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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碰上个卖唱的，这辈子我都不会关心摩洛哥在哪里。那家伙唱得真不错，嗓子一会儿像刘欢一会儿像张雨生。模仿田震《自由自在》的时候我跟上他的，那种狭窄、茫然又激越的声音，可以乱真。当然，跟上之前我给了他十块钱。给钱的时候我脸是红的。我心疼，十块钱不是小数目。但已经掏出来了，哪好意思再塞回兜里呢。我明明记得兜里有张一块的，掏出来才发现三张都是十块，要命，硬着头皮也得给人一张。他以为我脸红是因为慷慨，他就对我招手：喜欢就跟着听。他看出来我喜欢田震的歌，接下来他唱的都是田震，《执着》，《干杯朋友》，《月牙泉》，《未了情》。从地铁的这头唱到那头。地铁在西直门站停下，我得下车了。
他停下弹奏和歌唱，扭着身子指自己后背。他的夹克上印着五个字：摩洛哥王子。
回到平房，我跟行健说：“见着摩洛哥王子了。摩洛哥在哪儿啊？”
行健哼了一声：“我还见着西班牙王妃了呢。”
米萝已经从他的百宝箱里翻出了世界地图，旧书摊上花两块钱买的。“北非。在北非。头顶上就是西班牙。老大你太牛了，摩洛哥跟西班牙前后脚你都知道。”
“知道个屁！”行健完全是顺嘴瞎说，但误打误撞也让他的虚荣心有了点小满足。“老子看看，这摩洛哥到底在哪旮旯。”
他把地图摊在我们的小饭桌上，我把脑袋也伸过去。摩洛哥头顶上不仅有西班牙，还有葡萄牙。左边是浩瀚的大西洋，右边是阿尔及利亚。边境之南是我只在地理课本上见过的毛里塔尼亚。
我们漫无边际地谈论了一通摩洛哥。除了国名我们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所以谈得更加充分。我们给这片抽象的国土想象出了名山大川、亭台楼阁和大得难以想象的客流量。关于摩洛哥王子，我跟行健和米萝说，真不知道他长得像不像摩洛哥人，不过鼻子倒是挺高。
聊完就洗洗睡了。很快我们就把摩洛哥和卖唱的小伙子忘到了脑后。不是记不住，是所有激动人心的事情最终跟我们都没关系。我们的生活里永远不可能出现奇迹。我们还住在北京西郊的一间平房里，过着以昼伏夜出为主的日常生活。我依然隔三差五地出没在地铁2号线沿线，逢人不备的时候，鬼鬼祟祟地帮我办假证的姑父洪三万打小广告。行健和米萝也是，他们帮陈兴多打小广告，偶尔我们会在同一条街或者同一条地铁线上碰头。有一天傍晚，我在西直门站地铁口的背风处吃烤红薯，行健从身后拍了我的肩膀，说：
“看见你那个‘摩洛哥王子’了。”
“那家伙是不是只有一件衣服？”米萝说。他们看见的也是那件印有“摩洛哥王子”的夹克。“他还带着个头发乱得像草窝的小女孩。他妹妹？”他们看见他的时候，他正从保温杯里倒水给一个脏兮兮的小姑娘喝。
我哪知道。
“我跟他说起你，”行健说，“他竟然记得。”
我继续吃烤红薯。行健的话你听一半就够了。
“不信？”米萝说，“我们真说起了你。说你给了他十块钱，他没想起来；说你跟着他听田震的歌，从车头听到车尾，他就一下子想起来了。他说，那个哥们啊，背个军用黄书包。”
看来是真的，那天我的确背着一个军用黄书包。其实那几年我背的都是这个包，就一个包。打小广告的一套家伙都装在里面：刻着洪三万电话号码的一个大印章，墨水瓶，涂墨水的板刷，印有我姑父电话的假证业务范围的名片，当然还有纸和笔，以备不时之需。能撒名片的时候撒名片，可以直接盖上个大戳的时候就盖戳，实在不行，用笔在一切可以写字的地方写上我姑父的名字和他的电话号码。
“那是他妹妹么？”米萝又问，“穿得可不如他啊。”
