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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算是一种职业吗？ 好像没有听说过，但是又有那么多的人往文人的边去靠，又是什么原因呢，也难搞的明白？反正在我的眼里，文人是这个社会的另类，不好去定义的。我常常在想，文人为何要去做文人？文人的价值在什么地方？ 既然很多的人连自己做文人的价值是什么都不知道，却不遗余力的痴迷在这条道上，穷尽一生，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就只有去猜了，这么多人想做文人，并不是他们都意识到文人是社会的良知，用自己的笔去记录时代的足音，去刻录世间爱恨情仇和悲欢离合，去解析人之情感轨迹，去传达灵魂深处涌动的细波浪痕，去建构社会的人文精神世界。 大多数的能够写上几篇文章的人，并不是心性使然，他们是逼自己去为某个目的去写作，要么是虚荣心理作祟，弄出点文字来，得到些赞许的目光，赢得别人少得可怜的尊重。至少在一般人的眼里，文人起码是个读书的人，不是常人眼里的鲁夫。 再说文人总是把自己当着千里马，他们竭尽全力的表现就是想吸引伯乐的目光，自己拼命的写，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被伯乐赏识，来个鲤鱼跃龙门，改变自己的工作环境，他们把写作当着改变命运的“敲门砖”，还有一部分写作者，连最起码的语法都过不了关，看了几篇文章就认为自己就是一块写作最难得的料，顾不上自己的所学并不系统，自己也玩弄高雅。 当然也不排除有这样的人，他们本身有这个爱好，并且有强烈的想成名的野心，不管自己的智慧和阅历够不够，反正用生命来拼，就等熬到成名成家的那一天。就这么一个群体，起点低，目光短浅，要想成大作家大文人，那是不可能的。 我敢于下断言说兴义这地方出不了大作家，是我对这个地方文化背景的了解，我并没有混迹于这个圈子，但我是个踏实的读书人，我以自己的阅读经验可以断定，这个地方没有出大家的土壤，这个地方的写作者要么浮躁，要么没有真正的文化内涵，要么没有丝毫的能力，要么没有创作的内心力量。 大多数的所谓作家都在做官样文章，缺乏超越时代和自己的构想，甚至缺乏经验，写作都是想当然的写作，与生活的距离太远，所以没有思想的提升。无论是最先的《原上草》到现在的《金山角》，还是安龙原先还有点冲击力的《绿海》，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万峰林》《兴仁文苑》《南山湖》，这些内刊上发表的作品，几乎都是没有穿透灵魂的作品，他们办刊的宗旨大多打着“繁荣地方文化”的牌子，其实都是几个文人在拉小圈子，又囿于政策的限制，发表的文章除了哼唱之外，就是“旅游宣传品”式的颂词，更难以与时俱进了。 兴义的作家群中，从王文科、袁欣、康后元、毛鹰、枕木等老一代文人数起，到中年的黄光云、冉茂荣、三毛、赵雪峰、董朝阳、牧之、黄健勇、彭殿基、张明飞、安科等，到70后的全人脊、李云飞、郑望春、廖飞雪、陈朗、孙淑静、刘天祥、余斌等人，都是活跃在兴义文坛的写手，但所展现出来的作品都无历史的沧桑感、时代感、疼痛感。 在这大群写作者当中，老一代的颐养天年去了，再无创作的激情，写的东西都是应景文字，中年一代忙于应付官场和确保位子而奋斗，无暇顾及自己的创作，更年轻一点的浮躁，急于成名而缺乏冷静的思考，效仿的成分都比较重，走不出别人的影子，没有独创性。于是集体的成了边缘文人，而且创作上出现青黄不接的现状。有时候我想：一个二十多万人的地方，不出一批文人，就有点不正常。 