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假十年，人设崩塌，“日本制造”就此走下神坛？

自10月8日，日本第三大钢铁企业神户制钢大规模造假丑闻曝光至今，事态仍在持续发酵，影响范围不断扩大。

阿信帮大家简单梳理一下前情：

10月8日，神钢造假新闻曝出。当天该公司承认旗下3家工厂和1家子公司存在篡改部分产品的技术数据、以次充好交付客户的造假行为。

承认其在2016年9月至2017年8月底期间，违反合同篡改了强度和尺寸等质量数据，涉及其中的产品包括铝制零部件 1.93 万吨、铜制品 2200 吨、铝锻件 1.94 万件。问题产品销往丰田、三菱、日产在内的众多日本汽车企业，以及航空、电车等共计6000 多家企业。还流入日本国防领域以及诸如戴姆勒、雪铁龙、波音、空客、通用电气等国际知名企业。

12日，神钢负责人公开致歉，承认篡改铝铜制品强度、尺寸数据，造假产品流入约 200 多家企业，部分违规行为可追溯至十年前。次日又将波及的企业扩大到 500 家。

日本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有评论称，“日本制造”“匠人精神”已彻底走下神坛。

其实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也许神钢长达十年的造假并非一日之寒。

神户制钢所是世界500强之一，日本第三大钢铁联合企业，也是日本顶尖的铝产品和铜产品供应商。它创建于 1905 年，以钢铁制造业、锻造业起家，1960 年公司开始了全球化发展，逐步成长为日本著名的财阀集团，影响力遍及日本各界。

这个时间，恰恰经历了我们所说的“日本制造”的兴起过程。那么神钢造假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强大的“日本制造”为何转向下坡呢？

其实，钢铁行业的衰落只是日本制造业经济不断滑坡的一个鲜明例子。

在60多年前，“日本制造”还是粗制滥造的代名词，却在二十年内迅速发展为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又在新世纪之初进入衰退，被学界称为“失落的二十年”。日本经济为什么崛起？又因为哪些原因衰落？

让我们看看，哈佛大学日本史教授安德鲁·戈登在《现代日本史》中，回顾的日本经济从战后腾飞到近二十年来不断衰落的半个世纪：

1955-1973：战后的经济奇迹

1955 年到1973 年是日本高速发展的核心时期，其资本形成率平均每年超过22%。与国民生产总值一样，这亦是史无前例的，而且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与之媲美。虽然说这样的发展是空前的，但从历史上仍可以找出其经济结构变化的根源。

图表：1951-1976年实质国民生产总值及资本形成

战后的景气中最领先的产业是钢铁、造船、汽车及电子， 它们占尽优势。然而就是这些产业在20 世纪30 年代带领军事化的经济走向繁荣，甚至连生产企业也是那几家。

我们现在可以看出，这些重工业能在战时发挥繁荣经济的作用，在和平时期也可以担任同样角色。从 1955 年到1970 年，重工业在整个生产中的比重从45% 跃升为 62%，而纺织业等轻工业的比重则大幅下滑。

1958 年精工手表公司的女工正在生产线上工作的情况。当时成百上千的女性在初中毕业后，或进入欣欣向荣的高科技行业，如电子业、精密制造业等，或进入纺织业等传统行业。（每日新闻社提供）

战后奇迹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特殊有利的国际环境：首先是朝鲜战争在关键时刻刺激日本出口。其次是美国长期驻军及宪法限制日本发展军力，使日本不用负担太高的国防费用。最后是汇率， 从 1949 年到20 世纪70 年代初，日元对外汇率较低，实际上成为一种出口补贴。

在国内，企业经营能力是一个重要因素，无论是旧有还是新成立的公司，一群新世代而又充满干劲的管理人员已出掌大局。西山弥太郎（1893—1966），原为川崎重工董事长，1950 年将该公司的金属产业分出，另外成立川崎制铁所，他计划利用庞大投资建立一个整合完全、技术先进的炼钢厂，但政府官员拒绝帮助他向国内寻求资金，最后他只得改向日本以外的世界银行贷款。1961 年，川崎制铁所成为日本国内第四大钢厂。

