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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卷三《北征》诗题下注：“鲍（彪《杜陵诗谱论》）云：至德二年，公自贼窜归凤翔，谒肃宗，授左拾遗。时公家在鄜州，所在寇多，弥年艰窭，孺弱至饿死者。有墨制，许自省视。八月之吉，始北征。”[1] 又《北征》“诏许归蓬荜”句下注引旧题宋王洙实为宋邓忠臣《注杜诗》[2]：“时房琯得罪，甫上言琯罪细，不宜免，帝怒，诏三司推问，（获免，）甫谢，因称琯宰相子，少自树立，有大臣体，帝不省录，诏放甫归鄜省亲。” 按：鲍、邓两家注，各有重要贡献。鲍注价值在于提供了“墨制许自省视”的史料，此当采自当时尚存而后来亡佚之唐代文献[3]，弥足珍贵。邓注价值在于指出杜甫借谢免三司推问，再次进谏，因此肃宗“诏放甫归鄜省亲”，“放归”实为放逐杜甫[4]。综合言之，放归的形式是墨制，实质是放逐。此是肃宗继诏付三司推问后，再次对杜甫实行的打击报复。 何谓墨制？宋赵次公《杜诗先后解》乙帙卷四《北征》题下注：“墨制，则行在仓促之间所用也。”赵次公此一注释，未得其实。清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四唐《右武卫将军乙速孤行俨碑（开元十三年二月）》条：“墨制犹云墨敕，不由中书、门下，而出自禁中者也。”钱竹汀此一解释较确，然而语焉不详。 兹就唐代制敕产生的主要程序，考查唐代制敕与墨制之区别。 《大唐六典》卷九《中书省》中书令条：“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册书，二曰制书，三曰慰劳制书，四曰发日敕，五曰敕旨，六曰论事敕书，七曰敕牒。皆宣署申覆，而施行焉。”原注：“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下之，有‘制诏，天子答之曰可’，以为诏书。”又：“天后天授元年，以避讳，改诏为制。” 《大唐六典》卷九《中书省》中书舍人条：“诏旨制敕及玺书册命，皆按典故起草、进画；既下，则署而行之。……制敕既行，有误，则奏而改之。” 《大唐六典》卷八《门下省》侍中条：“凡下之通于上，其制有六，一曰奏抄，二曰奏弹，三曰露布，四曰议，五曰表，六曰状，皆审、署、申覆，而施行焉。”原注：“复奏画‘可’讫，留门下省为案；更写一通，侍中注‘制可’，印缝署，送尚书省施行。”按同书同卷《门下省》符宝郎条“小事但降符函封”原注：“函封，上用门下省印。”则“印缝署”当为用门下省之印。 《大唐六典》卷八《门下省》给事中四人条：“凡百司奏抄，侍中审定，则先读而署之，以驳正违失。凡制敕宣行，大事则称扬德泽，褒美功业，覆奏而请施行，小事则署而颁之。” 《新唐书》卷四十七《百官志二·门下省》给事中条：“制敕不便者，涂窜而奏还，谓之‘涂归’。季终，奏驳正之目。凡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颁之。” 《通典》卷十五《选举三》大唐条：“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上州刺史之在京师者，册授。五品以上皆制授。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及视五品以上，皆敕授。凡制、敕及册拜，皆宰司进拟。自六品以下旨授。……凡旨授官，悉由于尚书，文官属吏部，武官属兵部，谓之铨选。唯员外郎、御史及供奉之官，则否。”原注：“供奉官，若起居、补阙、拾遗之类，虽是六品以下官，而皆敕授，不属选司。开元四年，始有此制。”按唐代制授官是采用制书，敕授官是采用敕书，此制敕亦即告身。 《唐律疏议》卷十《职制》律“事直代判署”条疏议：“依令：授五品以上画‘可’，六品以下画‘闻’。” 按：由上所述可知，唐代制敕大体可以分为制书、敕书两大类，大事用制，其次用敕。授官则五品以上用制，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视五品以上及供奉官六品以下用敕。唐代制敕产生的主要程序，系由中书省根据皇帝旨意起草制敕草案，并由中书省正副长官中书令、中书侍郎及其所属主要职事官中书舍人等署名，提请门下省审查；经门下省审查批准，由门下省正副长官侍中、黄门侍郎及其所属主要职事官给事中等署名，覆奏皇帝；皇帝审查批准，制书画“可”，敕书画“闻”；然后由门下省复写一份，注“制可”并盖上印，制敕始得成立。或群臣表奏，经门下省审查批准，然后覆奏皇帝，皇帝审查批准画可，而成为制敕。其中，门下省的制敕审查批准权，首先是由给事中行使（“先读而署之”），给事中是否同意此制敕草案，对于此制敕之能否成立，发生关键性作用。当给事中认为制敕草案不合理时，可以驳还（“涂归”），亦即不予批准，则此制敕草案不得成立。唐吴兢《贞观政要》卷二《直谏》类载贞观三年敕中男入军，时魏徵任给事中，“敕三四出，徵执奏以为不可”，“不肯署敕，太宗召徵及王珪”，经过讨论，“乃停中男”。此是给事中有效行使审查批准权驳还制敕草案的一个有力的例证。 在唐代，制定制敕，即是决策、立法[5]。制敕制定权，即是决策权、立法权。唐中书、门下制度的意义，实际是决策权、立法权三权分立，即决策权、立法权分立为中书起草权、门下审查批准权、皇帝审查批准权[6]。这是唐代最重要的政治制度。