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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胡人曾是活动在滦河中上游及其东北部一个较大的部落联盟，它包括了许多族属相同而名东胡族号不一的大小部落，和匈奴一样，同属北方游牧民族。东胡，并非东胡族人自命之名，因匈奴人自称胡人，所以中原人便把活动在匈奴之东的部族，皆称为“东胡”。由此代代沿传，东胡便成为活动在那个地区的部族之名了。在历史演进中，东胡族有其由弱渐强的曲折历史过程，也曾有为本族的利益东拼西杀，南侵北伐的辉煌时期。
（一）、东胡祖源 东胡族的祖先为何许人，一直是史学界尚存争议之题。东胡起源于风姓东蒙豕韦，东夷蒙国豕韦被商汤所灭后北迁与武庚建立的北殷胡人融合。有人则说东胡族人是商末周初箕子东赴朝鲜时留下的遗民；有人提出东胡族系殷商之后裔；还有人认为东胡族来自东北土著氏族部落，但无可靠的史证。东胡族的祖先源自殷商氏族较为可信。据《诗经·商颂·玄鸟》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有方将，帝立子生商”。说的是简狄吞食玄鸟之卵而生契。古代女性与异性感应而生子的传说虽不可信，但它反映了两个历史内容：一是商族在简狄和契时，还处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阶段。简狄时还是母系氏族社会，人们知母而不知父，所以只好以“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神话解释契的出生。契以后商族世系都是父子相承，商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二是商族是一个以玄鸟为图腾的部落。契，是商族先祖，在禅让时代，契曾佐禹治水有功，舜封之于商，赐姓子氏，并任命他为司徒掌教化。这个以玄鸟为图腾的部落，最初居住在燕山以北的广阔地域。 《荀子·成相篇》载：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史记·殷本纪》称：“成汤，自契王至汤八迁，汤始居 东胡族亳，从先王居，作《帝诰》”。《世本·居篇》更把商族居住地指明：“契居蕃(亳)，昭明居砥石”，蕃(亳)和砥石，即今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是殷商氏族兴起之地。而这个地域正是后来东胡族活动的地区。这种地缘关系绝非偶然，它证实了殷商氏族的沿代相传的关系。然而，殷商在南，东胡居北，殷商之地又是如何沿传于东胡呢?据《史记·殷本纪》“索隐”说：“北殷氏秦宁公所伐亳王，汤王之后也”。《通志略·民族略》注曰：“成汤之后，有北殷氏”。殷商氏族自契至汤14世共八迁，渡黄河而至殷(今河南安阳)，是经过了一个艰难而长期的历史过程的，也不是整族聚迁。其中故土难离者有之，年老体弱者有之，遵命留守者有之。这个“北殷氏”可能就是殷商南迁后，仍然留居蕃(亳)与“砥石”之故地者。他们原来不称“北殷”，直到商族迁至“殷”地以“殷”做为国都后，才有“北殷”之称。形成“南殷”、“北殷”相互对应之势。 这里所说的“北殷氏”，并非武庚叛乱败逃北奔后建立的“北殷王国”。武庚即商朝败国之君纣王之子。殷商覆亡后，周武王对殷商奴隶主贵族采取宽容和笼络政策，封纣王之子武庚于朝歌，利用他统治商之遗民。后来，武庚利用商王朝统治核心出现的矛盾，勾结蔡叔、管叔、霍叔，联合东方旧属，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武装叛乱。周公“内弭父兄，外扶诸侯，”率师东征。在强大攻势下，武庚叛乱失败，率残余部众“北奔”。为什么武庚败逃至北殷氏之地?史无明文记述，然而可以推断，在周公大军追杀下，武庚逃到那里都是死亡之路，而逃至殷商兴起的故地——北殷氏之地，或许还有一线生存的希望，因为他认为这里有他存留的社会基础。武庚在北殷之地建立北殷王国，企图以此与周王朝对峙抗衡，但周王朝是不允许这个王国存续的。经过这三年苦战，终于平定叛乱，诛武庚，杀管叔，流放蔡叔，北殷王国便从这块土地上消失了，从此，北殷氏族人不敢称其名，外部人不知其名，认为北殷氏族已经“蒸发”了，因而史书便把北殷氏后人称为东胡了。 