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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混战，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蛮族入侵的一次预演。各国在大量招募外族军人的同时，也制定了各有特色的对外族政策，不同的政策影响到了后来汉人的命运。 今天，我们最后说说占据东南半壁的孙吴政权。 东吴外族的构成古代百越之民的分布 和蜀汉相比，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孙吴对于外族的利用也是不遗余力，剿抚并用，将他们编练成水军与步兵与少量骑兵。从《吴书》看，孙吴鼎盛时代有军队30万，共从南蛮，交州，山越手中至少得兵13万，比例相当惊人。 汉代其实对于南方的开发并不充分，楚吴地区地广人稀，饭稻羹鱼，贫富差距不明显。很多地方并不由汉人直接控制。汉末大动荡时期，很多汉民遁入南方山中逃避压迫，或者与扬越、东瓯、闽越的遗民混居，这些人被统称为山越。但其相当一部分是汉人后裔。 他们以氏族为组织，或者与越人杂处，变得更加蛮悍，成了东吴严重的内忧。一旦聚集到了上万人的规模就劫掠州郡，攻打城镇，形成一个个国中之国。东吴之所以结好蜀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臣服曹魏，就是因为山越这个隐忧的存在。到了西晋初年的西陵战役时，吴人不无担忧的表示，一旦重镇西陵沦陷，山区的越人和夷族就会造反。到那时任何人都无力回天了。 除了山越，东吴境内还有很多南蛮城寨部落，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武陵蛮。他们安土重旧，耕田为生，居住在城寨里，与汉人的生活方式、生产技术较接近。东汉政府曾经12次调兵攻打这些山地钉子户。马超的祖先，名将马援都在他们手里吃过亏。汉末建安年间，他们甚至嚣张地下山围攻武陵郡治。魏晋时代他们中的一部分趁乱北迁，最远流徙到了山东的南部。 除了武陵蛮，零陵蛮，澧忠蛮等各地不同的部族名号也出现在史书当中。后人看到的他们都是桀骜不驯的叛乱者。 从东吴派舰队入侵海南和台湾，掳掠当地人口来看，吴人会从海外掠夺人口充军实民。遥远的海南岛上和交趾地区有被称为骆越的黎族先民。汉武帝派军平定南越国，追击南越丞相吕嘉和太子进入海中，还在海南设置郡县。但是由于南国水土气候异于中原地区，而且土地多毒虫猛兽，没有丰厚的物产盈利，反而要在管理上费钱费人。再加上迁徙到当地的罪人囚犯也乐于借机加入蛮夷反抗政府，所以统治成本远大于征服获得的收益。产出不多的犀牛角犀牛皮，玳瑁等珍宝不足以富国富民。因此汉元帝时代曾经放弃过海南。 东吴时代的征伐也并不成功。当地的骆越兵身披皮甲或者赤裸上身，使用竹木制造的弓弩，发射竹制或者骨质的箭簇。还在身上绘制纹身纹面来隐蔽伏击隐藏自己。他们椎发光脚的习俗也暗示了炎热的气候会给入侵者造成多么大的不便。台湾岛上不仅有越人，而且也有很多逃难的大陆移民。 存在感不强的越骑骑兵恰恰是东吴军队中的绝对精锐 魏蜀吴三国都有前汉的越骑校尉一职。这一军官主要统领来自南方的骑手。从汉代史书中越骑，胡骑，羌骑并提的用法看，越骑很可能来自于族名：越人内附以为骑也。 越骑也参与了汉对羌族和匈奴的战斗。到了西晋，越骑也和胡骑并提，被用于指代外寇。这些人主要是轻骑兵。三国志中有关于吴国骑兵的不多记载，比如吴国一直有骑校尉，骑都尉的官职。