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贞观元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可知唐中书、门下制度的精神，是“灭私徇公”，和中书门下相互制衡以防止中央政治决策失误。此是由太宗所明确规定。 如果制敕未经中书起草、门下审查之程序，则此制敕不得成立，不得名为制敕，亦即不具有合法性。《唐会要》卷五十四《省号上》中书侍郎类垂拱三年条载凤阁侍郎刘祎之曰：“不经凤阁、鸾台宣过，何名为敕！”[7]即是对中书、门下制度此一规定性的明确表述。 此当述及代表皇帝旨意的制敕原始草案即词头的草拟和行出。唐代典章制度文献并没有此方面之记载，今依据唐代笔记诗文等文献补述于此。 唐李肇《翰林志》：“近朝大事直出中禁，不由两省，不用六宝。并从权也。”[8] 《全唐诗》卷三百二王建《宫词一百首》第五首：“内人对御叠花笺，绣坐移来玉案边。红蜡烛前呈草本，平明舁出閤门宣。” 《全唐诗》卷四百四十二白居易《中书寓直》：“病对词头愧彩笔。” 《全唐诗》卷四百四十二白居易《草词毕遇芍药初开……偶成十六韵》：“罢草紫泥诏，起吟红药诗。词头封送后，花口拆开时。” 《全唐文》卷六百六十八白居易《论左降独孤朗等状》：“‘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独孤朗可富州刺史，起居舍人温造可朗州刺史，司勋员外郎李肇可澧州刺史，刑部员外郎王镒可郢州刺史。’右今日宰相送词头，左降前件官如前，令臣撰词者。臣伏以……”（按此是中书舍人白居易封驳词头之状文，原文较长，不具引。） 《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三·殿中省》“宫官。六尚，如六尚书之职掌”条：“尚宫二人，正五品。司记二人，正六品。典记二人，正七品。掌记二人，正八品。女史六人。司言二人，正七品。典言二人，正八品。掌言二人，正八品。女史四人。……尚宫职，掌导引中宫，总司记、司言、司簿、司闱四司之官属。凡六尚书物出纳文簿，皆印署之。司记掌印，凡宫内诸司簿书出入目录，审而付行焉。典记佐之，女史掌执文书。司言掌宣传启奏。” 按：白居易《中书寓直》、《论左降独孤朗等状》，为唐穆宗长庆元年（821）为知制诰时所作，《草词毕遇芍药初开偶成十六韵》为长庆二年为中书舍人时所作[9]。白居易此相关诗文、李肇《翰林志》、王建《宫词》所述，皆是关于词头草拟、行出之第一手文献材料。 由以上文献材料可知，第一，代表皇帝旨意的制敕原始草案称为词头。（白居易《中书寓直》“病对词头愧彩笔”，自述作为中书舍人所从事之日常工作，是依据词头起草制敕。） 词头内容即皇帝旨意之来源，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皇帝依据臣僚奏议，或君臣共同商议而提出的决策，一类是皇帝自己的决策。此在唐代史料中习见。如上所述，词头所述皇帝旨意，无论是何种来源，都仅仅是决策草案，亦即制敕原始草案，只有经过中书、门下程序审查通过，始得以成立为制敕。 第二，词头系由女宫官在皇帝面前所起草。（《旧唐书·职官志三·殿中省》：“女史掌执文书”。王建《宫词》“内人对御叠花笺，绣坐移来玉按边，红蜡烛前呈草本，平明舁出閤门宣”， “内人”即女史之类宫官，诗言女宫官在皇帝面前连夜草拟词头，清晨词头行出中禁。） 第三，词头文字极为简略，仅为旨意梗概。（如白居易《论左降独孤朗等状》所述:“‘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独孤朗可富州刺史……。’右今日宰相送词头。”词头文字即是只述及某人自某职迁某职。） 第四，词头通常于清晨自中禁行出閤门[10]，送至中书省。（王建《宫词》“红蜡烛前呈草本，平明舁出閤门宣”，李肇《翰林志》“近朝大事直出中禁，不由两省”，表明正常程序为词头自中禁行出閤门，进入中书、门下两省运作程序。） 宋洪遵编《翰苑丛书》卷下《翰苑遗事》引宋王宇《玉堂赐笔砚记》：“国朝因仍旧制。翰林学士分日递直夜，入宿以备著撰。……御药入院，以客礼见，探怀出御封，屏吏启缄，即词头也。”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八《本朝二·法制》：“宫中有内尚书，主文字，文字皆过他处，天子亦颇礼之，或赐之坐，不系嫔御。亦掌印玺，多代御批。行出底文字，只到三省。”王宇《玉堂赐笔砚记》所述词头行出，及《朱子语类》所述宫中女官起草制敕原始草案亦即词头，虽为宋代之事，实际则同于唐代。唯王宇所述词头是送至翰林院，此与中唐以前情况有所不同，中唐以前，由中书省起草制敕，故词头送至中书省；中唐以后，由中书省或翰林院起草制敕，故词头送至中书省或翰林院。 第五，中书省长官即宰相将词头送交中书舍人，中书舍人根据词头起草制敕草案，然后将词头及制敕草案封送中书宰相。（白居易《论左降独孤朗等状》“今日宰相送词头，左降前件官如前，令臣撰词者”，《草词毕遇芍药初开偶成十六韵》：“罢草紫泥诏”，“词头封送后”。） 此下即进入中书长官署名、然后送门下审查之程序运作（已如上述）。 制敕经中书、门下程序成立后，始得由尚书省施行。 《大唐六典》卷八《门下省》侍中条原注：“复奏画‘可’讫，留门下省为案；更写一通，侍中注‘制可’，印缝署，送尚书省施行。”按同书同卷《门下省》符宝郎条“小事但降符函封”原注：“函封，上用门下省印。”则“印缝署”当为用门下省之印。 《大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凡尚书省施行制敕，案成，则给（程）以钞之。”