至“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一些游牧民族纷纷逐鹿中原，先后在黄河流域和四川建立割据政权，并掀起认祖归根之风。其中慕容氏鲜卑先后建立前燕、后燕、南燕、西燕政权，自认为“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秃发乌孤鲜卑建立南凉，也奉其先祖为黄帝；鲜卑人拓跋部建立北魏，亦自认为是黄帝的后裔，并将拓跋氏的姓氏源于“黄帝以土德了战国时期，东胡又从晋、燕之北向东、向南扩张。当时的燕国即周初所封召公后代的属地，其地就在今北京一带。此时东胡势力所及已达燕的北部及其东北的广阔地域，即今北京市密云县以北的滦河中上游、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包括今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的西部，内蒙古东部的部分地区。此时正是东胡族活动地域最广阔的时期。
（二）、东胡族的社会和文化 东胡族早期社会文化，在历史文献中均无记述。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在辽宁西部和内蒙古东部陆续发现了几批具有共存关系的遗物，经精心研究，对东胡族的社会和文化 东胡族才有了初步认知。 东胡族和匈奴一样是一个游牧民族，过着“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的游牧生活。他们的经济生活主要以畜牧业为主，也兼营狩猎，在接近汉族的地方也有些农业和手工业。从辽宁省宁城县南山根、朝阳十二台营子和锦西乌金塘等地，发现的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东胡墓葬看，墓内出土有猪、狗、马、羊、鹿、兔、狐等动物骨骼，说明东胡人的畜牧业很发达，畜牧业是他们的生产资料，也是他们的生活资料。同时出土的还有石锄、石铲，证明东胡人早在石器时代就懂得并从事农业生产。《太平御览》卷844“饮食部”载：“乌桓东胡俗能作白酒，而不知蘖(qunie)，常仰中国。”说明东胡人很早就会制作白酒，农业生产达到了一定水平。 从考古工作者发掘东胡墓葬出土的各种各样饰牌，以及刻有花纹图案的工具、饰物等分析，当时东胡的手工业已有相当高的工艺水平，其中尤以双虺纠结形饰牌和人面形饰牌最具代表性。双虺纠结形饰牌以双虺相缠作梗，绕成四个透孔，头上结以方形，翘首为双钩，下有五个边珠垂饰，动物造形相咬，形似逼真。人面形铜饰，中间为一人面，凸额、长鼻、尖嘴、圆眼，外绕蛇形构成圈状。在人面与蛇形之间有六个轴形相连，上有三角形花纹，背面设有穿鼻，形制独特。由此可见东胡族的手工业具有高超的制作技艺，而且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东胡墓葬众多青铜文物分析看，东胡在战国时期的物质文化已经发展到 随着东胡族畜牧业、手工业和农业发展，财富的增加和剩余财产的积累，东胡族逐渐完成了由氏族社会向奴隶制社会的转化。考古工作者在赤峰市、喀喇沁旗、翁牛特旗、敖汉旗以及宁城县境发现300多处东胡遗址，其中在宁城南山根村发现的一座石椁墓葬，仅铜器就有71件，包括铜盔、铜戈、铜剑、铜刀、铜斧、铜簇等，种类和数量之多，说明墓主人并非一般平民，他不仅占有一般平民无法相比的财富，而且掌握着掠夺和保护私有财产的暴力手段。与此相反的是另有一种墓葬，既无墓穴和葬具，更无随葬物品，一个废弃灰坑往往埋入数具尸体。两种葬法决非种族和风俗不同，而是同族之中的贫富不同、社会地位的不同。东胡奴隶制政权像匈奴一样，既是生产组织，又是军事组织，广大平民“士力以弯弓，尽为甲骑”；“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产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这种生产和军事组织相结合的政权形式，是东胡奴隶主贵族对内进行残酷统治，对外大肆掠夺的工具。他们通过对外征伐虏掠其它部族和中原的财产，还把虏来的平民充当他们的奴隶。在这种政权统治下，广大平民尤其是奴隶处于极其悲惨的境地。他们不仅被迫从事各种繁重的生产劳动，而且随时都有可能被任意殴打和砍杀。在辽宁省西丰县西岔沟东胡墓葬出土的文物中有两块铜饰牌，牌上清楚地饰有：一个战士骑马一手执剑，一手抓着披头散发的奴隶，让恶犬任意撕咬。这正是东胡奴隶主对平民和奴隶进行残酷统治的真实写照。
