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档案：继续掩盖总统暗杀事件

采编：周周       翻译：正向

54年前的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遇刺事件被称为“世纪罪行”。如果美国和西方的新闻媒体不能公开和诚实地讨论这一重大事件，就更不用说去调查它了，那么这对他们的公信力有什么影响呢？

媒体这种惯常性的否认现实的做法，对他们的可信度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害。他们又怎么可能认真对待任何其他事情，无论是所谓的“俄罗斯干涉美国民主”，还是叙利亚战争，或是华盛顿对侵略伊朗和朝鲜的辩解。

媒体否认肯尼迪刺杀事件是“西方民主”默许极权主义的一个征兆，这让人惊愕。

本周公布的关于刺杀肯尼迪总统的秘密政府文件被认为是一个“揭示与清算”的日子，更接近真相的是，令人震惊的肯尼迪刺杀案被美国政府继续掩盖。

“揭示与清算”的前提是荒谬的虚伪和天真。有关美国当局将“最终坦白”发生在达拉斯那天发生的事情的说法，不仅有缺陷，这也造成了一种错觉，即争议最终得到了解决，从而肯定了肯尼迪被一个孤寂的不满者——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枪杀的官方版本。

官方认定的刺杀肯尼迪的凶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了本周公布的官方文件：

“肯尼迪总统死亡五十多年后，周四美国人可能最终得到美国政府的完整报告…平息长期以来围绕暗杀的阴谋论。”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写道：

“即将公布的最后一批政府记录”将是“所有阴谋论的祖父”。

1963年11月22日，在达拉斯的Dealey Plaza，关于肯尼迪谋杀案的证据和真相，已经在几十个目击者的证词中出现，他们目睹了刺杀事件或当时在场的人。认为“机密档案”的发布可能会有“亮点”的猜测是错的。除了媒体对文件的“最后发现”的描述，很方便地解释了官方的说法：任何其他关于真正发生的事情的解释都是“阴谋论”。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与美国其他主流媒体一样，声称本周公布的解密文件证实了官方的叙述，即总统车队经过德克萨斯学校的书店保管区时，肯尼迪被埋伏在第六楼的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使用狙击步枪枪杀。这是由政府领导的沃伦委员会（Warren Commission）最初得出的结论，该委员会在1964年发表了关于暗杀事件的报告。50多年来，尽管有大量的相反证据，但是美国媒体一直坚持这种说法。

肯尼迪遇刺之前

这些年来，媒体一直刻意忽视的是，数十名证人的证言和证词，他们要么被排除在沃伦委员会（Warren Commission，即“约翰·肯尼迪遇刺案的总统调查委员会”）听证会之外，要么他们的证词就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调查人员歪曲了。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神秘地被杀了。

有一个关于肯尼迪遇刺案的最佳概要，就是詹姆斯·道格拉斯（James Douglass 2008年）的《难以形容的肯尼迪：为什么他死了，为什么这么重要？》（Jfk And The Unspeakable: Why He Died And Why It Matters）。里面有关于谋杀细节的其他基本内容——主流媒体基本上忽略的细节——包括吉姆·马尔斯（Jim Marrs）的《交火》（Crossfire）和大卫·塔尔博特（David Talbot）的《兄弟》（Brothers）。

《难以形容的肯尼迪：为什么他死了，为什么这么重要？》

以下是在多年来记录在案的许多重要证人中挑选出来的少数几个人。他们的证词表明，刺杀肯尼迪是一个比主流媒体所探讨的更黑暗的“世纪罪行”。

致命一枪来自前面

而不是后面

肯尼迪被枪击几分钟后被紧急送往达拉斯帕克兰医院（Dallas Parkland Hospital），医生查尔斯·克伦肖（Charles Crenshaw）是那里的医务人员领导。克伦肖和其他近20名医护人员照料着总统的伤势，试图使他苏醒。所有这些医务人员都证实，肯尼迪头部的致命伤是从枪口射到头骨的前面，导致他后脑勺上有一个巨大的开放性的洞。这一细节与官方宣称是奥斯瓦尔德从后方射杀肯尼迪的说法相矛盾，正如沃伦委员会（Warren Commission）所声称的那样。

这致命的一枪肯定来自前面（下面是致命一枪的瞬间，能清楚看到子弹是从前面击中肯尼迪，子弹的冲击力造成肯尼迪在中弹的同时头部也惯性的向后倾斜），这段著名的视频录像是由业余的摄影爱好者亚伯拉罕·泽普鲁德（ Abraham Zapruder ）在草坪附近拍摄到的。