按 “程”字原缺，据《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二》尚书都省条补。程，日程。 《通典》卷十五《选举三》大唐条：“其择人……攒之为甲，先简仆射，乃上门下省，给事中读之，黄门侍郎省之，侍中审之。不审者，皆得驳下。既审，然后上闻。主者受旨而奉行焉。各给以符，而印其上，谓之‘告身’。其文曰‘尚书吏部告身之印’。自出身之人，至于公卿，皆给之。” 按：由此可知，第一，制敕经中书、门下程序成立后，制敕原始文本由门下省存档；同时，此制敕由门下省“更写一通，侍中注‘制可’，印缝署，送尚书省施行”。此是同一制敕的第二份文本。 门下省送尚书省施行的制敕第二文本，盖有门下省之印。 第二，尚书省接到门下省所下制敕后，此制敕第二文本由尚书省存档（“案成”）。同时，尚书省再复写一份（“钞之”），用于施行。此是同一制敕的第三份文本。 尚书省用于施行的制敕第三文本，盖有尚书省之印。（根据制敕内容之不同，印文字样当有尚书省所属各部名称及业务名称之不同。） 如《通典》所载，尚书省施行的授官制敕亦即告身之上，盖有尚书省之印，印文为“尚书吏部告身之印”。按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一百二《唐六十二·颜鲁公书朱巨川告身》条著录明陆完《跋》文：“此唐德宗建中三年六月给授中书舍人朱巨川告身符，年月、职名之上，用‘尚书吏部告身之印’，计二十九颗。”复按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唐颜真卿传本墨迹选》德宗建中元年八月颜真卿《自书告身》（原件今藏日本书道博物馆），年月、职名之上，亦用“尚书吏部告身之印”，计二十九方（次）。两件唐代告身所盖之印，可证《通典》所载确切无误。 准此可以推知，尚书省所施行的所有制敕之上，按例盖有尚书省之印。 制敕一式三份，同等有效。第三份制敕之上所盖的尚书省之印，是制敕经过中书、门下程序后，由尚书省施行的证明。 休假制敕之上，亦当盖有尚书省之印，其印文或为“尚书吏部假宁之印”。（参下文引《大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假宁”条原注：“五品已上，请假、出境，皆吏部奏闻。”） 兹可进论墨制。唐代典章制度文献，并无墨制作为制度的记载。从唐代其他相关文献记载可知，唐代的墨制，本来是用于私人性事务的“王言”。如《四部丛刊》影明刊本唐张说《张说之文集》卷一《进白乌赋并批答》录玄宗《墨诏批答》：“又览所进，放言体物，词藻浏亮。寻绎研味，把玩无厌。所谓文苑菁华，词场警策也。今赏卿金五铤、银十铤。”墨诏批答称赞张说所进《白乌赋》之文彩，即是用于私人性事务。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天宝九载条：“禄山既移居亲仁坊，进表求降墨敕，请宰相至席宴会。是日玄宗欲于楼下打毬，遂停打毬，命宰相赴焉。”墨敕命宰相赴宠臣家宴，亦是用于私人性事务。《文苑英华》卷五百九十六《节朔谢物二》邵说《谢赐新历日及口脂面药等表》：“臣某言：中使某至，伏奉某月日墨诏，赐臣新历日一通，并口脂面药红雪紫雪等。”墨诏用于赏赐口脂面药等物，亦是用于私人性事务。用于私人性事务的墨制，自然无需经过中书起草、门下审查之程序。因此亦无须作为制度载入典章制度文献。 在唐代，用于公务的墨制的大量出现，至杜甫时代为止，主要有两次。 一是中宗景龙年间。 唐刘餗《隋唐嘉话》卷下：“景龙中，多于侧门降墨敕斜封，以授人官爵。时人号为‘斜封官’。” 《通典》卷十九《职官一·历代官制总序》大唐条：“逮乎景龙，官纪大紊，复有‘斜封无坐处’之诵兴焉。”原注：“景龙中，有太平、安乐、长宁、宜城等诸公主……，皆树用亲识，亦多猥滥，或出自臧获，或由于屠贩，多因赂货，累居荣秩，咸能别于侧门降墨敕斜封以授焉，故时人号为‘斜封官’。” 《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唐睿宗景龙二年（708）七月条：“时斜封官皆不由两省而授，两省莫敢执奏，即宣示所司。” 按：景龙时用于授官的墨制，由于是不经中书、门下两省（“不由两省而授”），而直接下达尚书省施行（“宣示所司”），及用于卖官鬻爵，声名狼藉，故刘餗、杜佑等皆特别加以揭露。 二是肃宗朝。 唐李肇《翰林志》：“近朝大事直出中禁，不由两省，不用六宝。并从权也。” 又云：“贞元三年（787），（陆）贽上疏曰：‘伏详令式及国朝典故，凡有诏令，合由于中书，如或墨制施行，所司不须承受。盖所以示王者无私之义，为国家不易之规。……肃宗在灵武、凤翔，事多草创，权宜济急，遂破旧章。翰林之中，始掌书诏，因循未革，以至于今。岁月滋深，渐逾职分。顷者，物议尤所不平，皆云学士是天子私人，侵败纲纪，致使圣代亏至公之体，宰臣有备位之名。陛下若俯顺人情，大革前弊，凡在诏敕，悉归中书，远近闻之，必称至当。……事关国体，不合不言。’疏奏，不纳。” 《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九《陆贽传》：“尝以：‘词诏所出，中书舍人之职，军兴之际，促迫应务，权令学士代之；朝野乂宁，合归职分，其命将相制诏，却付中书行遣。’又言：‘学士私臣，玄宗初令待诏，止于唱和文章而已。’物议是之。” 《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四《李辅国传》：“禄山之乱，玄宗幸蜀，辅国侍太子扈从，至马嵬，诛杨国忠，辅国献计太子，请分玄宗麾下兵，北趋朔方，以图兴复。