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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候，天津民众称那些以演戏唱曲说相声为职业的人是吃开口饭；吃开口饭者在集市、庙会、街头空场卖艺，谓之撂地。当时的老城内外人口密集，是江湖艺人们撂地行艺的好地方。诸如宋五、胡十、霍明亮等著名木板书艺人，都常在东门里大街路北、文庙以西和西门以北一带的空场上表演，他们演唱的《大宋八义》、《明英烈》、《于公案》等长篇大书，在天津社会流传于时。宋五系瞽目艺人，给他弹弦伴奏的小青年刘宝全，在天津曾先后拜盲艺人王庆和、霍明亮为师，学唱木板大鼓。后来刘宝全在木板大鼓的基础上，吸收京剧、梆子等戏曲形式的声韵、唱法，经过若干年潜心钻研、改造，由木板大鼓脱胎出京韵大鼓，他成为声誉极高的一代鼓曲大王。刘宝全成名后曾对人感慨地说，他的演唱生涯是从在天津城里撂地艰难起步的。 据清人张焘《津门杂记》记载，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年）前后，天津城里及其周边，三步一庙五步一庵，单是城里，东南隅有草厂庵、水月庵、药王庙、弥勒庙等７座，西北隅有城隍庙、三皇庙、白衣庵、观音寺等７座，西南隅有三义庙、财神庙、护饷关帝庙等１０座。此外，东门外有天后宫、玉皇阁、天齐庙，西门外有关帝庙、九天庙，南门外有风神庙，北门外有老君堂……这些寺庙庵堂各自定期举办庙会，如农历四月初六天津府城隍会、四月初八天津县城隍会、四月二十八药王会等等。名目繁多的庙会，不仅行商小贩云集毕至，而且演戏唱曲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届时，演戏唱曲的艺人们早早赶去参加献艺。据京剧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生前回忆，他小时在天津跟随庞启发学演河北梆子，１９０７年年仅７岁的他第一次登台，扮演《双官诰》里的王春娥，就是在西头韦驮庙的庙会上。天津老城及其周边庙会多，演唱活动自然频繁。庙会演出为江湖艺人们提供了展示才艺和养家糊口的机会，同时，也锻炼了民间艺人，培养了众多的观众。 庚子年（１９００年）天津拆城改路，艺人们撂地行艺的空场随之缩小，庙会演戏也逐年衰微。演艺环境的变化，改变了艺人们的演出方式。戏曲艺人或进入茶园搭班，或流入农村乡野草台。说唱艺人为了维持生计，恢复此前多年就有的串宅门（又称走街坊）演唱方式，他们身背鼓板，在街头里巷边走边吆喝“说书带唱”，瞽目艺人则口吹梆笛或手弹弦子，招揽生意。那年代，妇女同胞受封建礼教束缚，不得进入戏园看戏听唱，一些殷实人家的妇女闲暇时邀约女性亲友聚会，往往把沿街流动的瞽目艺人招进家里说唱。瞽目艺人有独来独往、自弹自唱者，也有领一女徒、盲人弹弦女徒唱者。进门后先将写有若干曲目的折子递给主家挑选，即点即唱。听几段故事强、有情趣的鼓书、单曲，女眷和孩童们开心解闷，也花不了几个钱。清末民初时候，在老城内外“走街坊”的江湖艺人为数不少。遇上慈善的主妇或许能获得意外犒赏，但也有一天不开张的时候，总起来说，这些艺人的生活是很艰难的。 许多江湖艺人四处漂泊，连个安身之所都难得。光绪年间，有人在西门外开设江湖艺人的公共住所，时人称之为生意下处。生意下处只接待江湖艺人，提供食宿，收费低廉，而且很重义气，凡使用行业暗语前去投宿者，即使房客已满，店主或房客总会尽力照顾，匀出地方来留住。生意下处有严格的行规，无论店主、伙计还是投宿的艺人，都必须遵守。譬如，艺人授徒时不准闲人旁观；艺人作完艺分账时，别人不准偷窥；师父管教徒弟，无论多么严厉，也不准他人相劝；毁坏下处的公用物品照价赔偿等等，如有违犯，撵出门去永不收留。 清末民初，南市一带相继建起大小茶园、戏园数十家，一些艺有专工的戏剧、曲艺艺人，进入这些场所作艺。作艺条件得到改善，演出收入也有所增加。为了便于在几家场所赶场，艺人们口熬肚攒，在南市周围或租赁或购买聊以栖身的民房，逐渐定居下来。到天津解放前夕，在老城内外有不少吃开口饭的固定居民，像东门里石桥胡同的季金亭和他的女儿金宝环，南门里大水沟的郭熙瑞和他的女儿金小波，南门外大街张家胡同的宋直深和他的徒弟张慧云，南大道邢家胡同的韩俊卿、何玉亭，西南角怀友里的梁蕊兰等等，都是当年吃开口饭人群中的佼佼者。解放后，党和政府安排他们进入国营演出团体，或是到戏曲学校课徒传艺，从此结束了他们四处流浪的卖艺生涯，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好生活。 （《今晚报》2003-04-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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