但兴义这个地方，掐指细数，文人其实少之又少，而把写作当职业，全力而为之，意思即这辈子不写个名堂，至死都不暝目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大多数人只是客串一下，常常自谦写写划划仅是业余爱好而已，又不靠这个养家糊口，这就为自己写不出好东西，找了一个很正大光明的理由。 而且有不少的作家认为自己划钱出了两本书，就算是对自己热爱文学有了交代，停顿在原始的创作氛围上止步不前，有的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了部分作品就成了一生的骄傲，仿佛是躺在功劳簿上可以睡大觉，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认可就可以张扬一生似的，如此下去，没有自我觉醒的能力，要想成为大家，也只是黄粱一梦而已。 有人戏称“黔地无大家”，即使是黔北这个文化土壤发达的地方，都只出了三个代表性的文人蹇先艾、黎焕颐、何士光，何况没有文化底蕴的黔西南。 很多人都认为，夹皮沟的生活状况决定了人的视野，也就决定了人的思维能力，我倒是不赞成这样的说法，按这样的逻辑推理，青岩那么小的地方，也是在山旮旯里面，不也出了个清朝有名的状元周渔璜吗？ 我所说的兴义这个地方不产大文人，不是说这个地方小，就不产大文人，文人出产的地方不讲地方大小的，而是生活在兴义这地方的文人，都有些小农意识，缺乏大气和前瞻性，他们都满足于自给自足，干文学也是小打小闹，大多数是满足于自娱自乐，照这样的发展态势，是不可能产生大作家或者大文人的。首先是兴义的作家群中的人自己的定位不清楚，他们都变现出无比的热爱文学，相互纠结在一起，总想把这个地方弄得有点文化氛围。 文人臭味相投，心性相通，爱好一致，便形成了一个圈子。就这么简单，他们经常三五成群，自发邀约，坐茶馆，吃火锅，喝啤酒，谈作家，谈作品，谈文坛轶事，高谈阔论一番，激情昂扬一番，然后都不忘记互相恭维一番，这样的做法，实际上起点一样，都是瞎子牵瞎子，只不过是满足一下共同的虚荣心理而已。 那些稍微有点名气的人，还不时被县份的文联邀请请去卖弄一下创作体会，遇到政府行为的活动，他们也用政府的钱邀请全省或者全国都有点名气的文人在兴义来指点指点，如果有作家诗人到此采风，绝不放过交流的机会，前倨后恭的抱着一沓稿子求人家指点迷津，名人们故着高深的言论自己消化了多少，只有自己明白，回过头来写作的时候，还是再度回到起点状态，没有多少变化，重复着军人的原地踏步练习。 自家寻找文学发展方向的时候，有的走火入魔，专门走偏门，研究各大刊物发表文章的导向，然后写去投编辑的胃口，没有自己的写作目标，自己给自己设置障碍，导致自己无法前行。 第二，兴义的文人傻，先是没有发表园地，就自发组织起来到处去拉赞助，办文学期刊，不管看的人多与寡，只求自己向世人表明他们热爱文学，后来都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有了经济保障，但是却又很世俗的把文化平台当成了拉关系的网络，发表的作品，大多数是自己的朋友和三姑六姨的作品，质量越来越下滑，甚至到料不堪卒读的地步不自知，把自己掌管的小刊物当成了自己的小菜园来经营。 有的甚至搭便车，克扣办刊经费来出版自己都看不下去的作品集子。有的作家甚至不惜代价，借起盘缠去参加全国性的笔会，东西南北再远都去；省吃俭用，回来时带回几本资料之外，并无收获，仅仅是观了一回光而已，用俗话来说，就是是牛拉到南京转来还是牛。有的掏空积蓄花上数千或上万元的费用，去出版一部诗歌、小说、散文集，，自己发给自己一个安慰奖，总算出书了。可是他们自己都知道，这些书难得在市场卖上几本，放置在书店里的作品几月无人问津，只好退而求其次——送人，把一本本的书倒贴上邮寄费，四处赠送，还虔诚地叫别人去指正、批判。