辅国从至灵武，劝太子即帝位，以系人心。肃宗即位，擢为太子家令，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事，以心腹委之，仍赐名护国。四方奏事，御前符印军号，一以委之。……肃宗还京，……宰臣百司，不时奏事，皆因辅国上决。常在银台门受事，……三司制狱，必诣辅国取决，随意区分，皆称制敕，无敢异议者。” 《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二《李岘传》：“初，李辅国判行军司马，……每日于银台门决天下事，须处分，便称制敕，禁中符印，悉佩之出入。纵有敕，辅国押署，然后施行。” 按：由李肇《翰林志》、《旧唐书·陆贽传》可知，肃宗朝凤翔行在的墨制，是由“翰林学士”起草，不经中书、门下程序（“直出中禁，不由两省，不用六宝”），而直接下达施行。虽然是“权宜济急”，用于紧急军务，但是 “破（坏）”了体现“至公”精神的中书、门下制度。可以补充说，肃宗朝凤翔行在的墨制，虽有为紧急军务而行墨制者，但亦有为徇私灭公而行墨制者，如放逐杜甫的墨制。至于肃宗以翰林学士代替中书舍人草诏，导致此后唐中央决策制度的部分改变，因不在本文范围内，此可不论。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第一，唐代的制敕，是用于公务的“王言”；墨制，则是用于私人性事务的“王言”。制敕与墨制，各有界限。第二，唐代用于公务的墨制，是皇帝的公务命令直接下达施行，而不经中书起草、门下审查之程序（“直出中禁，不由两省”），是对中书、门下制度的破坏（“遂破旧章”）。职此之故，唐代用于公务的墨制不具有合法性（“侵败纲纪”）。第三，用于公务的墨制，既然未经中书、门下之程序，则制敕书面仅有书写皇帝命令的墨字，既无中书起草之署名、门下审查之署名，更无门下省送尚书省施行时所盖门下省之朱印（参“不用六宝”，及前揭《大唐六典》卷八《门下省》侍中条“印缝署”），书面只有墨字而无朱印粲然，此墨制之所以名为墨制。 在唐代，假如墨制用于公务而符合典章制度、具有合法性，则陆贽决不可能在上疏中批评墨制用于公务为“遂破旧章”、“侵败纲纪”，重申“伏详令式及国朝典故，凡有诏令，合由于中书，如或墨制施行，所司不须承受”，并强调此“为国家不易之规”，“事关国体”；而刘餗、杜佑、李肇亦决不会在《隋唐嘉话》、《通典》、《翰林志》中对墨制用于公务特别加以揭露。刘餗、陆贽、杜佑、李肇之文献，乃是唐代墨制用于公务为破坏中书、门下制度，不具有合法性之确证[11]。 唐代用于公务的墨制有无尚书省之印？文献无考，不妨阙疑。但可以肯定，无论有无尚书省之印，都不能改变用于公务的墨制未经中书、门下程序的不合法性质。 由《旧唐书·李辅国传》及《李岘传》则可知：第一，肃宗对中书起草、门下审查制敕制度的破坏，与肃宗使用宦官夺取制敕制定权，乃是一体之事。此点为陆贽、李肇所未能明言，赖《旧唐书》两篇传文得其真相。第二，中书、门下制度的被破坏，原因在于肃宗徇私灭公。 杜甫“请假”省家是否必须制敕批准？ 《大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内外官吏，则有假宁之节”条原注：“五品已上，请假出境，皆吏部奏闻。” 《大唐六典》卷八《门下省》侍中条：“凡下之通于上，……皆审署申覆，而施行焉。” 按：五品以上请假出境皆吏部奏闻，准前揭供奉官皆敕授之例，则供奉官请假出境亦须吏部奏闻，即须经过吏部奏闻、门下审查、皇帝画闻，从而形成敕书，再下达吏部施行。杜甫为左拾遗，属供奉官，其“请假”出境，亦须敕书批准。事实上，肃宗墨制（墨敕）放还杜甫省家鄜州，即是其证明。 朝官请假出境之境，平时是指朝廷所在地即长安之境。当杜甫此时，则是指行在所在地即凤翔之境。 在此应当说明，肃宗放还杜甫省家鄜州之墨制，应称墨敕。宋鲍彪《杜陵诗谱论》以及其所依据的唐代文献称之为墨制，显然是由于制敕统称的习惯所致之微误。本文为行文方便计，非必要时，仍沿用旧说而称墨制。 肃宗放还杜甫省家鄜州，按照唐代制度，本来应当采用经过中书、门下程序的敕书，而不应采用墨制。 肃宗朝凤翔行在之制敕，是否皆用墨制墨敕，而不经中书、门下程序？ 《文苑英华》卷三百八十一《中书制诰二》贾至撰《授张镐谏议大夫制》：“门下：侍御史南汝拟节度判官张镐，崇德广业，宣慈惠和，主善为师，志古之道。或直而温，可以居谏诤之任；或强而谊，可以在准绳之职；或理而敬，可以司草奏之繁；官得其人，鲜有败事。列于鸳鹭，佥曰惟允。可谏议大夫。”据《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张镐传》：“肃宗即位，玄宗遣镐赴行在所。镐至凤翔，奏议多有弘益，拜谏议大夫。”可知《授张镐谏议大夫制》是至德元载颁布于凤翔行在。据《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中《贾至传》、卷一百八《韦见素传》，贾至天宝末为中书舍人，从玄宗幸蜀，肃宗即位，玄宗遣房琯贾至等奉使灵武行册礼，遂留肃宗朝。参杜甫《送贾閤老出汝州》诗，贾至任中书舍人，直到至德三载即乾元元年春。可知《授张镐谏议大夫制》是由中书舍人起草。 按：《授张镐谏议大夫制》颁布于凤翔行在。制书起草者，为中书省中书舍人贾至。制书开头称“门下”，为制书草按提请门下省审查之称呼[12]。此是该制书经过中书、门下之程序之确证。由此可知，肃宗朝凤翔行在之制敕，实有经过中书、门下之程序之制敕，并非皆是墨制。