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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虎，在古代英雄史诗中是个老题目。人们谈虎色变，但英雄们却偏向虎山行；这一种“反差”，就自然而然地造成了世人对英雄的景仰。故我国古典小说中的打虎英雄相当多。 select me 武松打虎 但是，真正打出了声威，打出了名气的角色能有多少呢？细细想来，委实不多。若从打虎“成果”上考察，连打数虎的好汉不乏其人；若从“威慑力”上比较，最了不起的要算《说唐》里的雄阔海，他两手抓住两只老虎，两虎动也不敢动。这一类描写是十分省力的，然而，却违背了人情事理，是廉价地兜售“英雄桂冠”，读者很难信服，故很难产生亲近之感。的确，写英雄人物可以运用“夸张”手法，将主人公的各种性格素质都汇集到英雄本色和英雄气概的焦点上。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廓大”。夸张，是为了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只有对人物及其所处的环境有正确的认识和把握，才能恰到好处，做到《文心雕龙》所强调的“夸而有节，饰而不诬”。 快捷菜单
select me 李逵杀虎 《水浒》中的“武松打虎”和“李逵杀虎”，是打虎传奇中脍炙人口的两段文字。它们没有用廉价的夸张去抛售审美“快感”。两位梁山好汉的精神力量经过艰苦的运动，终于突破了重重险阻，显得磅礴而自由。诚如黑格尔所形容的：“环境与互相冲突愈众多，愈艰巨，矛盾的破坏力愈大，而心灵仍然坚持自己的性格，就显出主体性格的深厚和坚强”。武松和李逵，都是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同猛虎拼搏的。武松是醉打，一口气喝了十五碗酒，大大超出了“三碗不过冈”的“安全线”；加之一上来就折了梢棒，纯然是赤手空拳，解除了武装。李逵则是饿拚，为接老母上梁山，他吃尽千辛万苦，背着娘“一步步捱上岭来”，喉咙里“烟发火出”，浑身“困倦的要不得”，他是忍着饥渴迎战老虎的。这样，就使两位英雄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他们在同猛虎格斗的过程中，肉体上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领受了巨大的“痛感”。在心灵上，武松和李逵同样也经受了巨大的痛楚。他们是作为世俗之人与“兽中之王”狭路相逢的，内心的波动并不完全闪烁着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之光，始终晃荡着凡人的种种意念。武松一开始不相信冈上有虎，“你鸟子声！便真个有虎，老爷也不怕。你留我在家里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谋我财，害我性命，却把鸟大虫唬吓我？”他如此斥责好心相劝的酒家，委实有点借酒使泼。后来，在山神庙读了阳谷县的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欲待再回酒店，又怕“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难以转去，——爱面子，逞强，叫人怜爱得啼笑皆非。当猛虎真的扑将过来时，武松并不镇定，吓得大叫“呵呀”，惊得“酒都做冷汗出了”，而且“慌了”手脚，将梢棒劈到枯树上。待到打死了老虎，他也同常人一样，“手脚都疏软了，动弹不得”，并且草木皆兵地将两个身披虎皮的猎户误认为“两只大虫”，绝望地惊呼：“呵呀，我今番死也！性命罢了！”李逵的内心波动没有这么多层次，一来，他是个鲁莽的“铁牛”，肚子里没有武松这么多“弯弯绕”，二来，他在仓促之间领受了丧母的切肤之痛，感情的旋流顿时荡尽了人世间的种种荣辱，逞能也好，“英雄”欲念也好，这时候同他全无关系了，他渴望的就是两个字：报仇！“我从梁山泊归来，特为老娘来取他。千辛万苦背到这里，却把来与你吃了！”李“铁牛”怎能不“心头火起，赤黄须竖立”呢？“正是你这业畜吃了我娘！”他手掣腰刀逼向母大虫，想到的是找仇敌算帐，怀的是一片孝心，没有拉开“英雄”的架势，端的是一个贫家孝子。等到杀了四虎，这位“存孝”黑汉，首先想到的并不是慷慨高呼：“亲娘，你的仇孩儿报了！”他同常人一样，在经历了极度的愤怒和耗费了巨大的精力之后，“困乏了”，不由自主地“走向泗州大圣庙里，睡到天明”。直到次日清晨，这位孝子才收拾了亲娘的两腿及剩下的骨殖，用布衫裹了，掘土坑葬了。此时此刻，也只有此时此刻，李逵才有心思、有可能为母亲的惨死“大哭了一场”。从上述分析中我们看到：《水浒》的作者十分得体地表现了两位英雄在打虎过程中所经受的“磨难”，包括肉体的磨难和心灵的磨难；他没有让武松和李逵所向披靡，顺顺当当地打死和杀死老虎，而是在仓促之间，在逆境之中压倒对手的。如是经营，读者就同主人公一起，领受了由“痛感”向“快感”的转化。这是在磨砺中油然而生的快意，无须小说家用过分的夸张，用一些附加上的、偶然的因素来抚慰和成全。这才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痛一一快”！ 打“纸老虎”没有美感。用现代化的捕兽装置捕虎，也很少美感。