孙权在大破黄祖之后，骑士冯则追杀黄祖并将他枭首。吴魏南郡之战中，周瑜在亲自冲阵时被飞箭所伤，可见宝贵的马匹应该是优先分配给将领和他们的部曲使用。 嘉禾四年，孙权同意曹魏使者用马匹交易珍珠玳瑁的请求，并表示愿意用自己多余的财宝换取更有用的军资。孙权联络辽东的公孙康，公孙康进贡了宝马，孙权也很高兴。 除了进贡与交易，吴军还很注意伏击曹魏军队而不伤战马。他们喜欢在要道上设置路障，迫使对方骑兵下马前进，等人马分离之后再发动进攻。比如吴魏在争夺夷陵等地时，曹仁派兵围困甘宁，前去解围的周瑜率兵突进。在白天的战斗中杀伤了大半曹军。然后周瑜又提前派人在要道上设置木柴路障，阻碍曹军逃跑。曹军夜里撤退时不得不放弃战马，步行穿过险要的山地。吴军就这样借助地形缴获陵300匹战马，士气大振。 这都说明吴国也在努力寻找战马来源，弥补骑兵的劣势。所以两汉的传统兵种越骑应该还在为东吴服务。不过这些骑兵的存在感比较低，战斗力明显弱于曹魏的乌桓，匈奴，鲜卑骑兵和蜀汉的羌骑兵。吕蒙曾经说过，徐州即使被攻克，也位于铁骑所至之地而不利于保卫。 水军与步军古代的百越人雕像 早在春秋时代，吴越先民就开始建造船只进行水战了。所以水性好的越人也会大量加入水师。吴国为了武装水师在侯官设有大规模的造船厂，并有濡须坞、西陵坞这样的水军军港。 江淮一带水网密布，有利于水军施展拳脚，水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吴人缺乏马匹的问题，有利于渗透运兵与突袭。东吴人自己也经常使用连环船这样的水上壁垒。当曹丕统大军南下时不得不面对长江感叹：魏空有武骑千群，无用武之地。 在西陵之战中，陆抗甚至在江陵以北建造大坝阻断河流，浸泡平地制造人工泛滥区，以阻碍晋军的推进和内寇勾结。晋将羊祜想用大坝的蓄水船运粮草和士卒，就故意扬言要破坝，使东吴人保全这套水利工程。而吴国则针锋相对摧毁大堤。最后晋军只能改用人力运粮，浪费了更多资源。 这些外族中最善战者要属丹阳山越。丹阳地理位置十分险要，而且山出铜铁，给铸造兵器提供了丰富资源。再加上这些人又有部落与氏族认同，自卫意识十分强烈，所以彪悍勇武。 东吴历代丹杨太守都是其宗室或亲近大臣担任。丹阳兵手持刀盾或者枪戟，头裹青巾，作风悍勇。他们从西汉开始就表现抢眼，并先后为孙策，陶谦，曹操等人效力。但是其战则蜂至，败则鸟散。而且在撤退中缺乏秩序，容易危急其他军阵，造成兵败如山倒的情形。 在东吴末期的西陵之战中，东吴叛将俞赞将东吴军队中的部署透露给晋军，并引导晋军攻击由夷族士兵防御的薄弱环节。陆抗当机立断，派出精锐部队去加固那些夷族镇守的阵地，结果重创了偷袭的晋军。这个细节说明了东吴军的外族军和春秋时代的南方轻步兵一样不耐久战而且不善于防守阵地。 东吴的战法与对外政策西晋与吴国的对峙 在征伐过程中，东吴诸将形成了以部曲私兵为核心，世代为军的军户兵。招降俘虏的中原人组成的汉人军队，和被收编俘获的越人轻步兵，水军与少量骑兵。由于私兵盛行将领权利极大，各个将领的风格也有区别。 但总体上说在战术上由于缺乏强大的骑兵，吴军对于曹魏和蜀汉倾向于依托河流湖泊山地关卡。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避免主动出战。并多次使用主动示弱和诈降的计策引诱对手进入伏击地点，或者用精良的轻装部队与水师进行敌后渗透，斩断对方的粮道和增兵途径，运用水文地理知识分化对手。 最后，南方地区的湿热气候也是北方人的劲敌之一。