职此之故，肃宗放还杜甫鄜州省家，并非例须采用墨制，采用墨制当另有缘故。 《册府元龟》卷四百六十九《台省·封驳》类：“贾至为中书舍人，至德二年六月，将军王玄荣杀本县令杜徽，罪合死，肃宗以其能修守备之器，特放免，令于河东承光军效力，至上封事执之。” 按：贾至为中书舍人，对于肃宗放免王玄荣之令，上封事执之，则其所封执者实际是交付中书舍人起草制敕之词头。由此足见贾至之正直敢言，亦为清流士大夫。 《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刘秩传》：“安禄山反，哥舒翰守潼关，杨国忠欲夺其兵，秩上言：‘翰兵天下成败所系，不可忽。’房琯见其书，以比刘更生。至德初，迁给事中。久之，出为阆州刺史。” 《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七《杜佑传》：“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房琯以为才过刘更生。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 《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七《严武传》：“至德初，肃宗兴师靖难，大收才杰，武杖节赴行在。宰相房琯以武名臣之子，素重之，及是，首荐才略可称，累迁给事中。既收长安，以武为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 杜甫《八哀诗》第三首《赠左仆射郑国公严武》：“历职非父任，嫉邪尝力争。”又云：“密论贞观体，挥发岐阳征。感激动四极，联翩收二京。” 按：由是可知，刘秩、严武，有学养、品节，皆清流士大夫，为房琯所器重；当时同为门下省给事中。如上所述，制敕产生之程序，以门下省给事中之审查为关键环节。 肃宗罢免房琯，有杜甫疏救；诏杜甫付三司推问，有张镐、韦陟疏救。对清流士大夫之敢于谏诤，肃宗记忆犹新。 肃宗放归杜甫之敕书，不采用经中书、门下合法程序的制敕，而是采用了不合程序、不合法的墨制。这当是由于放归杜甫之敕书，含有不合理的内容，如果经过中书起草、门下审查程序，可能被中书舍人贾至、门下给事中刘秩、严武所驳还；采用墨制，则避开了中书的起草、门下的审查，及可能引起的驳还。 杜甫《北征》诗云：“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回首凤翔县，旌旗晚明灭。” 《旧唐书》卷十《肃宗本纪》至德二载八月：“癸巳（十七日），大阅诸军，上御城楼以观之。” 又九月：“丁亥（十二日），元帅广平王统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之众二十万，东向讨贼。壬寅（二十七日），与贼……战于香积寺西北，贼军大败，斩首六万级。……癸卯（二十八日），广平王收西京。甲辰（二十九日），捷书至行在，百僚称贺，即日告捷于蜀。” 又冬十月：“壬戌（十八日），广平王入东京。……癸亥（十九日），上自凤翔还京，……丁卯（二十三日），入长安，士庶涕泣拜忭。” 杜甫《收京三首》诗第二首：“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闻哀痛诏，又下圣明朝。” 按：至德二载闰八月一日杜甫奉肃宗墨制离开凤翔行在还家鄜州时，朝廷正紧张工作，并已举行盛大阅兵，准备收复两京，故杜甫《北征》诗云“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回首凤翔县，旌旗晚明灭”，“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表示不忍于此时此刻离开朝廷。九月，十月，唐军相继收复两京，肃宗自凤翔还京，杜甫仍然被放还在家，而未回到凤翔行在或长安朝廷。杜甫放还鄜州的这三个多月，正是从凤翔到还京的朝廷，军务政务最紧张繁忙之时期，而杜甫不与焉，故杜甫《收京》诗云“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闻哀痛诏，又下圣明朝”，表示自己置身于收京大事之外的惆怅心情。脱贼奔赴凤翔行在、授左拾遗的杜甫，实际被完全排除在收复两京的重大政治进程之外。职此之故，可以肯定，肃宗墨制放还杜甫鄜州省家，名义是给杜甫省家假期，实质是对杜甫实行政治放逐，具体地说，此一墨制之内容，含有涉及放逐性质之语句。 《北征》诗云：“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微婉顿挫，是言君主有过失矣。
杜甫《收京三首》诗第二首：“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闻哀痛诏，又下圣明朝。” 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五《收京三首》题下注：“此当是至德二载十月在鄜州时作。……按肃宗于至德元年七月十三日甲子，即位灵武，制书大赦。二年十月十九日，帝还京。十月二十八日壬申，御丹凤楼，下制。前后两次闻诏，故云‘又下’也。是时公尚在鄜州，其至京，当在十一月。年谱谓十月扈从还京，与诗不合，当以公诗为正。” 按：仇注言两次闻诏，指至德元年七月十三日及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肃宗两次下诏，此实有误。