达拉斯市民亚伯拉罕·泽普鲁德拍摄现场视频的摄影机

 

 

值得注意的是，国会成立的这个特别调查委员会小组已得出结论：1979年复审的证据表明，有一个以上的枪手在迪利广场（Dealey Plaza）。但这一发现从未被媒体彻底探讨过，为什么不呢？

非常重要的是，克伦肖博士和他的医疗同事们立即受到联邦调查局（FBI）和其他当局的压力，要求他们禁止发表最初的诊断报告。他们受到威胁，心照不宣地改变了他们的描述，给出了相反报告：总统头部的伤口是由来自后方的一枪造成的。在长达一年的听证会上，克伦肖没有被邀请到沃伦委员会作证。他说，多年以后，他和帕克兰的工作人员都受到隐秘的威胁，让他们对见证肯尼迪的最后时刻的事保持沉默。然而，三十年后的1992年，克伦肖博士发表了《肯尼迪与沉默的阴谋》（JFK and the Conspiracy of Silence）一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媒体上发起了一场诋毁克伦肖博士的医学鉴定的运动，但该书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却成为了畅销书。

豪华轿车载着受伤的肯尼迪朝医院飞奔

中尉威廉·布鲁斯·皮策（William Bruce Pitzer）在华盛顿特区的贝塞斯达海军医院（Bethesda Naval Hospital ）负责视听部，肯尼迪的遗体在拍摄结束数小时后仍在那里。那是在高级军事人员的监视下，进行的正式尸检，很是奇怪。 皮策的任务是拍摄肯尼迪总统的遗体。正如后来他向一位同事透露的，他证实了录像上的影像是真的，肯尼迪的头部在颅骨后面有一个巨大的开放性伤口，就像达拉斯的医生最初所说的那样。两年后，皮策被发现在他的工作室里神秘死亡。他头部中弹，附近有一把左轮手枪。虽然他的死被官方认定为“自杀”，但他的妻子对他的死表示怀疑。肯尼迪总统遗体的录像本来被皮策小心保存着，也被一个不知名的人从他的工作室里删除了。

肯尼迪被从正面射击的说法并非只是一个理论，几位在事发现场附近草丘上的人目击了开火的方向，这是在约翰·肯尼迪的豪华轿车驶离德克萨斯学校书店保管区，驶向埃尔姆街附近的时候。如果奥斯瓦尔德是埋伏在保管区6楼的枪手，就像官方叙述的那样，那么肯尼迪是如何被人从前面开枪射杀的呢?

保管区6楼

草丘上的特工人员

艾德·霍夫曼（Ed Hoffman）是个年轻的聋哑人，他当时正在能俯瞰到草丘的天桥上观看靠近的总统车队。霍夫曼说，就在总统的车正接近的时候，他看到一股烟雾从一名正站在围栏边的持枪者的地方冒出来。枪手随后迅速转移到铁路后面的小山丘，他把步枪扔给另一个穿着工作服的人。第二个人把步枪拆解下来，把它塞进一个旅行袋里，然后沿着铁路离开了草丘。枪手随后迅速回到围栏。当天有几名警察执勤，听到枪声，他们赶紧跑向草丘，并报告说他们遇到了看来是“特工”的男子。

肯尼迪被枪击时豪华轿车边上的草丘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调查人员在霍夫曼自愿站出来作证的时候，对他的证词不予理睬。但霍夫曼的证言被一位名叫李·鲍尔斯（Lee Bowers）的铁路运营商证实，不仅如此，鲍尔斯还向调查肯尼迪遇刺案的研究员和作家马克·莱恩作证，说他碰巧在他所工作的控制塔的制高点上，看到从草丘上开枪的一幕。四个月后，也就是在1966年，鲍尔斯在一次车祸中丧生。这种不合时宜的过早死亡的命运与其他一些证人相同，他们对枪击事件的情况发表了意见，但这些证言与沃伦委员会（Warren Commission）的叙述不同。

另一个在草坪上的目击者是一个年轻的正在休班的士兵——戈登·阿诺德（Gordon Arnold）。在肯尼迪遇刺身亡的多年以后，他终于鼓足勇气作证说，在他给过往的车队照相时，他感到身后有两个人从近距离开枪。阿诺德说他赶紧躲起来，在他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有两个人拦住了他，其中一个人手持步枪，身穿警察制服，要求他把相机的胶卷清空。多年来，因为害怕，阿诺德对此事一直守口如瓶。

