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赵匡胤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到太宗时期，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但这种统一局面仅限于中原地区。其时，与宋朝分庭抗礼的还有辽、西夏、金三个政权。11世纪，北宋为金所灭，宋室南迁，在秦岭——淮河以南重建宋朝，定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
虽然两宋期间有过多次大规模的战争，统一与分裂局面交替出现，但从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看，宋朝仍是我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中的一个高峰。正如史学大师陈寅恪所指出的：“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朝之演进，造极于赵宋。”
源于隋，制度化于唐的科举制度，在宋朝得到了极大的完善，由科举而进身仕途的观念在宋朝深入人心，影响远及明、清两代。武举是科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朝武举在唐朝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宋朝，首开武举殿试之先河，形成了解试、省试、殿试的三级考试制度。宋武举一改唐武举只重武艺，不问文章的做法，注重考察武举子的军事理论素养，欲选拔出才兼文武之儒将。宋朝虽然历经坎坷，但终将武学制度化，并编订了教材——《武经七书》。而朝廷颁布《补官差注格法》，又将武举授官与军队建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从选拔军事人才的观念看，宋朝武举更加理念化，更具进步色彩，宋朝文武并重，打破了以弓马选将帅的传统，开辟了在和平条件下选拔军事人才的新路，对从高门贵族子弟中选拔将领的倾向形成了冲击。
然而，宋朝“重文轻武”的社会背景，“以文制武”、“将从中御”的统兵体制，使宋代武举难以避免地表现出“录取人数不多”，“武学规模不大”，“武进士不愿从军或学非所用”等弊端。终宋一朝，名臣、名将中无一人出自武进士。靠武学培养，用武举选拔优秀将帅以提高军官素质的理想未能得以充分实现。
一、宋朝武状元与武进士的人数
据《状元大典》、《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宋会要辑稿补编》、《宋史》等文献及有关地方志记载，宋朝自北宋仁宗赵祯天圣八年（1030）开设武科，到南宋度宗赵禥咸淳十年（1274）最后一科武举，共计开武举七十八榜，应产生78名武状元。目前，发现有姓名可考的武状元人数是8人，其中1名应视为武童试状元，科分不详者6人。
需要说明的是，在七十八榜中，本书有四榜列出的是2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每榜列出的2人均有出处，需要继续考证。
从《状元大典》之《宋代武举登科表》中可以得知，有四十四科武举确切记载了武进士的人数，这四十四科产生了1459名武进士。笔者在查找地方志史料时又找到了十八科武举的188名武进士的姓名。这样，已知的宋代武进士人数就达到了1647人。但遗憾的是，这十八科中，每科录取武进士的总人数却不详，这个188名的数字，绝对少于这十八科所录取的武进士的真实数字。对于另外十六科，不但录取的武进士总人数不详，且笔者在查找史料的过程中，也没有发现除武状元以外的其他武进士的姓名。另外，在此十六榜中，有的榜连武状元的姓名都不知道。
从有确切武进士人数的四十四榜看，宋朝录取人数最多的一榜是董君平榜，61人；录取最少的一榜是应?然榜，仅录取2人。宋朝武举录取人数每科大多在30人至50人之间，如果将已知的四十四科1459人平均一下，则每科录取武进士人数是33人。如果假设宋朝每科录取的武进士人数是30人，那么，就可以推断出宋朝七十八科武举共录取了2300余名武进士。