川崎重工董事长西山弥太郎（1893—1966）

另一个有利战后经济的因素是人力资源的优良质量。在美国占领时期，义务教育延伸至中学，职场中年轻工作人员的受教育程度愈来愈高，各年龄层的雇员都乐于看到回到正常工作的可能性，可以有机会为自己的前途奋斗，无须再为军方牺牲。制造业工人无论在行动上还是要求上都勇于出头，全力投入工作岗位。当新技术用于生产线，而且能获得有效运用时，生产力便大大提升。从1955 年到 1964年制造业的劳动生产力上升了 88%。

在日本战后经济史中，国内最受争议的因素便是国家的角色，日本政府并不采用苏联模式实施“统制经济”。私人企业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有时甚至无视政府的劝告。然而战后日本经济也非全然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奇迹。在战前及战争期间日本便已尝试各种国家管理措施，这些措施其后总称为“产业政策”。

举例来说，20 世纪50 年代奥地利人发明一种技术卓越的碱性氧气炼钢法（BOF 转炉法），真正自由市场的做法是有兴趣的生产商自行与发明者协商，各自付费取得自己的专利权。但通商产业省说服各主要钢铁生产企业共同买下这项技术专利，不但可以分担成本，亦可以共享利益。日本生产企业用这种方法取得一项重要的技术，而所花费用却比美国钢厂少了许多。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企业终于能迅速发展新世代的生产设施，超越世界各地的对手，甚至挺过了70年代的石油危机。

1973-1989：石油危机下的繁荣

日本两位数字的经济增长速度傲视全球，但到1973 年秋天却戛然 而止。当年10 月中东爆发以色列—阿拉伯战争，阿拉伯的主要石油生产国限制石油出口，日本亦在限制之列，油价因此在短短数周内暴增 4 倍。

维持日本生命线的能源有断绝供应的危机，进一步证实主张经济自给自足者一向以来的最大忧虑：石油危机凸显出当今互相依存的世界里，假若经济资源缺乏，其弱点便十分容易暴露。

这一时期日本经济虽面临短暂的衰退，不过复原得很快。从 1975 年到20世纪80 年代末，日本经济的增长步幅持续而稳定，其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有 4%—5%。

与其他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同期经济相比，日本的表现可以说有天壤之别，不单经济欣欣向荣，通货膨胀亦不高，失业率也维持在 2% 以下。除此之外，日本工业生产力在20 世纪70 年代与80 年代也是全世界增长率最高的地方。企业在新厂房及设备上的投资也是空前的。

20 世纪80 年代后期经济景气达最高峰之际（本图摄于1989 年12 月），年轻的OL（办公室小姐）与其男性同事（不像女性，他们没有一个响亮的外号）都会趁即将来临的假期到海外旅行，图中显示她们正在东京一个政府办事处柜台前排队等候领取护照。（每日新闻社提供）

在石油危机下保持繁荣的原因很多，令很多日本人特别引以为傲的是所谓“日本式管理制度”，在20 世纪60 年代，日本制造商已经证明在一个扩张及全球增长的时代，他们有能力生产质量良好的商品。其后大环境更加恶劣，他们亦显示出适应能力，并且可以进一步发展：在20 世纪70 年代，他们面临高涨 的能源成本及衰退中的外国需求；在20 世纪80 年代，由于日元汇率飙升，他们要面对增长的出口成本，他们的适应方法后来被称为“减量经营”运动。

不过，日本公司要面对的问题也很多，如过大的生产能力、停滞的需求以及昂贵的成本，它们不得不与工会合作，裁减数以千计的工人。以钢铁行业为例，在20 世纪80 年代末，韩国新建成钢铁厂的竞争能力与日俱增，日本最大的5 个炼钢厂同样要裁掉1 / 3 的雇员。很少工人是直接被解雇，那些面临解雇的工人，或被调到公司下属承包商中，或公司给予优惠，让其“自动”提早退休。大企业为了能弹性扩张，大量雇用女性临时工人，故企业一旦要瘦身，可以马上裁撤她们。