唯有活生生的人与活生生的虎相互较量，才能惊风雨、泣鬼神，叫人们心弦震荡，俯仰和鸣。《水浒》这么做了。武松和李逵在打虎过程中，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上演一幕传诵千秋的“英雄戏”；他们在生死关头亮出来的，恰恰是每一个普通人所能有的感情征象。没有英雄欲望的英雄，最容易叫人亲近；用凡人身手创造奇迹的英雄，最容易令人信服。武松打虎和李逵杀虎之所以兀立于打虎英雄之林，受到广大读者的由衷欢迎，其关键和诀窍乃在于：他们是代表“人”打虎的，他们捍卫了人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人的智慧和力量压倒了虎威，他们的性格显得深厚而又坚强，于是，读者看到了崇高的闪光，油油然激发起崇敬之情和效仿之心，程度不等地在精神上获得了净化与升华。 《水浒》上的一百零八条好汉，就其主导性格的内涵来说，无非是“叛逆”二字；就其性格的外在形态来说，大多是“刚”“大”“尖”“粗”，显得刚烈、高大、奇峭而粗犷。然而，读者并不觉得他们彼此难辨、一副面孔。恰恰相反，几乎一闭起眼睛就分明看到他们光彩殊异的英姿，就像面对着传说中的、被作者奉若至宝的一百零八幅英雄肖像一般，多活，多绝，多有棱角，多有个性！何以至此？原来，《水浒》的作者，根据众多英雄的不同生活遭际，赋予他们不尽相同的非主导性格素质，譬如饱学、多智就是吴用之所有，而李逵之所无的。这样，当各别英雄以自己独有的性格色彩去涂沫自己的主导性格，去发挥牵引和制约的能动作用时，他们的主导性格（叛逆、英勇）就呈现出差异来了。这一种非主导性格素质指向并影响主导性格的“凝聚”过程，在“武松打虎”和“李逵杀虎”的比较考察中，最容易看到它的生动性。 金圣叹在《水浒》第四十二回回首，有一段批语：“二十二回写武松打虎一篇，真所谓极盛难继之事也。忽然于李逵取娘文中，又写出一夜连杀四虎一篇，句句出奇，字字换色。若要李逵学武松一毫，李逵不能；若要武松学李逵一毫，武松亦不敢。各自兴奇作怪，出妙入神，笔墨之能，于斯竭矣。” 又在“李逵却钻入那大虫洞里”一句下批道：“前有武松打虎，此又有李逵杀虎，看他一样题目，写出两样文字，曾无一笔相近，岂非异才。”“写武松打虎纯是精细，写李逵杀虎纯是大胆，如虎未归洞，钻入洞内，虎在洞外，赶出洞来，都是武松不肯做之事。” 在“那大虫望李逵势猛一跳”句下，金批道：“武松文中一扑一掀一剪都躲过，是写大智量人让一步法。今写李逵不然。虎更耐不得，李逵也更耐不得，劈面相遭，大家便出全力相搏，更无一毫算计，纯乎不是武松。妙极。” 金圣叹很有见地。他一语道破了武松打虎与李逵杀虎的不同点：前者“不敢”有后者的举动，后者“不能”有前者的举动。为什么？因为武松是“精细”人，不敢像李逵那样造次，那样莽撞，那样毫无算计；李逵则是什么也“耐不得”的“大胆”人，决不会有武松那种“大智量”，决不能运用武松的“让一步法”——先“躲过”老虎的一扑、一掀、一剪，再见机而上，置猛虎于死地。 这里，我们分明看到了武松与李逵在非主导性格素质方面的差异：武松精细、会算计、能适当控制自己；李逵鲁莽、急躁、从不瞻前顾后，等等。这种差异，是与二人的不同生活遭际密切相关的。譬如：武松与做小买卖的哥哥相依为命，先是出入市井，后来在柴大官人家避祸一年，又稍许识得几个字，对人情世态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待人接物也越发变得精细；李逵本是乡村强人，好酒好赌，因人命官司出逃，流落江州充当了一名小牢子，这种特殊的生活环境，使他“由来太恶粗”的“天性”，变得格外“勇悍”，“李铁牛”发展成为“李凶徒”了。这样一来，武松和李逵的主导性格，就分别受到了一些不同性格“基因”的影响和渗透，染上了各自的个性色彩。尽管他们二人都是英雄，都是敢敌万夫的勇士，但是“大胆”的具体表现形式就不一样了：一个是精细的大胆，另一个则是旋风呼啸、不顾一切的大胆。由此而派生出来的打虎英雄壮举，就肯定大相异趣，不会雷同了。 “一样题目，写出两样文字”，而且“句句出奇，字字换色”，这对小说家来说，是相当难能可贵的。生活中有些事难免要反复出现，譬如吃饭、睡觉，一年三百六十日，几乎天天如此，一些表现日常生活的小说（如《红楼梦》），只好一而再、再而三地描写它，——真难哪！传奇性强的小说（如《水浒》）似乎要好办一些，然而也免不了要反复描写一些大同小异的生活事件和生活场面，如“斗杀” “劫法场” “对阵”，等等。这些都无法绕道儿走，只好硬着头皮去写它。但是，高明的小说家又能同中见异，写出“各自兴奇作怪，出妙入神”的文字。《水浒》的作者，敢于在写了十分精彩的“武松打虎”之后，在“极盛难继”的情况下写了“李逵杀虎”，可见其创作自信力！这种自信力，不是凭空而来的。它出自小说家对人物性格素质的全面把握，对人物性格逻辑的深刻理解。当一个性格实体活泼泼地诞生之后，它就要做自己的事，就要按照自己的内在活动规律去“动作”，去摆布自己的生活踪迹，谁也勉强不了。相反，它却能成为小说家思路的向导，成为小说情节不断演进的向导。阿·托尔斯泰认为：当一个作家创造的人物独立自主地生活的时候，这便是创作的最高境界。武松能用自己的方式去打虎，李逵能用自己的方式去杀虎，都是作家高度尊重人物性格逻辑的结果，都是作家进入了最佳创作状态的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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