同文进士科录取的人数相比，宋朝录取武进士的人数实在太少。宋朝共开文进士科一百零八榜，录取正奏名文进士42457名，文进士的人数是武进士人数的十八倍还多。
二、宋朝对武举制度的贡献
第一，宋朝武举开始了殿试。宋朝的武举考试分三级进行，即解试、省试和殿试。
殿试的出现显示出宋朝统治者对武举的重视程度，其考试周期多为三年一次，亦有四年一次，而第一次武举殿试与第二次武举殿试仅差一年。
从时间上看，宋朝解试是六月底于行在兵部报名，八月考试。解试前要有一个资格试，由各路地方官直接考核。其不限人数，只要弓马合格，即可参加解试。解试由行在兵部主持，所取名额有一定的限制，一般是70人左右。
省试由兵部主持，是真正的“兵部试”。时间在解试后第二年的一月或二月。
每科的殿试时间存在着较大差别，大至在三月至八月之间进行。殿试虽由皇帝亲试，但基本上只是一个形式，目的是显示皇帝的恩典，只要不出大问题，所有参加者都能通过。武状元是根据考生的成绩与皇帝的好恶而产生出来的。
第二，宋朝武举考试的内容是文武并重。
宋朝武举一改唐代武举只重武艺的做法，变为既考武艺，又考策论。武艺以考弓马为主，弓马分为两场，先“步射”，后“马射”，由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具体承办。弓马合格，则参加文章考试，先考策问，后考《武经七书》。宋武举从整体上表现出一种文武并重的倾向，其目的是为了求得能征善战的儒将，其结果是宋朝的武进士与武状元的整体文化素质较高。他们中的不少人，有的在地方上做出了成绩，如朱熠、蔡必胜；有的还成为军事理论家，如华岳、江伯虎；有的在军事上成为独当一面的战将，如程鸣凤、许思纯、张建侯、厉仲方、周虎、薛奕。
第三，宋朝建立了比较完备的为武举而设的学校——武学，编制了专用的教材《武经七书》，使武举人才的培养有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据有关文献记载，唐朝曾于玄宗开元年间（713～724）建立过武学，但却没有制度化。这种肇始于唐代的武学，被宋代统治者所借鉴、发展与完善。
宋朝武学经历过两次兴废。第一次设立的时间是北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地点是河南开封武成王庙，主管官员叫阮逸，其官职为武学谕。但该校只存在了不足百天。原因是无人愿意入学。30年后，即熙宁五年（1072），宋神宗下诏复置武学，规模初定为100名学生，最高时曾达到200人，分为外舍100人、内舍70人、上舍30人，学习期限三年，食宿由国家供给。武学生源自平民、官僚子弟及有武官资格而未正式做官者，这三种资格的人均需两名中高级官员做保，并经考试合格方可入学。武学生的学习内容有：兵法——《武经七书》，历代用兵成败事例，历代忠义人士事迹。对排兵布阵有兴趣的学生，还可得到朝廷拨给的兵卒，以供训练时使用。北宋灭亡，武学被迫迁至临安（今杭州）。在那里，最盛时武学生达到了130人。武学生入仕出官，也要经过武举（或文举）考试。由武举入仕之初，一般要到边疆或其他地方担任小头目或任基层统兵官。
武学这所中国古代专为培养军事人才而设立的学校，将军事人才的培养纳入教育系统之中，它不仅是对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一个贡献，也是对中国古代武举制度的完善。它有利于武举制度的贯彻实施，为武举考试输送了较高质量的生源，提高了武举子的文化素质。
第四，在武举中设置绝伦科，是宋朝武举的一个特点，也是宋朝武举的一个创新。
冷兵器时代，士兵武艺的高低对军队的战斗力影响很大。军队和民间都有很多文章作得不出色而武艺出众且有韬略的人才。为了不使这些有专长的武士有失落感，并发挥他们的特长，宋朝武举特为他们设立了绝伦科。这种开始于北宋的绝伦科并不独立于武举之外，它只是在武举子们之间的部分考试内容中存在着一定差异。绝伦科举子的考试内容也考“策对”，只是在录取时放低了文章的标准，但又加大了对武艺考试的难度，要加试步射和弩踏，且所使弓力也大大高于其他参试者。北宋武举绝伦科对文章要求极低，但到了南宋，绝伦科性质也变为文武并重。
第五，南宋孝宗于淳熙六年（1179）颁布了《补官差注格法》，大幅度地提高了武进士的授官阶别，对鼓励武进士从军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三、宋朝武举的地域性
