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靺鞨（mò he），中国古代民族名，自古生息繁衍在东北地区。先世可追溯到商周时的肃慎和战国时的“挹娄”。北魏称“勿吉”，唐时写作靺鞨。 “靺鞨”是古通古斯语，这个语言后来发展成为鄂温克、鄂伦春、赫哲、锡伯等通古斯民族的语言，这个词的原音可以拼为读为：窝集、勿吉、瓦尔喀（基）”，不能读成“mo he”，这里“鞨”字是一个通假字，通的是“羯”，比如近些年来出土的渤海国石碑上写的就是“靺羯”。今天的满族族名全称为满洲族（满语：manju），1972年日本学者神田信夫在整理《满文老档》时已经发现满洲一词在皇太极改族名以前已经出现，并发表在他的论文《“满洲”国号考》中，况且女真一词并非满族人自己称呼自己，而是契丹人对满族人的称谓，满洲一词与靺鞨（jie二声）、勿（mo二声，通“莫”）吉读音相近，由此可以看出，今天“满洲”的称谓至少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故靺鞨应读作靺鞨（jie二声）。 “靺鞨”之名，初见于《北齐书》。靺鞨，是貊貉同音词，是貊族与貉族融合而成的。古代东北少数民族族名的类似情况，还有如真番族、满番族、满离族、黄头室韦族、黄头女真族、如者室韦族、兀者女真族，回跋族。 貊族与貉族，进入东北后逐渐结合成为新的民族。邑娄取代肃慎，勿吉取代邑娄，取代勿吉，是一条较为清晰的演进轨迹。从总体来看，这一地区的绝大部分居民，无疑是肃慎族后裔。就居民成分而言，靺鞨族是肃慎族后裔的这一结论，自然也是成立的。所以，《隋书》说：“靺鞨即古之肃慎氏。”《唐书》也说：“靺鞨，盖肃慎之地，后魏谓之勿吉。” 靺鞨是东北的一个古老民族，周秦时称肃慎，世居白山（或称不咸山、徒太山、大白山、长白山）黑水之间，以渔猎为业，并同中原地区建立了密切关系。两汉至魏晋时，肃慎后裔称挹娄，曾长期役属于夫余。曹魏初年摆脱夫余的羁绊，始直接通贡于中原，社会发展较为迅速，出现了私有制和贫富分化。北魏时，挹娄改称勿吉，势力更为强盛，逐渐打败夫余人并入据今松花江流域，仍臣属于中原政权。隋唐之际，勿吉又称靺鞨，已拥有粟末、白山、伯咄、安车骨、号室、拂涅、黑水等七大部落。其中以居住在粟末水（今第二松花江）而得名的粟末靺鞨最为强大，有战士数千。605年粟末靺鞨败于高句丽，其首领突地稽乃率八部大众自扶余城（今吉林四平）西北内附于隋，被安置于柳城（今辽宁朝阳）一带，逐渐同当地汉人融合。留在故地的粟末人则与白山、伯咄、安车骨、号室诸部靺鞨人先后沦为高句丽的附庸。668年唐灭高句丽，这部分粟末人同激烈抗唐的高句丽遗民数万人一道被迁居于营州（今辽宁朝阳）附近。696年（武周万岁通天元年），契丹人李尽忠据营州叛唐，当地的靺鞨人与高句丽遗民趁机回归故土，其中在粟末首领大祚荣统率下的一部东渡辽河，到达故地，于698年在东牟山（今吉林敦化东北）和奥娄河（今牡丹江上游）一带建立了震国。初，震国为防备唐廷的讨伐，曾不得不依附于突厥。707年（唐神龙三年），唐廷派侍御史张行岌招抚大祚荣，双方和解。 713年，唐鸿胪卿崔忻奉使宣劳靺鞨，大祚荣获得了渤海郡王的封号，加授忽汗州都督，成为唐廷藩臣。762年（唐宝应元年），第三世王大钦茂被晋封为“国王”后，与唐廷关系更为亲密。此后，历世诸王的继袭都经唐廷的册立，终唐之世遣使朝唐一百数十次。其间除大武艺之世一度与唐发生军事冲突外，对唐始终和好。唐亡后，渤海继续向后梁、后唐朝贡，保持着臣属于中原王朝的关系。渤海的疆域，初限于靺鞨的部分故地，“方二千里”。经过大祚荣、大武艺父子两代的扩充，领地逐渐扩大。第十代宣王大仁秀被称为渤海国中兴之主，广开土宇，南定新罗，北略诸部，境宇至“方五千里”，大体上南至泥河（今朝鲜咸镜南道龙兴江）与新罗相接，东到日本海，东北至乌苏里江下游与黑水靺鞨为邻，北隔那河（今松花江）与室韦为界，西抵扶余川（今吉林伊通河）流域与契丹接壤，西南同唐交界于辽河流域，包括今东北大部、朝鲜半岛北部及苏联沿日本海的部分地区等广大地域，首都初在“旧国”（今吉林敦化一带），唐天宝末迁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西南东京城）。