杰克·鲁比并不是随意

杀死奥斯瓦尔德的凶手

被认定杀死肯尼迪的凶手奥斯瓦尔德在被捕两天后被杰克·鲁比枪杀灭口

许多严谨的独立调查者对沃伦委员会的报告提出了异议，称其不仅排除了关键证人，还充斥着反常的现象。沃伦委员会的的报告里有一个明显的漏洞，那就是——沃伦委员会的报告称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是单独行动的，在肯尼迪被杀两天后，他在达拉斯警察局（Dallas police station）被拘留期间又被黑帮夜店老板杰克·鲁比（Jack Ruby）开枪打死了。而他们两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然而，在杰克·鲁比（Jack Ruby）的达拉斯俱乐部里工作的Rose Cheramie却说：鲁比和奥斯瓦尔德已经认识很多年了。她说，奥斯瓦尔德经常会打电话到俱乐部，在那里他会坐在鲁比的桌子旁。在1965年，Rose Cheramie死于一次奇怪的交通事故。

朱莉亚·安·默瑟（Julia Ann Mercer）在肯尼迪遇刺当天的上午11点，被困在迪利广场（Dealey Plaza）的交通中。她注意到一个男人从一辆停在草丘下的旅行车里出来，而这个人偷偷携带着一把步枪，然后走到围栏区。出于好奇，默瑟随后把她的车也开来停在那辆车的旁边，正好可以看到司机的正脸。司机就是杰克·鲁比，但是当时她还不认识鲁比。就在几天后，当鲁比在警察局里枪杀奥斯瓦尔德成为国际新闻头条时，默瑟认出了臭名昭著的鲁比的脸。但她的证词被联邦调查局（FBI）的调查人员歪曲了事实。当默瑟与不同的独立研究者交谈时，她在现场并认出鲁比的重要线索被曝光了，尽管不是在大众媒体上。

其他目击者进一步证实了肯尼迪遇刺背后的真实阴谋。“阴谋”一词在这里并没有轻蔑的意思，这是一场有组织的暗中策划。

那是什么阴谋？就像詹姆斯·道格拉斯（James Douglass）和另外一些人努力拼凑出来的答案那样，在1960年当选为美国总统的肯尼迪，越来越被美国政府视为“流氓总统”。他坚决反对与苏联展开的军备竞赛，并希望与俄罗斯领导人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进行认真、彻底的核裁军。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使肯尼迪总统对核战争的危险感到震惊。在1961年灾难性的由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牵头的“猪湾入侵事件”之后，肯尼迪还希望与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实现关系正常化，肯尼迪发誓他将“把这个中情局粉碎成千块”。他解雇了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llen Dulles）。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杜勒斯后来被任命为沃伦委员会的7名成员之一，据说他的任务是负责揭开肯尼迪遇刺背后的真相。

沃伦委员会的成员

此外，肯尼迪得出的结论是，即将到来的越南战争将是一场灾难。1963年夏天，他正在准备命令美军从越南撤回。这一举动对“军工复合体”所预计的战争升级将带来的巨大利润构成了强大的威胁，那成了肯尼迪死后才能发生的事情。

在冷战的高潮时期，肯尼迪被美国军方安全机构视为一个叛徒，被视作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所在地）军事工业集团既得利益的障碍。简而言之，他必须被“行政行动”赶走。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有终结肯尼迪的动机，当然也有办法。中情局的合约杀手通常来自黑社会阶层、黑手党和住在迈阿密的极右派古巴流亡者。这种安排提供了“可否认性”。

杰克·鲁比（Jack Ruby）长期以来一直都是黑手党、中央情报局（CIA）的军火贩子和刺客，他被招募到长达数月的谋杀肯尼迪总统的阴谋计划中。

中情局特工奥斯瓦尔德

成了替罪羊

那么，杰克·鲁比与奥斯瓦尔德有什么联系呢？这位23岁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奥斯瓦尔德在20世纪50年代末被中情局（CIA）招募，当时他被派驻在日本的一个U2间谍飞机基地。他说一口流利的俄语，然后“叛逃”到苏联。似乎克格勃（苏联情报机构）并没有把奥斯瓦尔德真正当成一个可信赖的潜力特工。1962年，他返回美国，显然是自愿的。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一个放弃了自己的国家并叛逃到苏联的美国公民来说，奥斯瓦尔德和他的俄罗斯妻子在回到美国的过程中并没有受到任何指责。事实上，他们似乎得到了慷慨的赞助，以找到住宿、工作和建立人脉。