在日本已经变成一个极端以企业为中心的社会，大部分的人相信只要有利于企业，亦等于有利于整个社会。

专家大肆鼓吹日本制度的成功， 日本式质量管理的著名推销者唐津一在1986 年宣称：“我相信日本在工业管理的体验，其成果应推广于全世界……因为西方的企业形态是以笛卡儿的假设作为它的前提，日本可以从根本上给予正面挑战。”

1989-2008：“失去的二十年”

1990年，20 世纪80 年代积累的投机泡沫爆破，日本经济停滞从此展开，一晃便超过10年。一方面是见怪不怪的政治混乱，另一方面表现为经济问题，所以国内外的评论家在1999年前后便为日本创造了一个广受注意的名词“失去的十年”， 用以描述日本1990 年以来的情况。

历史证明，失去的十年不仅没有过去，而且又延续到了21世纪。

1983-2007年日本实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衰退的第一个象征是股票市场熊市的出现，这是大藏省高层官员有意识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1992 年，股票市场投机泡沫爆破的影响，渐渐散发到其他部分，经济不景气终于出现。工业生产指数、房屋开工指数及批发物价指数纷纷下跌，消费者及企业的信心亦同样动摇。

从1997 年至1998 年，日本实质国民生产总值下降 2%，到1999 年增长率实际上是零。一个外国观察者写到日本，称之为“走了样的体制”。经过这些年互相矛盾的表现及政策，学者不再敦促美国、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向日本学习。

面对日本“失去的十年”的悲剧，他们归因于深层结构问题及整个体系的张皇失措。他们指责国家过度介入私人经济领域，呼吁“放松管制”。以私人企业为模范，他们创造了 一个日语名词“リストラ”，它来自英语“再建造”（restructuring）。

所谓“再建造”即裁减雇员数目，关闭不营利的部门。日本体系原来一直强调经营部门的自主性，忽视股东的控制权。华尔街专家及他们在日本的信徒不断告诉各企业管理层，股东才是老板，只要利润下降， 员工必须走人。

自由市场改革是长期以来的呼声，然而在 21 世纪头十年中，日本许多核心经济制度的变化速度仍十分缓慢。故从20 世纪90 年代至21 世纪初，任何一年整体工人转换工作的比例几乎没有变动。日本仍不是一个随便转换工作的社会。

商界领袖对劳动市场的各项改革忧乐参半，他们希望能在雇用及裁撤员工方面有较大自主空间，另一方面，他们仍重视老员工的价值，希望能维持一个核心长工体系。在2006 年及2007 年，因为面临人口下降问题，企业有意建立一支稳定的工作队伍，陆续把兼职工人转化至正式员工的地位。

要转向以股东为主体的做法同样没有太大效果。东京股票市场的确引入不少外国投资者，最多约占股票总值1 / 4，不少企业逐渐感受到压力，要把焦点转到资本回报。虽然如此，日本企业并没有放弃所谓“交叉持股”的传统做法。所谓“交叉持股”是指结盟企业无论在任何状况中都互相持有对方股份，以防止外人操纵。整体而言，只能说商界比过去稍微留意股东的利息收入。

在安德鲁·戈登看来，日本在最近20年来所面临的经济衰弱并非仅源于一个经济体制问题，或者政策不佳，或者恰好遭遇发展上的低谷期。要解释致经济长期停滞，则必须转向检视同时期的混乱政治背景。由于篇幅限制，这里不能一一叙述，更多知识点可参考《现代日本史：从德川时代到21世纪》。

神钢“人设”的崩塌未必会使“日本制造”就此走下神坛，但确实对其声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或许在唏嘘的同时，我们的制造业也应将之视为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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