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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有贫矿和富矿，品位高和品位低之分。在含铁量30%的矿里，提炼出这30%的铁金属来，当然好。如果只炼出10%的铁来，那未免可惜了；但是，如果想从其中炼出40%的铁来，那也是徒劳的。 用这点常识来看待文学创作中题材和主题的关系很有意味。每个题材都包含有其客观的思想意义，而有的题材包含的客观意义深刻一些，有的要浅显一些。这个客观意义就相当于矿石中的含铁量。有的作家能正确地认识这个题材的意义，并能对它做恰如其分的合理处理。有的作家对题材本身包含的客观思想意义只是部分地认识了，而没有全部认识，当作家严格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去表现生活时，在这个题材里，作家意识到的思想内涵表现出来了，作家没有认识到的那部分也因丰满、真实的艺术形象而自己显示出来，形成了那种文艺理论中所概括的“形象大于思想”的情景。冈察洛夫写奥勃洛摩夫时，只意识到这是一个懒惰的地主的典型，而杜勃罗留波夫却认识到是腐朽、没落的农奴制的必然产物，它体现了封建农奴制无可挽救的必然灭亡的悲剧。这些，我们确实为作家感到遗憾和惋惜。 然而，我们现在有些青年习作者却刚好反过来。对于题材本身包含的客观思想意义他确实认识到了，也研究透了。他在创作时，更多的是考虑这个作品的主体是否深刻，是否有分量，有多大的本质意义和典型意义。如果这几个“意义”不够凝重、深厚，就要加进一些“思想”，或者把“思想”再拔高一点。有位青年作者曾讲了一个这样的构思：一对青年男女相爱两年了，男的为女的也花费1000元，后女方的姑妈认为这个小伙子工资低，硬要侄女和一个高工资的司机谈恋爱。女的居然同意了，于是要和这个小伙子把“经济”算清楚。但女的此时只能拿出500元，谁知这个小伙子说：“算了，我们虽成不了夫妻，但还是好朋友，那500元就算是我送给你们的结婚礼物。”女的听罢，趴在桌上大哭，于是依然要和那个司机断，并重新和这个小伙子好下去。这个青年朋友还宣布：他要在这篇小说里，表现一个当代青年应该如何正确对待爱情的主题，回答“一个青年人在失恋时应该有怎样的胸怀”这样的带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把它的艺术基调定成一个真正爱情的颂歌。我觉得这位朋友把主题考虑得太多了。按他所叙说的这个主题，非得要有一、二个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一个有曲折情节的故事来依托才行，眼下在这么一个虽有生活气息但无太多新意的小小说题材里很难负载这么重大的主题。这个小小说题材既然没有包涵这么深刻、丰富的思想，这必然会使作者加一点“思想”进去，或者拔高一点“思想”。作品中的人物讲不出这样的思想来，就必然逼迫作者要在作品讨论一番道理。这就要变成“思想大于形象”了。这无异于在含铁量30%的铁矿里硬要炼出40%的铁来。那种被广大读者深恶痛绝的概念化、图解式的作品，恐怕就是这样产生的。所以我想，真正认识题材本身包含的客观思想意义，让题材恰如其分地负载主题，既不浪费，也不增多，主题和题材相互完美地依托，一个正常而不畸形的艺术胎儿才会成熟。 梁晓声在一篇谈创作甘苦的文章中，用自己真切的体会阐释了上述观点。他说：“另一种情况也导致过我的作品失败，我希望在极有限的素材内，表达原本不足以表达出来的某种思想。思想大于形象，那么这思想必定是空泛的讨论。文学的特征之一是用形象来表达思想。来自生活的素材，经过作者的艺术提炼，必定包含着与这些素材‘同量级’的思想，用数字举一个很不恰当的例子，如果你在仔细研究了你所掌握的那一部分素材之后，认为仅能表达‘十’这么大的思想，那么你一定不要把你作品的思想性生硬地扩展到‘十一’。那生硬扩展出来的‘一’就是游离于你作品之外的思想。因为这‘一’的存在，就很可能破坏你的作品艺术性与思想性的和谐统一。反之，本来你所掌握的素材中包含着‘十’那么大的思想，你却只挖掘到了八或者九。那也恰恰说明了你自己头脑中思想的局限性和狭隘性。”这说中了我们青年作者的创作中常见的弊病。所以我们对文学创作中的题材与主体的开掘与把握，一定要做到符合艺术规律。在这里面，任何的对题材思想含量的增和删，都可能会导致浪费题材，或弄巧成拙、画蛇添足地传达题材本身以外的艺术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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