《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二十三《政事·平乱上》类《收复西京还京诏》云：“朕誓雪国仇，馀无所问，中夜痛愤，志安苍生。”文末注：“至德二年十月”。据《旧唐书》卷十《肃宗本纪》，此诏颁布于十月乙巳朔（一日）。《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二十三《政事·平乱上》类《收复京师诏》云：“安禄山，边陲贱类，……祸变仓卒，涂炭万姓，兴言痛愤。”文末注：“至德二年十一月”。《旧唐书》卷十《肃宗本纪》及《册府元龟》卷六十四《帝王部·发号令第三》，皆记此诏颁布于至德二年十一月壬申朔（一日）。《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唐肃宗至德二载十月条：“壬申，上御丹凤门，下制。”据陈垣《廿二史朔闰表》及日本平冈武夫《唐代的历》，至德二年十月壬申为二十八日，则《通鉴》所记月日为是。由上所述可知，杜甫诗言两次闻哀痛诏，是指闻至德二载十月一日《收复西京还京诏》，及十月二十八日《收复京师诏》，其中皆有“痛愤”之语。仇注所言闻至德元年七月诏，实误。但仇注所言杜甫闻十月二十八日诏，“尚在鄜州”，则正确无误。杜诗“天涯正寂寥”之句，可证杜甫闻此两次诏时，皆在鄜州。由此可以推知杜甫放归鄜州假期的下限。此点甚为重要。 《大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左右司郎中员外郎条：“凡上之所以逮下，其制有六，曰：制、敕、册、令、教、符。”原注：“天子曰制、曰敕、曰册，皇太子曰令，亲王公主曰教，尚书省下于州，州下于县，县下于乡，皆曰符。”可知唐代政治制度规定，凡制敕皆须以符的形式下达到州、县、乡，使家喻户晓。 杜甫《述怀》诗：“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又《羌村三首》：“归客千里至。”杜甫放还省家，是在鄜州三川县羌村[13]。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关内道三》鄜州：“东南至上都四百七十七里。”又三川县：“东北至州六十里。” 《大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度支员外郎条：“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 《唐律疏议》卷三《名例》律“诸流配人在道会赦”条疏议：“行程，依令：马，日七十里；驴及步人，五十里；车，三十里。” 按：自长安至鄜州四百七十七里，自鄜州至三川县六十里，共五百三十七里。唐制马行里程日七十里，以收京诏书兼程下达、日行一百四十里计，十月二十八日壬申《收复京师诏》当天自长安出发，到达三川县须四日，从三川县到达羌村计一日，已是第五日。杜甫鄜州闻此诏之日，已是十一月二日丙子。《收京三首》，即作于此时。换言之，杜甫省家假期，至此已长达九十一天，将近百日矣。 《大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内外官吏则有假宁之节”条原注：“父母在，三千里外，三年一给定省假，三十五日。五百里，五年一给拜扫假，十五日。并除程。五品已上，并奏闻。” 按：杜甫自凤翔行在省家鄜州，在三千里内，正常省家假期不可能超过三十五日，更决不可能将近百日。放还将近百日，此中必定另有缘故。 《唐会要》卷八十二《休假》类著录元和元年八月条御史台奏：“准令式：职事官假满百日，即合停解。” 《全唐诗》卷四百五十八白居易《百日假满少傅官停自喜言怀》：“长告今朝满十旬，从兹潇洒便终身。老嫌手重抛牙笏，病喜头轻换角巾。疏傅不朝悬组绶，尚平无累毕婚姻。人言世事何时了，我是人间事了。”白乐天此诗所自我写照之事实，即是唐代准令式职事官假满百日取消官职之例证。 按：杜甫放还省家将近百日。准令式，假满百日即取消官职。杜甫绝非散漫违纪之人，放还鄜州省家，决不可能违背令式擅自逗留将近百日而不归朝。职此之故，杜甫放还省家将近百日、临近唐令百日假满停官期限之原因，只能是放归省家之墨制，其中有在家待命之文字，而召回之命则三个月不至。在家待命，无异放逐，这即是肃宗放归杜甫的制敕中所可能引起门下驳还的内容，亦即是肃宗采用墨制而不经过中书、门下程序的原因。 杜甫于何日回到长安朝廷？按三川县东南至长安四百一十七里。假定召回杜甫之命与《收复京师诏》同时发出、同时到达，杜甫以闻命次日即十一月三日丁丑出发，以唐制马行里程日七十里计，到长安须六日，则杜甫回到长安朝廷已是十一月八日壬午。此是杜甫回到长安朝廷所可能的最早日期。以此日期计，距闰八月一日离开凤翔行在，杜甫放还省家的假期，已经跨四个月计九十七天，临近一百天。 肃宗墨制放还杜甫省家待命，待命将近百日，临近假满百日停官之唐令规定，这表明肃宗是有意准令式取消杜甫官职。 自放归鄜州后，杜甫内心即已明白自己的从政生涯可能结束。“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言甘心终老天涯，即是表示不作还朝之想。 至于收京之后终于召回杜甫，则当是由于朝中故人为杜甫进言，而肃宗一时不得不作同意。在当时，严武为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刘秩为给事中，贾至为中书舍人，此数人，皆为清流士大夫、杜甫之友人，最有可能奏请召回杜甫。 