曹军南下时多次出现士气低落，士兵叛逃的情形与此不无关系，疾病，饥荒甚至成为了东吴的盟友，为赤壁之战这样大战的决定性胜利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面对境内庞大的化外人口，推行世袭领兵制的孙吴诸将可以世袭军队并全权负责地方事务。这给诸将在地方上开展行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为了扩大领地，扩充兵员，防止外敌渗透，东吴主要将领都讨伐过山越。陆逊讨平丹阳山越之后得精兵数万，全琮得胜后也得精兵万人。后来诸葛恪讨伐丹阳山越，再得甲士四万，生民十万，这还不是全部记载。 这些人被迁出山区，编户齐民，劝科农桑，加以同化。经过东吴几十年的征伐，山越这一名词从史书中消失，他们或者被汉人征服同化，残部被驱逐到更遥远的地带，被汉人重新命名。 孙吴也利用外族渗透敌国。在夺取公安和南郡时陆逊和吕蒙就招降了许多武陵蛮。在夷陵之战中，孙吴派人招降蜀汉的蛮族将领。在刘备去世后，孙吴更是趁着蜀国动荡的机会向南中地区渗透，勾结桀骜不驯，半蛮半汉的地方大姓。益州大族雍凯叛乱，将太守张裔流放到孙吴。孙权投桃报李，封雍凯为永昌太守。越儶夷王也因为类似的原因发动叛乱。 孙吴渗透过蜀汉，但自身也被曹魏渗透过。丹阳贼费栈就接受过曹操的印信，煽动山越作乱。而孙吴对此加以反利用。比如孙权就指派周鲂寻找山越部族首领诈降曹魏，来伏击敌军。 孙权曾经结好辽东的公孙渊，希望获得一个包抄曹魏的盟友。在公孙渊背叛盟约之后，他甚至准备跨海亲征，御驾讨伐之。孙吴结好东北的高句丽，也有在北方寻找盟友与登陆点，牵制曹魏的用意。 其实东吴人远远没有想到，远在河西和巴蜀的西方戎狄居然会在不经意间会为自己续命。晋国之所以没有马上在灭蜀后伐吴，正是因为河西鲜卑，北方的鲜卑匈奴多次叛乱的缘故。 由于在河西大旱后，汉族官吏采用高压政策导致局面失控，河西鲜卑的头目秃发树机能于270年开始挑头造反。在十年的时间里，诸胡叛军先后四次大破晋军，攻克了姑臧等凉州重镇，再次切断了河西与中原的联系。在凉州大乱中，西晋损失了三位刺史，贾充，卫瓘等朝廷重臣甚至也被派往前线平叛。晋武帝非常感慨的说，就算吴蜀复寇都比不上羌胡的威胁大。正是以河西鲜卑牵头的匈奴，羌族，屠各等部族的联合叛乱再次席卷北边并吞没凉州，分散了西晋的精兵猛将，才让东吴在南国幸存了更久。 而在遥远的蜀汉故地，在诸葛亮撤离南中，带走了一部分南中蛮族后，当地人因为不满蜀汉霸占他们的制漆，煮盐，开矿等产业而迅速杀害了蜀汉留下的太守等官吏，叛服不常；曹魏来了之后，这些人和蜀汉在南中的遗臣坚持排外的历史惯性，继续保持观望态度，而且一等曹魏，晋国的统治有松动就造反。这一切都不由得引发了吴人的警惕并加强长江防线来延缓最终会降临的命运。 大难的先声从整体上看，三国英雄们在征讨杀伐之际，都在用远交近攻的策略对付敌境内和自己治下的少数民族。对于靠近统治区的外族予以毫不留情的打击，但对于鞭长莫及的部落则加以拉拢收编，为己所用，把他们变成迎接王师的敌后游击队。 但是三国的大混战在给汉族人口造成严重减员的同时，客观上也给了胡族进入北方以可乘之机，而且加剧了北方的胡汉矛盾。胡族学习汉人的过程，本身也是汉人弱点暴露的过程。所以陈寿在三国志中会总结道：《书》载“蛮夷猾夏”，《诗》称“猃狁孔炽”，久矣其为中国患也。（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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