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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图1-青地白花莲池鸳鸯纹菱口盘 图2-青地白花孔雀牡丹纹碗 图3-青花孔雀牡丹纹罐 2012年是上海博物馆建馆60周年，为此上海博物馆特意举办了“幽蓝神采——元代青花瓷器特展”，展出了来自伊朗、土耳其、日本、英国、美国、俄罗斯以及国内各大博物馆收… 图1-青地白花莲池鸳鸯纹菱口盘 图2-青地白花孔雀牡丹纹碗 图3-青花孔雀牡丹纹罐 2012年是上海博物馆建馆60周年，为此上海博物馆特意举办了“幽蓝神采——元代青花瓷器特展”，展出了来自伊朗、土耳其、日本、英国、美国、俄罗斯以及国内各大博物馆收藏的90余件元青花，其中来自伊朗国家博物馆的10件元青花格外引人注目。 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来自于阿迪比尔陵清真寺，阿迪比尔陵清真寺位于伊朗北部的阿尔达比勒城，伊朗萨菲王朝的创立者萨菲·阿尔·丁就安葬在阿迪比尔陵清真寺[1]。伴随着统治伊朗的帖木儿帝国的衰落，萨菲·阿尔·丁的后裔伊斯迈尔一世于公元1501年在伊朗西北部的大不里士城，建立萨菲王朝，并最终统一伊朗全境，直到公元1722年被新兴的莫卧儿帝国攻灭，萨菲王朝共统治伊朗221年。据伊朗的文献记载，公元1611年伊朗国王阿巴斯·萨菲将宫廷珍藏的1162件中国陶瓷奉献给阿迪比尔陵清真寺，其中就包括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这32件元青花[2]。 阿巴斯·萨菲国王奉献给阿迪比尔陵清真寺的这32件元青花，来自于曾经统治过伊朗的帖木儿帝国。帖木儿帝国是蒙古贵族帖木儿·巴鲁剌思于公元1370年在伊利汗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帖木儿·巴鲁剌思试图重建已经分崩离析的蒙古帝国，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公元1507年帖木儿帝国灭亡。 伊利汗国的创建者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元世祖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统治疆域东起阿姆河(在今天的土库曼境内)，西临地中海，北到高加索(在今天的俄罗斯境内)，南至波斯湾，横跨欧亚大陆，是当时东西方交通的枢纽。伊朗(Iran)的英语拼写即来源于伊利汗国(il-khan)[3]。 公元1252年蒙古大汗蒙哥命旭烈兀率领蒙古大军远征阿拉伯帝国，公元1258年由旭烈兀统领的蒙古大军攻陷巴格达，阿拉伯帝国的末代哈里发穆斯塔辛·阿拔斯投降，旋即被旭烈兀下令处死，阿拉伯帝国灭亡。公元1260年旭烈兀率领蒙古大军占领底迷失(即今天的大马士革)，将叙利亚纳入了蒙古帝国的版图。此时蒙古本土来使，通报蒙古大汗蒙哥去世的消息，旭烈兀停止西征，率领蒙古大军班师回朝。 图4-青花波涛龙纹盘 图5-蓝地白花云龙纹菱口盘 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正式册封旭烈兀为统治阿姆河直至叙利亚之间疆土的君主，称为“伊利汗”，并赐予“辅国安民之宝”的王印[4]。“伊利”在蒙古语中是“从属”的意思，这表明伊利汗国是元朝的宗藩，是元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元朝的西北诸藩中，伊利汗国与元朝的关系最为密切。这具体表现在： 第一，历代伊利汗的袭封都以得到元朝皇帝的批准才为合法。公元1265年旭烈兀去世，其子阿八哈不敢继位，只是权摄国政，直到公元1270年元世祖忽必烈命阿八哈继承汗位。公元1282年阿八哈去世，其弟帖古迭儿继立，但没有获得元朝政府承认，公元1286年元世祖忽必烈命阿八哈之子阿鲁浑继承汗位。公元1291年阿鲁浑去世，其弟海合都和堂弟拜都相继即位，但都没有获得元朝政府承认，公元1295年元成宗铁穆耳命阿鲁浑之子合赞继承汗位，并赐予“王府定国理民之宝”的王印[5]。公元1304年合赞去世，其弟完者都继立，得到元成宗铁穆耳的承认。公元1316年完者都去世，其子不塞因继立，得到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承认。 第二，伊利汗国在元朝政府内设有专门的代表机构。公元1261年元世祖忽必烈特置“随路打捕鹰房总管府”[6]，专门管理赏赐给旭烈兀的财物。公元1304年元成宗铁穆耳设立“大都等路打捕鹰房诸色人匠都总管府”[7]，作为伊利汗国在大都(即今天的北京)的代表机构，后来元朝政府精简机构，但照顾到伊利汗国“远镇一隅”，因此这个都总管府一直“存而不废”。 