我真不知道。我也只见过那家伙一次。
吃完红薯，我陪他俩在路边抽了一根烟。秋风乍起，纸片和几片树叶被吹进了地铁口。一群人走出来，像这个秋天的黄昏，有种虚弱的单薄。最后出来的是一串饱满的歌声。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对，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没有吉他声，但我知道“摩洛哥王子”来了。果然，摩洛哥王子和一个扎着两个蓬乱小辫的女孩从地铁站走出来。他在教那女孩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小女孩六七岁的样子，鼻梁不高，脸有点脏，褂子还是用北方乡村里当被面的花布做的。摩洛哥王子该有二十出头，看上去比行健和米萝大。
“你们呀——”摩洛哥王子说。
“来一根不？”行健挥挥右手夹着的中南海香烟。
摩洛哥王子笑笑，从兜里掏出一把零钱递给那小女孩，说：“过马路注意安全啊。别忘了歌词。”
小女孩犹豫一下还是接住了，然后向他摆摆手：“谢谢哥哥，我记着呢。”跳过马路牙子走到对面去了。
我们凑在一起抽烟，像一群不良少年。“你妹妹？”我还是问了。
“小花？不是。”摩洛哥王子抽烟的动作很熟练。“地铁里认识的。”
“她这样——干啥的？”米萝问。
“要钱的。”
“要钱的”就是“乞讨的”。地铁里有各种各样的乞讨者：残疾人；卖艺的，像摩洛哥王子这样；老人；孩子，比如那个小姑娘，叫小花？
“最近老是遇到她。”摩洛哥王子说。
“你为啥要给她钱？”米萝问。
“她说一天下来要不够数，回到家她爸会打她。”
我们都火了，这什么畜生爹！哪天逮着狗日的好好修理他一顿。
“稍安勿躁。”摩洛哥王子劝我们，“我也想跟小花的爸爸谈谈，小花不让，怕谈过了挨的揍更多。你们是干啥的？”
我想告诉他我们是做小广告的，行健瞪了我一眼，说：“你叫啥名字？”
“王枫。”
“你衣服上印着个‘摩洛哥王子’，算啥？”
“一直想整个乐队，叫‘摩洛哥王子’，我是主唱。不过得慢慢来。还有吗？再来一根。”
明白了。他只是想象中的“摩洛哥王子”的主唱，或者说，是“摩洛哥王子”的“王子”。但他的广告做得好，八字还没一撇，他就把乐队名字印到衣服上了。
我们开始抽第二根烟。西直门的傍晚开始降临，在烟头掐灭的那一瞬间天黑了下来。
第二天下午我们出门比平时早，买了地铁票在2号线上乱坐，反正只要不出站，你坐多少站、坐多长时间都是一张票的钱。我们坐两站就下来，换乘下一班，直到遇上王枫。出门前我们达成共识，只是到地铁上听王枫卖唱；其实我们都心照不宣，我们都想到了“摩洛哥王子”乐队。实话实说，这么长时间以来，这是唯一一件让三个人都心动的事。昨天我们做了半夜的梦，梦见自己成为“摩洛哥王子”乐队的一员，我们和电视里、电影里、街头上那些乐队一样，演奏的演奏，唱的唱，跳的跳——成为乐队的一员，无论如何要比给办假证的洪三万和陈兴多打小广告要高雅和体面，这个我们都懂；可是，所有的乐器我们都不会，唱歌也只能瞎唱，跳舞嘛，只有行健会一段残缺不全的霹雳舞。昨天凌晨回到住处，行健扭了一段，跳不下去的时候他就翻来覆去地“擦玻璃”，那动作实在太像擦玻璃了。我们都想成为“摩洛哥王子”，但我们一无所长，所以我们都不吭声，只说去看王枫唱歌吧。好，同去同去。然后我们在雍和宫那一站找到了正唱梅艳芳的《女人花》的王枫。我们抓着扶手站成一排，王枫余音袅袅地唱完最后一句“女人如花花似梦”时，我们热烈地鼓起了掌，一起喊：
“好！”
乘客们开始掏钱。我咬咬牙，把钱塞到王枫斜挎的敞口人造革大皮包里，我看见行健和米萝放进去的也都是十块钱。