据杜甫《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腊日》等诗，至德二载十二月杜甫已回到长安朝廷。 肃宗终未能宽容杜甫和清流士大夫。召回杜甫不到一年，杜甫等清流士大夫即被肃宗纷纷逐出朝廷。至德三载即乾元元年（758）春，罢免贾至中书舍人，出为汝州刺史；五月，以“不切事机”为罪名，罢免张镐宰相，出为荆州长史；六月，以“有朋党不公之名，违臣子奉上之体”等罪名，罢免房琯太子少师、刘秩国子祭酒、严武京兆少尹，分别出为邠州、阆州、巴州刺史（《旧唐书·房琯传》）；同月，罢免杜甫左拾遗，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同年，罢免韦陟吏部侍郎，出为绛州刺史。 肃宗由于敌视玄宗的心理，而听信浊流士大夫的谗言，进而敌视、排斥清流士大夫。这一政治排斥的发端，是房琯罢相；其发展，则包括以诏付三司推问、欲加刑戮、墨制放归待命等无理、不合法的手段，以及贬逐出朝的手段，打击报复正直敢言的杜甫。此即是杜甫以廷争、弃官、不赴诏，回应唐室政治无道[14]的原因所在，亦是杜甫后半生飘泊以死的原因所在。
[1]《景印宋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丛书影印宋宝庆二年广东漕司刻本，1987），卷三，第3册，页4。按此书即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此本为《九家集注杜诗》最善之本。 《九家集注杜诗》卷三《北征》题下注称引“鲍云”，卷一《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题下注已称引“鲍文虎云”；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八：“子美诗集，余所有者凡八家：……《少陵诗谱论》，则缙云鲍彪也。”《四部丛刊》影宋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首《集注杜工部诗姓氏》：“缙云鲍氏文虎，著《谱论》。” [2] 关于旧题宋王洙《注杜诗》实为宋邓忠臣杜诗注，请参阅梅新林《杜诗伪王注新考》，《杜甫研究学刊》，一九九五年第二期。关于邓忠臣杜诗注何以被改名为王洙注，请参阅本书《邓忠臣注杜诗考》。 [3] 宋鲍彪《杜陵诗谱论》所书“有墨制，许自省视”，当采自《肃宗实录》。《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唐玄宗天宝十四载至卷二百二十二肃宗宝应元年《考异》，引用《肃宗实录》甚多。《肃宗实录》之亡佚，当在南宋以后。 历代诸家注杜，言及墨制放归鄜州，史源在此。 周采泉《杜集书录》卷二宋鲍彪《少陵诗谱论》条：“彪，字文虎，缙云人。建炎二年（一一八二）进士，官至尚书郎。……鲍氏曾注《战国策》，其序中题绍兴十七年（一一四七），则《谱论》成书，当在《战国策注》之前后，南宋初期之注家也。其注杜不仅散见于集注本，宋人之诗话中亦时有引及。如《能改斋漫录》。……其所引之《宋元嘉起居注》一书，今无传本，鲍氏之淹博，诚非南宋其他注家所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7～38页。）今以鲍注墨制一条，足证周氏判断甚确。 [4] 邓忠臣注所载“帝不省录，诏放甫归鄜省亲”，表示杜甫因再次触怒肃宗而被放归，较《新唐书·杜甫传》所载“然帝自是不甚省录，时所在寇夺，甫家寓鄜，弥年艰窭，孺弱至饿死，因许甫自往省视”，更为明确。《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杜甫传》则不载放归一事。 [5] 台湾学者毛汉光《唐代给事中之分析》：“按当时中国乃君主专制政体，并无立法机关，制书、敕书即是法律，给事中之封驳权，乃是给事中涉及立法权之明语。”（《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1009页。）毛汉光教授所言甚有见地。似可补充两点：第一，就唐代中书、门下制度正常运作时而言，唐代政体并不能简单地称为君主专制政体。既然门下省参与掌握决策权、立法权，既然君主并不能全部掌握决策权、立法权，则径称之为君主专制，不尽符合事实。或可称之为开明君主政体。第二，就唐代君主破坏中书、门下制度时而言，则唐代政体仍可称为君主专制政体。判断唐代政体的性质，似应根据不同条件下的具体情况而论。 [6] 据唐代文献，唐中书省职官、尚书省职官亦可以封驳制敕词头和制敕，虽然此并非其主要职能。《册府元龟》卷四百六十九《台省部·封驳》类载“贾至为中书舍人，至德二年六月，将军王玄荣杀本县令杜徽，罪合死，肃宗以其能修守备之器，特放免，令于河东承光军效力，至上封事执之”，即是中书省职官封驳制敕词头之例证。《旧唐书》卷一百五十八《郑馀庆传》载宪宗时，馀庆拜兵部尚书，再为相，“有医工崔环，自淮南小将为黄州司马，敕至南省，馀庆执之封还”，则是尚书省封驳制敕之例证。 [7]武则天光宅元年（684）九月改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资治通鉴》卷二百三）。中宗神龙元年（705）二月改回（《资治通鉴》卷二百八）。 [8] 宋代洪遵编《翰苑丛书》，卷上，《知不足斋丛书》本。 李肇《翰林志》此段文字全文为：“答疏于王公，则用‘皇帝行宝’。劳来勋贤，则用‘皇帝之宝’。徵召臣下，则用‘皇帝信宝’。答四夷书，则用‘天子行宝’。