划那么多钱出版的作品不但没有人当着宝贝，而是被人扔在角落里或者当废品卖掉，不是对自己最大的侮辱吗，不是憨包是什么呢？ 我要说的兴义的文人是小文人，不是说他们人小，而是他们的作品小气，没有大家风范，缺乏洞察世事的能力。他们制作出来的作品，很难看到具体要表达甚么思想和主题，读起来平淡无奇，就如喝温吞吞的白开水，没有思想撞击力的文章，无论你付出再大的努力，不肯能出大作品的。 兴义文人的作品小气在于他们没有认真思考自己的创作方向，并且忠贞不渝的继续下去，而是说什么流行就干什么，把自己当着是一专多能的天才，诗歌、小说、散文、杂文都可以制作出来，他们都习惯于量身定做，比如兴仁要搞一次笔会，被邀请的群英们就吃一顿，在哪里吃的饭，就为哪里唱赞歌，溢美之词让人后背起鸡皮疙瘩，但是他们当着大作炫耀。 所以凡是黔西南出名的“金州十八景”都被文人们写烂了，却没有一篇上档次的文章面世，原因在于他们是在应付，文章是做出来的，不是灵魂深处个性的流淌，思想境界低，怎么能做出大气的文章来呢？写散文的哼哼唧唧都是逼出来的“爱”，爱家乡爱山水，爱自己的老婆孩子和领导，却没有疼痛的爱，表现出来的爱都是无关痛痒，缺乏真实性，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字“假”，让人看不出真感情，这类作品的代表有顶效的岑大明，兴义的马仕安、陶昌武、杨远康、黄正书、唐泽阳、陆佳兴、吴健民、孙淑静，兴仁的王作英、杨文泊，贞丰的李大文；写诗歌的只注重于形式，明明知道自己没有创作诗歌的激情和天分，却硬是无限坚持，写出来的作品僵硬，像拼出来的文字，到处是硬伤，甚至他们写的是什么，他们自己都难以自圆其说，能告诉你的就是我们在写一种感觉，这不是太具有讽刺意味了吗？ 一个连自己都不知所云的作者，你的诗歌的震撼力如何体现的，只注重形式而不去练习意境和字词的锤炼的诗人，只能是得其形而不是得其神，又如何大气得起来呢？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代表是普安的安科，兴仁的胡荣盛、丁大林，贞丰的冯琳、华超，安龙的王永梅，兴义的赵雪峰、彭殿基、郑望春、向成鹏等人，有的出了不止一本作品，有的在省级刊物发了作品，但是只要你细心去审读，就不难发现他们的作品没有自己的个性，都有中国诗人的共同特征，所以作品大都形式上比较超前，而内容上却无新意，似曾相识的感觉特别浓烈，有的专辑里的作品纯粹不忍卒读。 写小说的在兴义来说是凤毛麟角，即使是那么几个人在做也是不守正道，无法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有的甚至乱写一通，沉不下心来“熬”小说，而是想急于成名，出版的小说也不少，但是读不下去的居多，动不动几十万字的作品出版却连小小说的模式都没有，更不用说去把握长篇小说的结构和主题，他们都想把自己的作品做成史诗性，但又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所以作品质量当然就每况愈下，一本更比一本差，从袁欣的《黑山汉子》到冉茂荣的《决站蚂蚁》，从赵雪峰的《皇天后土》，到陈明红的《饭碗》，从张明飞的《桃花魂》到三毛的《红竹楼》从廖飞雪的《无处分手 》到韦让的《盘江洪流》，无处不见小说的硬伤，他们的小说要么就是单纯的讲故事，讲自己记忆中没有删节和取舍的内容，甚至包括性的宣扬，有的注重于模仿名家大作，却处处漏痕，有的是堆积材料，滑稽可笑。 可以这么直接的说，这一群小说创作者没有小说创作的经验，完全是向当然的按自己的方法去做小说，没有一个的创作是系统的，这与读的小说少有直接的原因，再说缺乏生活底蕴，就难以创作出思想深度很深的作品，就无法大气。