从现有的资料看，北宋武状元的籍贯多为不详，武状元的地域性，主要表现在南宋时期。自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起，到南宋末年的48科武举中，共有14榜的武状元产生于今浙江省的平阳县，比例超过了四分之一。由此，平阳被誉为武状元之乡。另有八榜的武状元产生于福州，比例占到了六分之一。
在南宋，武进士的产生也表现出了很强的地域性。据1991年出版的《平阳县志》第608页记载以及笔者的统计，在已知的南宋1182名武进士中，平阳县共产生了276名武进士（其中武榜眼5名，武探花6名），其比例占到了南宋已知武进士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三以上。此外，今福建省的闽县及长乐等地也产生了不少武进士。
平阳为什么能够产生出如此多的武进士、武状元？这当然离不开平阳县的物质基础与人文背景。
首先，平阳经济富庶，为练武习文者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
平阳地域辽阔，其面积占据了今天整个温州地区总面积的1/3。它地处东海之滨，气候宜人，风光旖旎，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鳌江横穿全县，流入东海。该地区的南麂岛是浙江最好的渔场之一，而肥沃的万全平原更是粮食作物生长的天堂。这些使平阳成为富庶之地，鱼米之乡。
平阳丰富的物产，繁荣的经济，颇有发展的空间，使其成为移民的理想场所。平阳县有户籍记载，始于宋朝。据记载，北宋哲宗绍圣年间，平阳县有65000多人。其时，温州尚属“僻远下州”。后宋室南渡，人口随之大量南徙。高宗建炎年间（1127～1130），平阳人口增加了218%，在两宋之际人口锐减的背景下，这个数字显得尤为突出。
其次，平阳有着比较深厚独特的人文背景。
平阳县的人文背景可以用三句话概括：一是浓厚的尚武之风，二是鼎盛之学风，三是平阳人将自身价值的实现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
平阳地处今浙江省南部，西邻福建，东面大海，擅山海之胜，所谓“面海负山，实维瓯闽疆”，成为“两浙咽喉，八闽唇齿”。从北宋起，因禁止海上商贩非法贸易的需要，有关方面在当地招募壮年男子，组成精锐部队，据险立栅，设立了蒲门、南监两寨，以防御海盗、外寇。士兵的本土化，使当地形成了较为浓厚的尚武风气。宋室南渡后，平阳作为闽浙交通要道的作用更加突出，且因临近南宋都城杭州，拱卫京师的责任日渐重大，朝廷也更加重视当地军队的建设。历史的渊源与现实的需要使当地民风颇为强悍，也使他们较注意学习武艺，时至今日，当地还流传着“男壮皆练武，村村有拳坛。”的民谚。
高宗南渡，使宋朝的统治中心发生位移。人口大量南迁，一些社会精英来到平阳，使平阳的人才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平阳的人文环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平阳由北宋时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一跃而成为南宋学风鼎盛、人才辈出之地。终宋一朝，平阳不仅出了14名武状元，众多武进士，还出了3名文状元，1名文榜眼，2名文探花，406名文进士。爱国诗人林景熙，著名学者陈经正、陈经帮、宋之才均出自平阳。
宋朝武举，不单考较武艺，更注重考核武举子的军事理论素养，推行“以策问定去留，以弓马定高下”。研讨兵书，离不开必要的文化知识，如果平阳只有尚武之风，而无鼎盛之学风，那么，平阳产生的将不是具有一定文化功底和军事理论素养的武进士、武状元，而是四肢健壮、头脑简单的武夫。在平阳的武进士中，有不少人本身就是文进士，他们有的是先考文举，再考武科，有的是先中武举，入仕后再换文科。有不少人虽为武进士，却任职州、县，如薛万石知阳朔县，朱尚志知梧州，杨梦飞知滕县，杨镛知贵州，薛应龙知惠州，薛文焕知慈利县，而其中颇有政绩者，又以武状元朱熠、蔡必胜为最。
