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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drew P. Morrison 译者：黄志慧 跟暴怒一样，蔑视、轻蔑的功能常常就是作为自体逃避无法忍受的羞耻的一个机制，只是这种情况下， 是把自己的羞耻投射给他人。在某种程度上，蔑视跟暴怒不一样，蔑视更像是采用一种结构化的尝试来处理羞耻；这时，羞耻在别人那里成形，然后有意或者无意的被主观体验为羞耻。然后，蔑视可能反映了一个人对自己羞耻体验的主观否认，这种羞耻体验在指向他人的情感中重现。 蔑视比暴怒需要更多的客体描述，因此，蔑视的功能从自体客体功能变为了澄清客体描述。一个人之所以蔑视他人，是因为他自己展现了类似被否认的羞耻感的品质，以及自体体验到的结构。由于客体的结构成分非常重要，因此我相信蔑视是一个桥梁式概念，就像理想化一样，使得勾画描述的（即，力比多）客体表征可以开始变得与自体客体功能不同。
然后，蔑视可以看作是投射认同或者羞耻，这个概念化过程更多是从客体关系的角度出发的，而不是从自体心理学角度出发。在其他地方，我(Morrison, 1986b)已经界定投射认同是一个过程，本质上跟Ogden (1979)描述的类似。我认为它代表的 是对自体不想要的那部分的一个防御[比如，羞耻]；感觉就像是与所谓的无意识幻想容纳者的一个沟通；是一种客体关系形式，是与被投射的分化“他人”相互影响的一个方式；是心理改变的一个媒介，这种改变的发生是通过认同容纳者加工投射材料的方式。 [Morrison, 1986b, p. 59].
Ogden (1979)对投射认同的三个阶段进行了描述，包括： 对摆脱自体一部分的幻想...以及采用控制他人的方法，将这部分自体投射给他人的入口；...幻想占据、控制他人的人际互动；[以及]容纳者进行投射的“心理过程”，以及投射者重新内化修正的投射。 [p. 360].
然后，如果从投射认同的角度来看蔑视的话，蔑视的功能就是试图使自体摆脱羞耻。羞耻是被主观否认的，并且被迁移到他人身上，而这些人也必须像那些投射者一样展现羞耻特点。反过来，客体必须接受投射的羞耻，并因此承担Bion (1959)所说的容器的功能。然后，下一个阶段涉及到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主要集中于投射的羞耻的内投射或者羞耻的情感；主体将自己的羞耻投射“给”客体（容器），并傲慢的蔑视客体，因此使自己远离自己的羞耻，但还可以通过与客体的人际互动继续与羞耻相互作用。这个阶段代表的等同于是认同成分。最后，客体接受了投射，将它的程度加强或者减弱，还必须处理并改变羞耻（也就是说，“重新消化”投射）。
很明显，羞耻和蔑视的这个观点，不再只强调自体客体功能，还强调识别一个描述更清晰的形的客体，尽管投射的羞耻会决定并扭曲这个客体。由于强调对客体的识别是以投射为基础，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这个客体是由主体创造的（见 Klein 1946）。因此，与他人的互动的基础是，他是令人轻视的，是主体自己羞耻的一个容器，这种互动可以幻想创造一个感知他人，而这个感知他人可以满足主体摆脱羞耻的内心需要。
临床片段 让我们回顾一下Dowland 先生这个案例，这个案例可以通过投射认同客观地阐明羞耻与蔑视的关系。除了参与个体临床工作之外，Dowland 先生还参与了我领导的团体治疗。团体中的另一个成员是一个科研人员，名字叫做Fred，他加入团体时正在处理痛苦的夫妻分离，还忍受着低自尊，并压抑着愤怒和过度自信。Dowland先生极度愤怒，并因为Fred苦恼。Dowland先生用鄙视的眼光看待他，并且在团体互动中，很少错过无视他的机会。在个体治疗中，他很乐意承认自己蔑视Fred，但是在团体中，他倾向于隐藏他的这些情感。
有一天晚上，Fred在团体中正在努力表达他自己的不适感，以及他想要跟某一特定女性约会的不自信，还描述了他心中滞留的对疏远的、不合的妻子的内疚和伤心。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但是，在其他成员都表现同情，并试图提供帮助的时候，Dowland 先生满面怒容。最后，当Fred 轻声继续的时候，Dowland 先生脱口而出，“苍天啊，Fred,你就是个窝囊废、瘪三！”Fred的脸通红，生气的看向他，问他是什么意思。Dowiand没有回答，而是鄙视的挥了挥手，扭头不理Fred，转而讨论一些对他个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主题。大家震惊了，并试图询问Dowiand先生对Fred的感觉，但是他并没有回答，而是继续详谈他自己的问题。
在他下次进行个体治疗的时候，Dowland 先生承认他对Fred缺乏尊重，并且激怒了Fred。他将这些情感与他在工作中不崇拜主任、总监联系在一起。我让他去探索这些情感，并结合在团体中，他对窝囊废这个单词的使用。停顿了一会之后，他进一步阐述了他对Fred的鄙视，在这之后，Dowland先生联想到自己对自己的情感，即自己是一个被动的、无能的、女性化的孩子。 “我没有办法忍受那个男孩的懦弱；我猜这让我想到我有时甚至现在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孩子。他与我不能在董事会上发言的样子太像了，我只能压制自己的愤怒。”对他反应的进一步探讨，揭露了他为他自己的被动性感到羞耻和耻辱。在团体治疗中，他意识到他蔑视Fred，就像他父亲蔑视他像一个孩子那样（认同了攻击者或者羞耻者；见Nathanson, 1987）。显然，Dowland先生在团体治疗中，不能放弃与Fred之间的亲密的、敌对的、蔑视链接。他发现他很难改变他对其他人的鄙视，尽管团体成员做了很多努力来改变他的观念。
我相信，这个临床案例阐明了羞耻与蔑视之间经常存在的关系类型，这种关系的展开是通过主体投射认同羞耻到一个自愿顺从的个体身上或者容器中。另外，两个个体之间链接的加强是通过认同攻击者，因为投射者是迫害者，这模仿了早年童年期的丢脸画面。这样一来，投射者跟他自己的熟悉的（现在外化的）羞耻保持联系，并且有机会学习、了解羞耻，有机会观察客体或者容器是怎样加工处理羞耻的，还希望有机会通过治疗过程重新内化、重新处理羞耻。 本文选自《Shame》翻译稿，《Shame》中文版预计将于2018年出版，敬请期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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