不论大家承认与否，按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我不认为上面我列举的作品是优秀的可观的。 稍微在小说上有点建树的，我个人认为兴义只有三个有点潜质，一个是中年的冉茂荣，他勤奋，用心去研究小说创作的途径，另外两个都是70后的全人脊和李云飞，这两个作者的思维比较活跃，有一定的目标性，而且文笔比较干净，都注重吸纳新的创作元素，有一定的冲击力……全人脊注重于苦难的书写，他有“点”挖掘，那就是北盘江的喀斯特上的民众苦难，并着力想找到救赎的门径，他有特行独立的内涵。李云飞的思维较为怪异，思想灰色，大多再现自己的灵魂和别人身上的阴暗，试图想找到一种依托。两位的特质都是难得的，但是两位都不成熟，而且都有致命伤，全人脊的致命伤是用词中规中矩，缺乏故事的一波三折，提炼材料的能力还得加强，李云飞则是走不出名人的影子，仿效的痕迹较重，词汇上的创新不符合逻辑，细心一点去看，很招人眼的文字中有很多的语法错误，这样要想走出贵州，是极为困难的，有水准的编辑他们不可能容忍这样的作品。 可惜的是独木难撑，形不成凝聚力，全人脊因为一次“错误”陷入创作的低谷，甚至无法从阴影中走出来，淡出了兴义文坛，再没有每天上万字的创作激情了，这是在没有宽容的兴义环境的典型的“牺牲品”，缺乏扶掖和理解必然导致一个失去信心的人找不到出路，而被历史的大潮淹没并无翻身的机会。 一次，一个州文联的一个同志很有意味的给我提到全人脊的事情，看到他义愤填膺的样子，我反问了一句：你到处张扬别人的不是，是想落井下石呢？还是另有目的？一个有发展潜质的人你缺乏发现的眼光，却是恶意的推他走向死谷，这就是你们文联的人所做的工作吗？当时他很尴尬，但我却感到无比的痛心。现在就剩下一个冉茂荣和一个李云飞来支撑兴义的小说，而冉茂荣渐进老景，突破也很困难，李云飞又没有可观的数量，兴义的小说还是处于阴霾密布，难以见到曙光的。好在兴义的作家群有一点还是好的，那就是没发表什么重要的作品，但是圈内人士一再互相鼓气，写点有份量的东西，大家激动一番，说要弄要弄，就是总不见出笼。 兴义文人偶尔出来客串一下的多，一高兴，谁都可以弄点散文、诗词歌赋什么的，把两个小报的副刊编辑编得使法，圈子只这么大，大家都是熟人，即便素不相识，东转西转，也就挂上了钩。 兴义文人难出大家的另一个方面是兴义的文人为文不是把它当着生命来追求，而是在寻找“上线”的机会。兴义的文人大多运气好，圈里混了一下后，很多人凭借曾经有过的爱好，进了机关，在官场里走得很顺，很多人还弄了个一官半职，日子过得也还算滋润，一些人借此改变了命运，从乡下进了城，从一个小单位进了大机关。还有一些人进了文化单位、新闻媒体，从事与爱好相关的工作，找到了生存的地盘。 会写也是一大优势，现在很多部门、单位就缺个笔杆子，说明这个社会喜欢文人的还是多一点，虽然以后大多数人不再为文，还说一些舞文弄墨没有好大的用处的话。很少有人用心去做文章了，甚至写不出文章来了，即使写几个字出来都是应付，袁欣是也，黄健勇是也，董朝阳是也，牧之是也，彭殿基是也……好在一帮人找到敲门砖后，又有一批人络绎不绝的跟后，兴义的文坛才不那么死气沉沉。 还有兴义文人难出大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兴义的文人自我感觉也不错，觉得自己写的文章还可以，当然，谁都有“自己的娃儿乖”的习性。所以非常怕别人指名道姓的批评自己的作品，他们认为别人批评自己的作品也就等于人生攻击。 有时候想一想，一个没有批评的人都无法进步，你自己又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又不让别人指出来，那么就只有闭门造车的作坊式创作，还有可能进步吗？