第三，伊利汗国与元朝政府之间的往来极为频繁。公元1284年元世祖忽必烈派遣丞相孛罗出使伊利汗国，伊利汗阿鲁浑由于喜爱孛罗的渊博学识，就把他留在了伊利汗国。公元1296年元成宗铁穆耳派遣大臣拜住出使伊利汗国，被伊利汗合赞留在身边，不久又派他回元朝，后来拜住成为元英宗硕德八剌的丞相[8]。公元1298年伊利汗合赞遣使入朝，元成宗铁穆耳将“随路打捕鹰房总管府”历年来积累的财物交使臣带给合赞。公元1313年镇守西域的蒙古宗王也先不花发动叛乱，扣留的往来于途的元朝和伊利汗国的使臣，竟然有好几批[9]，可见当时伊利汗国与元朝政府之间交往的频繁。 伊利汗国地处当时的东西方交通枢纽，东方是信奉佛教的元朝，西方是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各国，其统治区域则信奉伊斯兰教，而蒙古人本身是信奉萨满教，所以在旭烈兀被册封为伊利汗后，蒙古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不得不面临着宗教信仰的抉择。旭烈兀的儿子阿八哈和孙子阿鲁浑在担任伊利汗期间，倾向于基督教，所以选择与欧洲各国结盟，并与拜占庭帝国联姻，派遣使节到罗马教廷及英法等国，建立友好关系。阿鲁浑的儿子合赞和完者都在担任伊利汗期间，为取得伊斯兰教徒的支持，宣布伊利汗国境内的蒙古人全部改为信奉伊斯兰教。伊利汗合赞甚至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马合麻(即“穆罕默德”的蒙古音译)，并以“苏丹”之称取代“大汗”之号[10]。伊利汗完者都为了减少昄依伊斯兰教的阻力，干脆直接把国都从桃里寺(即今天伊朗的大不里士城)迁往算端城(即今天伊朗的苏丹尼耶城)，完者都的陵墓至今还保存在苏丹尼耶城，是伊朗现存最为古老的双层圆顶建筑，在穆斯林世界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慕斯林世界里，蓝色是深远、纯洁和透明的象征，能够令人感到神秘、渺茫和静穆，这与伊斯兰教的教义相吻合，因此用蓝色装饰器物和建筑成为伊斯兰文化的传统。青花瓷烧成后呈现出白地蓝花的装饰效果，符合穆斯林世界的审美情趣[11]。伊朗盛产优质的钴料，可以烧制出发色浓艳的青花瓷。在伊利汗合赞昄依伊斯兰教后，青花瓷在伊利汗国的需求量激增。需要指出的是，合赞、完者都、不塞因这三位信奉伊斯兰教的伊利汗在位的时间是从公元1295年到公元1335年，这大致相当于从元成宗铁穆耳到元顺帝妥懽帖睦尔的统治时期，即元朝历史的中晚期。我个人认为，传统上认为元青花烧造时间始于元代晚期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元青花的烧造时间应该始于元代中期，并且在元代晚期继续烧制。 在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中，有些明显是伊利汗国宫廷使用的器物。比如，青地白花莲池鸳鸯纹菱口盘(图二)所绘的莲池鸳鸯纹，即来自于元代刺绣图案“满地娇”，是元朝皇帝御用衣衫上的流行图案，尤其受到元文宗图帖睦尔的喜爱，画稿是由元代将作院所属的画局统一设计[12]。又比如，青地白花孔雀牡丹纹碗(图三)和青花孔雀牡丹纹罐(图五)所绘的孔雀牡丹纹，在元代皇家的礼服和仪仗以及百官公服中都能找到相对应的刺绣图案，这类图案是由习惯于描绘刺绣图案的元代将作院的工匠所设计[13]，同时孔雀纹还是“圣主临朝、重启盛运”的象征，这几乎与伊利汗合赞昄依伊斯兰教的情景遥相呼应。至于青花波涛龙纹盘(图一)和蓝地白花云龙纹菱口盘(图六)所绘的龙纹，蕴涵的政治内涵更是众所周知。我个人认为，伊利汗国的使臣在觐见元朝皇帝的过程中，与之随行的商队将产自伊朗的上等钴料带到了中国，再由景德镇的制瓷工匠烧造出精美的元青花，最后这些元青花由商队带回伊利汗国，其中那些制作最为精美的元青花归属于伊利汗国的宫廷。 公元1324年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册封伊利汗国大臣出班“开府仪同三司、翊国公”，这是元朝政府直接授官给伊利汗国的官员，此举引起伊利汗国的内乱。不久出班举兵反叛，但是兵败被杀，“出班之乱”使得伊利汗国的国势被削弱，蒙古统治者的内部矛盾公开爆发。随着伊利汗不塞因去世，各地的蒙古诸侯纷纷自立为汗，互相攻伐，伊利汗国迅速走向瓦解。需要指出的是，伊利汗不塞因去世的时间是公元1335年，正好是元顺帝妥懽帖睦尔统治的时期，即元朝历史的晚期，由于伊利汗国爆发战乱，东西方的贸易和交通中断，产自伊朗的上等钴料无法运来中国，而景德镇烧制的元青花也无法运往伊利汗国，不得不滞留下来，成为了元朝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公元1351年爆发了由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农民起义，元朝统治土崩瓦解，最终在公元1368年被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的达官显贵们在仓促逃亡之际，将无法带走的元青花埋入地下后匆匆离去，只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再也不可能有机会重返中原。