（三）、东胡与中原及邻近各族的关系 东胡族自从出现于我国历史记载起，一直到被匈奴冒顿单于所破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比较强大的。经常与中原燕赵政权互相攻战，并倚势对邻近各族进行侵吞和掠夺。赵惠文王二十六年(前273年)，赵曾攻取东胡代地。《史记·赵世家》索隐注曰：“东胡叛赵，驱各代地人众以叛，故取之也”。东胡曾被赵国战败，并服属于赵国，但其变为强大以后又背叛赵国，并掠夺赵国代地的人众和财物。赵孝成王元年(公元前265年)，赵国大将李牧在代(今河北省蔚县一带)、雁门(今山西省宁武县一带)破杀匈奴十万余骑的同时，东降林胡(此族曾活动在今内蒙古兴和和河北张北县之北)，再次战败东胡。自代(今河北省蔚县一带)并阴山下(今内蒙古狼山、大青山一带)至高阙(今内蒙古杭爱旗北)为塞，而置云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南)、雁门(今山西宁武县一带)、代郡(今河北省蔚县一带)。东胡多次侵掠燕国北部边境，燕昭王时(公元前311-279年)，东胡打败燕国，迫使燕国把一位名叫秦开的大将(随荆轲刺秦王的秦舞阳即秦开之孙)送到东胡作人质。燕国的东北部从上谷(今河北省怀来县东南)至辽东(今辽宁省辽阳市)与东胡邻近的地区，经常遭受东胡寇掠。秦开从东胡回来以后，燕国利用秦开熟悉东胡内情的有利条件，以秦开为大将率军攻打东胡。这次东胡不敌，迫使东胡向后退却一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今河北省独石口附近)至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置上谷(今河北省怀来县东南)、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右北平(今河北省平泉县)、辽西(今河北省卢龙县)、辽东(今辽宁省辽阳市)五郡，以防东胡。东胡奴隶主贵族与中原燕赵割据政权虽然针峰相对互相水火，但东胡人民与中原以及邻族的交往是源源流长的。早在周成王时，东胡的祖先就曾到西周的洛阳贡献黄罴；到了春秋时期，东胡与中原之间的往来更加频繁，如宁城南山根村出土的东胡墓葬中，出现仿效黄河流域贵族随葬的铜礼器，如鼎、簋等，说明当时东胡与中原的关系是密切的。燕国所出产“鱼盐枣粟”素为东胡人和东北少数民族所向往；而燕国的国都(今北京市昌平县)则是东胡族与中原各地进行交流的枢纽之地。东胡族活动的地区，如赤峰市、宁城县等地，大量出土的战国时期中原各国的货币，有赵国安阳、平阳、武安、晋阳、兹氏等地铸造的钱币；有燕国差阳、襄平、益昌铸造的钱币；有齐国陶阳、平阳铸造的钱币，还有魏国、韩国和北、南的货币。这些出土的钱币，说明东胡族与中原各地的经济联系是广泛的。在辽宁省西丰县西岔沟古墓群发掘的一万三千八百多件器物中，东胡、匈奴和中原三种文化在同一地层中共存(18)，说明东胡不仅和中原而且和匈奴的文化关系也是密切的。辽宁省乌金塘出土的东胡文物有铜盔有盾牌饰具，证明东胡人懂得作战时用铜盔保护头颅，用盾牌挡箭防身。这些防御工具显然是受匈奴人的影响。据《汉书·晁错传》戴：“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材官驺发(材官，即骑射之官；驺发，即骤、急射之意)，矢道同的(向同一目标发射)，则匈奴之‘革荀’、木荐弗能支也(抵挡不住)。”匈奴作战的防御工具早于东胡人。据考古工作者分析比较，东胡有些文物具有一脉相承和受匈奴文化影响的双重性。青铜饰牌仍然保留双虺纠结的特征，但饰牌图案，如双牛、双驼、双马、双鹿、虎、熊等，都有匈奴人的制作特点。短剑变为长剑；护手部分，形式略有改变，但保留着从三角形演变而来的痕迹，把端部分则改为蝴蝶展翼形，这显然是受匈奴文化影响而出现的变化。正是因为东胡人民与中原和邻族人民保持着密切的交往，而促进了东胡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不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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