王枫继续往前走，边走边唱。从一班地铁的车头走唱到车尾，下车，换下一班。再从车头唱到车尾，再换下一班。我们跟着，鼓掌，叫好，偶尔投进去一两个硬币，实在没有太多的钱。在我们的想象里，这是整个“摩洛哥王子”乐队在前进中演出。
晚上七点钟，“摩洛哥王子”停下来，王枫说一块儿吃个饭吧，聊聊。我们都觉得好。王枫说，看看能不能碰上小花。主唱发话了，我们当然继续说好。那就一起去找。
在前门站的地铁里，我们看到了小花。她在车厢里慢慢走，端一只揉皱的“康师傅”方便面桶，一声不吭，见人就鞠躬，鞠完躬就眼巴巴地看着对方，直到对方往她的面桶里放了零钱，直到确定假寐的乘客再也不会给她钱，她才挪到下一个乘客面前弯下腰。
“小花。”王枫喊。
小花看见我们，抱着方便面桶颠儿颠儿地跑过来。“哥哥，”她在王枫身边停下，自然地抓住了王枫的手。
“今天够吗？”
小花对王枫摇摇头，委屈地撇了一下嘴，泪花子就出来了。
“没事，小花，先跟哥哥去吃饭。”
前门的那家馆子很小，只摆得下六张小桌子，但我们所有人都觉得味道好。家常菜怎么能做得那么别致呢，我们喝痛快了。当然小花没喝，她专心吃菜，单独给她又炒了一份芹菜炒肉丝。王枫酒量不错，行健数了数喝空的啤酒瓶子，决定还是不比下去了，真喝到底谁倒下去都不一定。我认为还是王枫酒量更大一点，因为最后是他把单买了。他非常清醒地说：“兄弟们能来听我唱歌，别说请顿饭，卖两次血我王枫都干。”临别时他还清醒地说，“就这么定了，过两天搬过去和兄弟们一起住。”出了门，夜风一吹，半瓶啤酒我就醉了。王枫清醒地拉着小花的手，说：
“小花，哥哥送你一段。”
回西郊平房的路上，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一次圆满的聚会、胜利的聚会。虽然没有迅速解决加盟“摩洛哥王子”的问题，但意外地解决了王枫加盟我们的问题。他租的地下室到期了，再不续交房租就得被房东赶出来，他在犹豫。他想住在有阳光的地方，地下室的阴暗生活他受够了。行健敏锐地抓住这个机会，手一挥，好办，咱们屋里空着一张床，欢迎老兄你来！我和米萝也说，欢迎老兄你来。
进了房间，行健拍着宝来留下的那张空床，说：“来了，就是咱们的人了。”
米萝说：“来了，咱们就是他的人了。”
他们俩已经说得这么白了，我就不好再说什么，就嘿嘿一笑。
三天后是周末，米萝翻出来一本算命的书，摇头摆尾地说，良辰吉日，宜乔迁、出行。外面响起了喇叭声，王枫已经坐着出租车到院门口了。
除了一个占地方的大吉他，王枫就两件行李，一个旅行箱、一个蛇皮编织袋，编织袋里装着被褥和枕头。他把几本书摆到床头时，我们才知道他是正规音乐专业的毕业生，尽管那学校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而且是个大专学校。有两本是他念书时的教材，此外都是影像和传记类的书，有讲猫王的，有讲后街男孩的，还有关于滚石乐队、魔岩三杰和黑豹乐队的。我们三个的心立马沉了下去。
按照计划，安顿好王枫就该进入下一个议程，准“摩洛哥王子”乐队狂欢一下，庆祝相互成了“自己人”。具体地说，就是我们来到院子里，王枫弹吉他主唱，我们仨跟着附和、伴奏、配舞。这两天我们去了动物园小商品批发市场，买了廉价的手鼓、笛子、葫芦丝、碰铃，米萝甚至还买了唢呐。这些乐器怎么玩，我们都不会，不会可以学啊，王枫也不是天生就会弹吉他唱歌的。我们一直认为王枫也是半路出家，碰巧了嗓子好，碰巧了模仿能力强，就唱上了；就跟地铁里天南海北来的卖唱的一样，胆子大点、脸皮厚点而已。但人家是科班出身。