更可怕的是全人脊曾经发在《兴义之窗》上的几篇帖子，我看过，写得不错，后来想去看看，不见了，细问原因，说是迫于“压力”，有领导正告过他，说他博客里的文章有个人“攻击性强”的句子，如果不删除会有很大的麻烦，做人要低调什么的。后来我在他的博客里也看到这样的感叹：“这是一个不能说真话的时代”，悲哀呀！ 全人脊也太不争气了，要是换着我，连话语权都没有了，活着还有个卵意思，不就是那么点“破事”，如果逼急了，兴义文人哪个没有点“丑事”，让他们也曝曝光，来点硬的怕个球，有人要死，也可以找个垫背的，连带责任让大家来负啊！舍得一身寡，连皇帝都拉得下马呢！就那么唯唯诺诺的活一辈子吗？没有血性，换着是我，我就坚信，再庞大的机构，也不可能不让人说话，如果是那样的话，李熬可以死一千回了。 全人脊最终很无奈的说了一句让人心痛的话：算了！我已经不打算涉足兴义文坛，如果还有激发信心的那一天，我往高远一点的地方去发展，没有信心了，就自己吃自己的饭得了，惹那么多事干什么？没有千年不到的城墙呢，谁能当官一辈子，恶人有恶人收，恶鸡有野猫抠。哪家的娃娃天天哭哟，大不了不做这卵文人不吃饭吗？从他绝望的话语中，我知道一个很有希望走出来的人就这样死于“高压”，除了惋惜之外，还有什么，就是无限的悲凉，我想问一下，服务于作者的文联都在干什么？长此以往，兴义的作者能走出兴义就差不多了，还想奢望走出贵州，走出省外吗？为什么我们都习惯于听喜鹊叫，就不能听听乌鸦的叫呢？我们怕批评就等于批评不存在吗？隐藏起来而又没有导向的批评更可怕，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很牛B的说自己的作品怎么样的时候，民间的评价又是怎么样，兴义的文人又有几个敢于正视的呢？ 当这个社会越来越重视文化，文化定输赢已形成全社会的共识，人们倍感重视人文素养的培养意义非常时，文人的生存土壤就变得疏松肥力些，在“文化需要建设”这一概念下，文人自当有所作为。可是我们兴义的文人做到了吗？我们难道不该形成凝聚力吗？我们有必要玩槽中无食猪拱猪的游戏吗？我们应该积极地想这个地方的文化积淀贡献一点力量，着力对本土文化进行整理、发掘、建设，既然有人发出了：“兴义作家写兴义”倡议，那么就应该积极行动起来，翻阅旧籍，踏访山川河谷，深入民间，用一支笔去抒写描摹这里的世俗风情、人文地理、山水风貌。文人们要用自己的眼睛、用自己的心灵重新去观察、审视这块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存在状态，对人生采取积极介入的态度，用全部的身心去拥抱生命，去体悟人生，方能出有生命力的作品。 作为文人，应该把写作当着生命存在的方式，是一种意义的证明。当人们吃饱了，喝足了，总还有点精神需求吧，这就需要文化的东西，文人便该去做这样的事。面对急剧变化的时代，面对各种机遇和挑战，面对生存的各种困境，面对创造与建设的热烈气势，文人的本性彰显，雄心激发，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激情在胸中澎湃，他们不计世俗的功利得失，力求去超越社会的表象，去思索时间，思索死亡，思索存在，思索人类的存在等等重大的课题，创造有价值、有意义的作品，为脚下这块土地，为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时代打上深深的文化烙印，如果能这样，兴义文坛要出好作品大作品就指日可待了，反之我们就在下一代的抱怨中终止一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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