南宋一朝饱经战乱之苦，众多的平阳移民有着太多的国仇家恨，现实的残酷使平阳人知道，只有保国才能治国。当此之时，国家最为需要的是统兵打仗的将帅之才。正如平阳兄弟武状元陈鹗、陈鳌的父亲陈文教导他们所说：“世治尚文，世乱尚武，建功报国，正此时也。”所谓“宁为百夫长，不为一书生”是也。对于收失地，雪国耻，迎请二圣还朝，文人雅士的坐而谈，自不如铁血之士的起而行。南宋末年，平阳不少武进士喋血疆场，以身殉国。将社会现实需要与实现自身价值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能不视为武状元多为平阳人的原因之一。浓厚的尚武之风给平阳人以较高的武艺，鼎盛之学风又赋予平阳人以深厚的文化功底，加上南宋社会的现实需要对平阳人的影响，使平阳人占尽武举的天时、地利、人和，使平阳人在推行文武并重、以选拔儒将为己任的宋朝武举考试中得以一展身手，独领风骚。
四、宋朝武举的局限性
有宋一朝的武学与武举，确实培养、选拔出了不少军事人才，如许思纯、熊安上、周虎、程鸣凤、张建侯、历仲方、江伯虎、蔡必胜、华岳、薛奕等。但从整体上讲，宋朝的武举并没有选拔出，也没有培养、造就出十分优秀的将帅。宋朝一些优秀的军事将领，如岳飞、韩世忠、狄青等人，均非武举出身。如果探其原因，不外以下二点。
1武举录取人数太少，武学规模太小，且武学是武举的附庸。
就制度本身而言，宋朝的武举无疑是先进的。然而，它并不是宋朝统治者求取军事将领最常用的办法。从整体上讲，宋朝最盛行的仍是以世袭或行伍升迁为军官的制度。与之相比，武举的份量实在是太轻。在北宋三十科武举中，有不少科武举录取的人数仅10余人，最少的仅为2人、6人。众所周知，量是质的前提，没有量的基础，难有质的飞跃。如此少的几榜，如此少的几个人能在军队建设中起多大的作用？相信人们不难得出结论。南宋录取的武进士虽然多一些，但也大多不过是30至50人，与文进士的录取人数相比，武举录取的人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宋朝武学本是培养军事人才最理想的场所，那里既可以研讨兵书战策，排兵布阵，又可以演练刀枪，谙熟弓马，理应成为将帅的摇篮。但它不是因为重文轻武的社会背景导致生源不足而停办（北宋时），就是因为规模太小、入选严格而导致不少颇具天资的人难以涉足其中。试想，全国只有这么一所学校，且这座学校三年招一期，每期仅100个名额，要由中高级官员保荐，还动不动就停办。与太学相比，可以说武学更像是一所实验学校。武举是选拔制度，武学是教育制度，两者本应是一个重选拔，一个重养成，但武学生只有通过武举才能进身仕途，武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沦为武举的附庸，就是为武举而设，武学的教育成为应试教育，武举制约着武学的发展。
2武进士的自身弱点。
宋朝武进士中有不少忠义之士，仅入《宋史》之《忠义传》者就有8人。但是，南宋社会也曾出现过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武进士不愿从军，即使是江伯虎、林?这样有才华的武状元也视从军为耻辱。武举本是朝廷求取军事人才的有效手段，如果被朝廷选中、录取的所谓军事人才不愿意服务于军队，效忠于国家的国防建设，那么，武举的意义和初衷就打了折扣。人们可以设想，一个不愿意成为军人，不愿意将自己的平生所学应用于沙场之上的武进士，无论如何是成为不了名将的。当然，武进士自身的这些弱点，同样也是宋代重文轻武的大背景造成的。
宋朝武举虽有着历史的局限性，但它对选拔军事人才所做的有价值的探索，它对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追求，无不充满了先进的理念色彩。它虽未能使宋朝人到达理想彼岸，但其进步的思想、先进的理念所闪烁出的智慧之火，却对后人不无裨益。
宋朝是一个极端重文轻武的朝代，武举考试居然还要写文章才有录取资格。宋代武举中选后,有官的在旧官上升转,无官的授八品以下的小使臣,武状元也就补个从八品的秉义郎而已.(秉义郎是八阶小使臣里面排第二,宋代官品值钱武臣5品就算美官了,绝不是清后期泛滥的官品能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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