也就如举人，哪有这许多分别呢？明制进士及第以后，还该留在中央政府读书，由中央派一个资格老的前辈进士出身的人来教。这个人，本身就是朝廷大官，也不严格来教读。照例，要待这些进士读书满三年，再加一次考试，成绩好的，就得入翰林院。所以明代翰林是进士在中央读了几年书，经过考试，这个时候称为散馆，才成翰林的。但此种进士读书的制度，不久也有名无实了。而明代风尚，则极看重进士与翰林，非进士翰林就不能做大官。明以前的科举，只进士及第后，即便分发服务，依其行政成绩逐渐上升。明代则举人不便是进士，一定要进士及第，进翰林院的这批人，才能当大官。举人以下就没有做大官的份，如是则科举场中也分了流品。进士及第是清流，浮在上面直向前，秀才举人则变成了浊流，沉淀在下面，永远不超升。鼎甲出身，也成一种流品观念了。我们不能说科学场中有阶级，但却有流品。从两汉到唐宋，任何人都得从小官先做起，但人人都有当大官的希望。明以后，科举分成两层，下层是秀才、举人，没法当大官。上层是进士与翰林，也没有做小官的。清代也如此。像曾国藩进士殿试，虽列三甲，只是同进士出身，然而进士散馆成绩好，获进翰林院，以后出来便做几任学政主考，后此就做侍郎，等于现在的部次长，一下就做大官了。至于考不上进士翰林的，无论你学问修养好，从政成绩好，总之没办法。这种制度，依然是重法不重人。但平心论之，此项制度也绝非无好处。明清两代许多的有名人，都出在翰林院。因为考取进士后，留在中央这几年，对政府一切实际政事，积渐都了解。政府又给他一个好出身，将来定获做大官，他可以安心努力。他在进士留馆时期及翰林院时期，一面读书修学，一面获得许多政治知识，静待政府之大用。进士与翰林成为政府一个储才养望之阶梯。科举本只能物色人才，并不能培植人才的。而在明清两代进士翰林制度下，却可培植些人才。这种人才，无形中集中在中央，其影响就很大。即如曾国藩，考取进士时，也不过三十几岁，那时在学问上是并无甚深基础的。而在他进士留馆一段时期，住在京城，生活虽说很清苦，但亦很清闲，没有什么事，可以一意从师觅友，读书论学。学问基础，便在那时筑成。及做翰林，还是没有事，还是读书，。即或放到外省作主考官，主考还是没有许多事，旅行各地，多识民情风俗，多认识朋友，回来还是翰林。如是多少年，财政是当官任事。国家养你在那里，担保你有大官做。政府的事，你都可知道，只让你从容一时期，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明清两代，许多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多半从进士翰林出身。并不是十年窗下，只懂八股文章，其他都不晓得。他们住京都，往往只携一个仆人，养一匹马，或住会馆里，或住僧寺里，今天找朋友，明天逛琉璃厂，检书籍，买古董。或者在当朝大臣家里教私馆。然而他们负有清望，是政府故意栽培的人才。在政府论，应该要有一个储才之所，把下一辈的人才培养在那里。培养他的学识，培养他的资望。如是才可以接上气。汉代培养人才的是掾属。唐代培养人才在门第。宋代培养人才在馆阅校理之职。到明清两代，始把培养人才的机构归并到考试制度里。当然，做翰林的不一定全都好，然而政治家学问家都由这里面出来，那亦是事实。

乙、八股文

其次我们要讲及八股文。这是明代考试制度里最坏的一件事。从明代下半期到清代末期三四百年间，八股文考试真是中国历史上最毁丧人才的。大家知道：八股文没有什么意思，但为什么政府偏要用此来考试呢？当然有人要说，这岂不是专制皇帝故意的愚民政策吗？然而明代推行八股文，早已在衰世。那时的皇帝，哪里会用心创造这样用意刻毒的制度来？当知任何一制度，很难说有一二人所发明，所制定。正因当时应考人太多了，录取标准总成为问题。从前唐代考试，一定要考律诗，就因为古诗不容易定标准，判优劣，律诗要限定字句，平平仄仄，要对得工整，一字不合法度就不取。标准较易具体而客观。宋代不考诗赋考经义，仁义道德，大家一样的会说，谁好谁坏，很难辨。所以演变到明代，又在经义中渐渐演变出一个一定的格式来。违犯了这个格式就不取。这不过是一个客观测验标准。八股文犹如是变相的律诗，是一种律体的经义。这也不是一下子便制定了这格式，而是逐渐形成的。开始时，也并不是政府存心要愚民毁丧人才的，目的还是在录取真人才。然而人才终于为此而消磨了。现在只骂创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怀有极大的恶意，其实此制度也不是某一时某一人所创始的。而且纵使存心公正善良的人，其所创制度，也可有偏弊，有流害。我们必如是想，才能对政治制度有深一层之研讨与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