此后除唐贞元时一度徒东京龙原府（今吉林珲春西）外，一直定都于上京。居民以靺鞨人最多，高句丽遗民占有一定的比例，还有汉人以及少量的突厥、契丹、室韦人，靺鞨中又以粟末靺鞨为主。建国初期有编户十余万，人口数十万，后期人口逐渐增至三百万左右，从而获得了“海东盛国”的称誉。 在中原文明的强有力影响下，渤海政权迅速完成了封建化的进程，各项制度仿效唐朝，其职官制度：中央置有中台、宣诏、政堂等三省和忠、仁、义、礼、智、信等六部，中正台，殿中、宗属、大常、司宾、大农、司藏、司膳等七寺，文籍院，胄子监，巷伯局等机构；地方上则有诸京、府、州、县等行政区划的建制，最盛时置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及一百数十县。军事上也仿唐十六卫制，置有左右猛贲、熊卫、罴卫、南左右卫、北左右卫等十卫；后期还有左、右神策军及左、右三军等编制，兵员最多时达数十万。自有法律、监狱等。 由于社会相对安定，铁器在生产中大量使用，加以受中原先进生产技术的影响，渤海的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和进步。尽管一些边远的区域仍以渔猎及采集为业，但五京周围及南部、西南部等重要地区都得到了迅速的开发。农业已成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大面积种植水稻并在今延边地区一带培育出著名的卢城稻；大量饲养柞蚕与桑蚕。畜牧业也有较大的发展，培育出包括颉的猪、率宾的马、太白山的兔等优良品种。各项手工业的生产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仅专业的治工就多达数千人以上，所产之位城铁、熟铜、金银佛和龙州、显州布、沃州绵以及玛瑙柜、紫瓷盆之类的工艺品驰名遐迩。随着经济的发展，涌现出一批新兴城市，至其末年已有一百余座，其中上京城周长三十二里，建筑宏伟壮丽，形制模仿长安，为当时东北最大城市。交通相当发达，有朝贡道、营州道、契丹道、新罗道、日本道及黑水靺鞨道等六大水陆干线通往中原、邻近地区及新罗、日本等国。同内陆的“就市交易”及互市岁岁不绝，与日本的海上贸易也相当活跃，一次交易往往超过数十万钱。 文化教育也有很大发展。渤海不断派遣诸生到长安太学“习识古今制度”，其文字使用汉字，在五京周围等发达区域，以中原教育为模式，自上而下地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教育体制。无论是儒学、宗教、文学、音乐、歌舞、绘画、雕塑以及科学技术等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涌现出一批著名学者、文学家、艺术家、航海家等。其中如大诗人裴曾被日本的同辈尊称为诗坛的“领袖”；王子大某则以“佳句在中华”而博得晚唐著名诗人温庭筠等人的称颂。儒家思想成为渤海社会中的统治思想，中原的佛教在其境内各地得到广泛传播。在生活习俗方面，除保持固有的传统及因袭高句丽、契丹的某些旧俗外，还积极汲取来自中原地区的新因素，从而导致了起居行止、饮食服饰以及丧葬喜庆、体育娱乐等许多方面同汉人逐渐接近并趋向一致。凡此种种，都促使渤海与内陆间形成了“车书本一家”的关系，海东文化也作为盛唐文明的一个分支而在中华民族的开发史上占有重要一页。 然而，随着渤海王国封建化的完成，其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也在发展和激化。从大玄锡、大玮时起，已走上了衰微的道路。宗室贵族和整个统治阶级日益腐朽，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斗争加剧，北方黑水靺鞨诸部的反抗激烈，这些都严重地削弱了渤海政权的实力，并为西邻契丹人的侵扰和进攻提供了可乘之机。经过一二十年的反复较量之后，926年初，契丹攻占扶余城，乘胜进军至上京忽汗城下。渤海末王大被迫出降，国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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