回到美国的奥斯瓦尔德沉浸在美国的“亲”卡斯特罗（古巴前领导人）和“反”卡斯特罗的政治活动中，他卷入了刺杀肯尼迪的阴谋。虽然还不清楚奥斯瓦尔德对中情局（CIA）的介入或该机构的真正目的了解多少，但有证据表明，他也在为联邦调查局（FBI）做告密者，以向他们通报策划刺杀总统的阴谋。奥斯瓦尔德已经滑向了深渊，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他在一个更大的邪恶阴谋中是多么渺小的一颗小棋子。

他与阴谋策划者里小角色的密切接触也说明了他与杰克·鲁比是伙伴。奥斯瓦尔德的真实意图还不清楚。可悲的是，他可能错误的认为，他是作为联邦调查局（FBI）的线人的角色正试图拯救肯尼迪总统。

最后，不幸的是，奥斯瓦尔德成了这次刺杀肯尼迪事件的替罪羊。他声称自己从德克萨斯学校的图书保管库6楼，在几秒钟内就用一把步枪对肯尼迪连续射出3颗子弹，并两次击中肯尼迪——正如沃伦委员会所说的那样——这是不可信的。而且，根据沃伦委员会的报告，其中一颗子弹被认为是从背后射入，先穿透肯尼迪的脖子，然后击中了坐在豪华轿车前面的约翰·康纳利州长的胸部和手腕。

沃伦委员会报告中的造成7处伤口的“一颗子弹”

克伦肖博士和帕克兰医院的其他医生最初的报告说，肯尼迪脖子上的伤口（除了头部的致命伤）是一个进入性的伤口——这是另一条线索，那一枪实际上是从肯尼迪的前面射出的，而不是像沃伦委员会坚称的“子弹从背部射入”。这并不是说，德克萨斯学校的图书保管库没有人对肯尼迪开枪。目击者说，他们听到了枪声，看到楼上窗户里有一名持枪歹徒。但这更能说明中央情报局（CIA）精心策划的陷害奥斯瓦尔德的阴谋，因为在肯尼迪总统访问达拉斯的几周之前，奥斯瓦尔德碰巧被这个保管库雇佣不久。

奥斯瓦尔德“杀死”肯尼迪的那把步枪

肯尼迪总统遇刺后不到一个小时，奥斯瓦尔德急匆匆地走进一家电影院。目击者杰克·戴维斯（Jack Davis）说，他注意到奥斯瓦尔德举止怪异，他坐到一个看电影的人的旁边，然后不停地站起来，又坐到另一个看电影的人的旁边——在这个空荡荡的几乎没几个人的剧院里！戴维斯回忆道：

“很明显，他在找人。”

戴维斯推测奥斯瓦尔德正在寻找一名联邦调查局（FBI）的联络人，这个推测是合理的。奥斯瓦尔德从未见过他的“联系人”。他被那些阴谋策划者晾在了外面。

另一位电影院的观众乔治·帕林（George Applin）说，当警察逮捕奥斯瓦尔德时，自己好心地建议另一位坐下的男子移到电影院的后面去坐，远离麻烦。那人漫不经心地望着帕林，无视他的建议，一直坐在他的座位上，然后继续专注地看着奥斯瓦尔德被捕。几天后，帕林认出了杰克·鲁比的脸，就像电影院里不听他劝告的那个人一样。显然，鲁比曾以为警察会当场射杀奥斯瓦尔德，因为他们的一名同事——JD蒂皮特（Officer JD Tippit）在几分钟前刚刚被枪杀——据说是奥斯瓦尔德从肯尼迪刺杀事件中逃跑的时候杀死了这名警察。然而，逮捕的警官并没有在电影院里杀死奥斯瓦尔德，两天后，鲁比跟到了达拉斯警察局，枪杀了奥斯瓦尔德。

奥斯瓦尔德被捕时

奥斯瓦尔德被杰克·鲁比枪杀瞬间

关于肯尼迪遇刺事件的许多其他关键证人，记录在了上面引用的参考书中，其他来源除外。所有这些证人都被主流媒体忽视了，或者被沃伦委员会排除了，或者被歪曲了事实，或者受到公开的威胁。