抚慰蛮夷，则用‘天子之宝’。发蕃国兵，则用‘天子信宝’。并甲令之定制也。近朝大事直出中禁，不由两省，不用六宝，并从权也。”此段文字涉及唐代制敕分为常行制敕和特种制敕，考释如下。 按《隋书》卷十二《礼仪志七》：“神玺，宝而不用。受命玺，封禅则用之。‘皇帝行玺’，封命诸侯及三师、三公，则用之。‘皇帝之玺’，赐诸侯及三师、三公书，则用之。‘皇帝信玺’，徵诸夏兵，则用之。‘天子行玺’，封命蕃国之君，则用之。‘天子之玺’，赐蕃国之君书，则用之。‘天子信玺’，徵蕃国兵，则用之。常行诏敕，则用内史门下之印。” 复按《大唐六典》卷八《门下省》“符宝郎掌天子之八宝”条：“八宝：一曰神宝，所以承百王，镇万国。二曰授命宝，所以修封禅，礼神祗。三曰‘皇帝行宝’，答疏于王公则用之。四曰‘皇帝之宝’，劳来勋贤则用之。五曰‘皇帝信宝’，徵召臣下则用之。六曰‘天子行宝’，答四夷书则用之。七曰‘天子之宝’，慰抚蛮夷则用之。八曰‘天子信宝’，发蕃国兵则用之。”无《隋志》“常行诏敕”二句。 按：唐承隋制。隋之内史省，即唐之中书省。据《大唐六典》，参《隋志》“常行诏敕，则用内史门下之印”，可知唐代制度，常行制敕是用中书门下之印。 李肇言“六宝”，而不言“八宝”，是指除去神宝、授命宝的其馀六宝而言。因为神宝“宝而不用”，授命宝用于封禅。“六宝”是用于特种制敕。 李翰批评“近朝大事直出中禁，不由两省，不用六宝”，是因为按唐代制度，所有制敕，包括用六宝的特种制敕和用中书门下之印的常行制敕，都必须经过中书、门下程序。 李肇何以不言“不用中书门下之印”？则是因为，举出特种制敕当用天子六宝而不用，则常行制敕当用中书门下之印而不用，已不言可知。 [9] 朱金城《白居易年谱》，穆宗长庆元年条，长庆二年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17～118页，第123～124页，第129～130页。 [10] 按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一《西京·宫城》条：“太极殿者，朔望视朝之所也。……殿门曰太极门。门之两庑为东西閤门，两廊为左右延明门。左延明门外为门下省，……右延明门外为中书省，为舍人院。”徐松于“门之两庑为东西閤门”句下注：“按閤门可转北入两仪殿，太宗时以此为入閤。若东内，则以入紫宸为入閤。”同书卷一《西京·大明宫》条：“宣政殿，天子常朝所也。……其内两廊为日华门、月华门。日华门外为门下省，……月华门外为中书省。……宣政殿后为紫宸殿，殿门曰紫宸门，天子便殿也。不御宣政而御便殿曰‘入閤’。” 自唐高宗龙朔三年（663）以后，东内大明宫取代西内太极宫，成为唐朝主要宫廷，除玄宗居住 听政于兴庆宫外，诸帝皆居住听政于大明宫。王建《宫词》“红蜡烛前呈草本，平明舁出閤门宣”，此“閤门”即指紫宸殿门。李肇《翰林志》“近朝大事直出中禁”，此“中禁”即指紫宸殿以北，是皇帝居所。 [11] 日本学者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附录中文《唐代制敕研究要旨》第２章第五节《墨诏（墨制）》：“对唐代文献中出现的敕书之词汇考察结果，墨诏用于‘表’、‘状’的批答，制书及对臣僚抚慰存问的公文‘慰劳制书、论事敕书’，它们统称为墨诏。”（《唐代制敕研究》，日本东京汲古书院，1991年，附录《中文要旨》，页25。）中村教授对唐代制敕的研究甚有成就，但似未能明确区别墨制与制敕的不同性质。 [12] 毛汉光《论唐代制书程式上的官职》：“制书发端‘门下’二字，显然有‘门下省’之意。”（《第二届国际华学研究会议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1年，第339页。）毛汉光教授此一解释，似为同语重复。该文附有任育才教授《评论》：“既是中书草诏，而门下仅属审核，何以以‘门下’发端？”（同上书，第379页。）任教授所提问题甚有意义。毛教授《答覆评论》：“制书里由门下省发端，可能是承袭两汉、魏晋南北朝，因侍中之职乃皇帝近身侍臣，象征着制书原发时期系经过近身侍臣之商议或建议。”（同上书，第379～380页。）似未能中肯地答覆任氏所提问题。 按唐代制书开头“门下”二字，是代表皇帝旨意起草制书草按的中书省，对门下省行文的称呼，表示将此制书草按提请门下省审查；唐代制书此一抬头格式，表明门下省在制敕产生过程中，居于负责审查批准制书草按的地位，对制书能否成立发生关键性的作用。 [13] 据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组实地考察，“羌村在富县（即鄜州）西北三十里。在去羌村的路上，县文化馆长向我们介绍，羌村是古地名，现在叫大申号村”。（详《杜甫全集》校注组《访古学诗万里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99页。） [14] 请参阅邓小军《杜甫在政治上的道德主体精神》，《江海学刊》，一九九三年第一期；又见《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台北文津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261～27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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