近年来，这些窖藏的元青花随着考古发掘而陆续出土，逐渐为人们所熟知。 随着伊利汗国的四分五裂，蒙古诸侯各自为战，这种混乱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1370年蒙古贵族帖木儿·巴鲁剌思建立起帖木儿帝国才宣告结束。曾经在伊利汗国广泛欢迎的元青花，经历了近半个世纪战火的洗礼，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帖木儿帝国的战利品。斗转星移，帖木儿帝国在公元1507年走向灭亡，萨菲王朝重新统一伊朗全境，这些元青花再次作为战利品归属萨菲王朝。公元1514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苏丹萨利姆一世突袭萨菲王朝，击败伊朗国王伊斯迈尔一世，将萨菲王朝宫廷珍藏的40件元青花作为战利品掠走，这40件元青花以后一直珍藏在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比宫[14]。公元1611年伊朗国王阿巴斯·萨菲将萨菲王朝宫廷珍藏的32件元青花奉献给阿迪比尔陵清真寺，从此以后这32件元青花就被安静地收藏在阿迪比尔陵清真寺的瓷器库中，再也没有受到战争和动乱的破坏，得以保留至今成为伊朗国家博物馆的藏品。我个人认为，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曾经有无数的元青花在战争和动乱中毁于一旦，没有能够传承下来，只有极少部分幸免于难，最终流散到了全球各地的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家的手中。 弹指一挥间，700年的时光悄然逝去，当初由“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建立起来的蒙古帝国早已被尘封在历史的岁月之中，雄伟而辽阔的伊利汗国也已经凐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不变的唯有那些曾经见证过蒙古人光辉时刻的元青花。 注释： [1]金宜久.伊斯兰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 (法国)阿里·玛扎海里.丝绸之路—中国和波斯文化交流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3] (伊朗)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对历史的回答[M].刘津坤，黄晓健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1986. [4] 柯劭忞.新元史[M].北京：中国书店，1935. [5] 柯劭忞.新元史[M].北京：中国书店，1935. [6]、[7](明代)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8] (明代)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9] (明代)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0] 王新中，冀开运.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11] 杨映民.元青花瓷与中华文化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C].南京：中国国学出版社，2009. [12] 刘新园.元文宗--图帖睦尔时代之官窑瓷器考[J].文物，2001(11). [13] 刘新园.元青花特异纹饰和将作院所属浮梁瓷局与画局[J].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1982，3(1). [14]中国古陶瓷学会.中国古陶瓷研究·第14辑[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 来源： 文物鉴定与鉴赏作者：施泳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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