国家级暗杀组织

另一个重要的故事是：在肯尼迪遇刺身亡的那个星期五，空军中士罗伯特·文森（Robert Vinson）无意中临时搭乘了一架没有标记的C-54军用运输机，从华盛顿特区回到他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附近的家。在飞行中他是唯一的乘客，飞行员宣布了肯尼迪总统的死讯。然后飞机又转到另一个未说出位置的目的地。当它降落在一块崎岖不平的地带时，文森中士认出了这座城市的轮廓是达拉斯。那是下午的三点左右。在短暂停留期间，飞机的引擎没有关闭，两名男子登上了飞机。飞机随后起飞，最终降落在新墨西哥州罗斯威尔的空军基地。直到星期天文森终于回到家中，和妻子一起看电视上的突发新闻时，他才认出新闻上被指控为总统暗杀者的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的那名男子的面孔，和在达拉斯登上飞机的两名男子中的其中一名的面容一样。

文森的经历证实了许多其他证人的说法：在刺杀肯尼迪并嫁祸给奥斯瓦尔德的阴谋中，有一个奥斯瓦尔德的替身，他是一个冒名顶替者，他的任务是给“替罪羊”定罪。这个替身被用来描述奥斯瓦尔德作为一名古巴或苏联的不满分子的证据。这就解释了在达拉斯刺杀事件发生的仅仅几周前，古巴和苏联驻墨西哥城（Mexico City，墨西哥合众国的首都）大使馆之间的奇怪冲突。在这些冲突中，奥斯瓦尔德的骗子戏剧性地宣布了他对共产主义的拥护。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的记录显示，声称自己是奥斯瓦尔德的人说的是非常糟糕的俄语，而众所周知，真正的奥斯瓦尔德非常精通俄语。

多年来，文森都受到中央情报局（CIA）微妙地恐吓，对他在无标记的货运飞机上的意外飞行保持沉默。可是，文森前几年确实是向研究人员讲述了他对刺杀肯尼迪阴谋的见解。他还作证说，他搭乘的飞机并非完全没有标记，在机尾部分，上面有中央情报局（CIA）的徽章。

但也许这一切的绝对关键证人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本人，他最后在达拉斯警察局反抗时喊道：

“我只是个替罪羊！”

中央情报局（CIA）在他能在法庭上讲述他的故事之前联系了杰克·鲁比（Jack Ruby），很快的，奥斯瓦尔德就被黑手党灭口了。毫无疑问，奥斯瓦尔德可能会揭开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盖子，他真的在策划刺杀肯尼迪总统。

美国式的政权更迭

肯尼迪遇刺事件是美国国家统治阶层在美国发动的一场由政府发起的谋杀。这是一场反对人民选举出来的总统的政变，美国统治阶层视肯尼迪为反对他们搞外国阴谋和阻止发动战争的敌人。

这是对民主的一种令人震惊、残酷的打击，是一种“政权更迭”，不是在某个遥远的国家，而是在美国本土。

这是精心设计的谋杀总统的阴谋，涉及合约杀手和情报机构（CIA），以及警察部门的共犯，联邦调查局（FBI）、军方、司法和媒体公司。密谋杀死肯尼迪的阴谋策划者，必定是美国政府里的最高级别——统治阶层。

图为奥利弗·斯通经典电影《刺杀肯尼迪》片段

在肯尼迪被美国国家机构谋杀将近54年之后，继续以一种发布“秘密文件”的形式释放没用的信息来掩盖真相。而且，主流媒体也不出所料地宣称，这个“披露”是对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式，这就终结了“阴谋论”。媒体的共识可能仅仅是由于无法或不愿质疑官方的叙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默许极权主义”——愿意相信被灌输的思想，比如沃伦委员会（Warren Commission）的虚假结论。

难怪民意调查表明，美国公众始终不相信官方的沃伦委员会的叙事，的确，人们反而相信肯尼迪实际上是死于一场邪恶的阴谋——难怪公众越来越不信任和蔑视媒体公司的不诚实和不可靠。

在过去的一年里，同样的媒体一直试图诽谤俄罗斯干涉美国民主；同样的媒体也试图掩盖美国支持的恐怖主义在叙利亚推翻那里的政府，就像他们在2011年推翻利比亚政府并杀害了该国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Gaddafi）一样。此外，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打着“捍卫民主”、“打击恐怖主义”或“保护人权”等高尚的旗号，开展了许多其他非法的政权更迭行动。

在这样一个商业化的时代，大众媒体武断地对“假新闻”进行大量的报道，这样的行为比其他人更难堪。

而这一指控就来自于专门从事大规模虚假新闻和虚假报道的媒体。

1963年，美国政府谋杀了肯尼迪，几十年来一直掩盖事实，这或许是对美国大众媒体欺诈行为的最大谴责。总统被暗杀的那天，也是“美国民主”的伪装遭受致命打击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