我们突然就自卑了，我们仨没一个完整地高中毕业的；更要命的是关于猫王、后街男孩、滚石乐队、魔岩三杰和黑豹乐队的那几本书，每一本书里的每一个人都那么洋气。即使只穿一条破破烂烂没有腰带的牛仔裤，赤着脚光着上身也那么洋气，他们怎么看都不像是我们的这个院子里可能走出去的。我们也可以留一头长发，也可以脱得只剩下一条到处是洞的牛仔裤，甚至脱得只剩一条内裤，但我们永远也成不了他们。这个想法让我们黯然神伤。趁着王枫没注意，行健把他的手鼓往床底踢了踢，米萝把盛葫芦丝的抽屉也推上了，我把笛子往被窝里塞时，被王枫看见了。
“你们怎么了？”他说，“有亲戚朋友要死了么？”一把掀开我的被子，把笛子攥在了手中。“啥意思？”
我抓了抓脑门，“不会吹。”
“不会吹可以学啊。”
我笑笑。行健和米萝也干巴巴地笑了。
“哪个地方不对，”王枫转着脑袋把房间看了一遍。我们租的房间不大，放两张上下铺的架子床和一张偶尔兼做饭桌的破旧写字桌，剩下的地方就不多了。他绕过几双臭鞋子走了一圈，伸手拉开抽屉，葫芦丝上的假商标都没有揭掉。“你的？”他问米萝。
米萝说：“我也不会吹。”
“我也不会。”
行健拍了一下脖子，声音很大，说：“哥们，不绕圈子了，哥几个就想跟你凑个热闹。”他弯腰从床底下捞出手鼓，扔给了王枫。“你不是想弄一个乐队么，哥几个给你打下手。音乐啥的咱不懂，但要出苦力的，哥们没问题。”
“有什么懂不懂的，凑一块儿玩呗。”王枫坐下来，把手鼓放在膝盖上，嘭嘭嘭敲了一阵，站起来说，“要不现在就整一场？”
那肯定是有史以来最怪异的一次演出。我们站在院子里，把扫帚支在椅背上当立式麦克风，王枫抱着吉他站在麦克风后面，边弹边唱。我们三个因为紧张和慎重，坚持站成一排，每人拿一件根本不会演奏的乐器做着样子比画，我的笛子根本就没靠上嘴。米萝的葫芦丝基本上保持在鼻子和眼之间的位置；行健倒是敲了鼓，敲得像抽风，情绪高亢时鼓声就大一点，信心不够了根本找不着声音。但我们都卖力地跟着吉他的节奏扭动了，王枫唱的是轻摇滚版的《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如果谁从门外看见了，没准会觉得我们都疯了，一个个又是点头又是耸肩，一会儿挺胸一会儿撅屁股，偶尔也像癫痫发作，扭动得像条惊慌失措的虫子，全无章法。一曲终了，我们自己都笑了，笑得坐到了地上，眼泪都出来了。
“演出如何？”行健开玩笑地问。
“演出成功！”米萝说。
“合作愉快！”王枫握紧拳头举起来，“耶！”
谁都没说“乐队”演出成功，或者“乐队”合作愉快。说都没有说“摩洛哥王子”乐队。
寒气从水泥地面沿着屁股往我们身上爬。王枫先站起来，“起来了，”他说，“来日方长，如果想学，我教你们。有些乐器咱们也得一起学。”
生活在继续。我们三个还是昼伏夜出到处打小广告，王枫还是背着吉他出入地铁和车水马龙的街头卖唱，在外面碰上了，就一起吃个简单的饭。回到平房，一起聊天、吹牛、讲黄段子，爬到屋顶上看着蓬勃生长的北京城打牌喝啤酒，也会在屋顶上学习演奏乐器。我学笛子，米萝学葫芦丝，行健学手鼓和唢呐。王枫经常在屋顶上弹着吉他吊嗓子练歌，也跟我们一起学他陌生的乐器。当然也合作过，牛鬼蛇神似的一起又唱又跳。合作演出的时候通常在院子里，为的是不影响周围的邻居。如果哪天喝高兴了，也会不管不顾爬到平房的屋顶上大喊大叫大唱大跳。只要不是晚上，屋顶上的演出还是挺让邻居们开心的，生活要淡出个鸟来，难得有人在高处死皮赖脸地逗乐，他们就当看耍猴了。不管别人怎么看，音乐的确让我们的生活有了一点别样的滋味，想一想，我都觉得我的神经衰弱的脑血管也跳得有了让人心怡的节奏。
因为王枫，我们见到乞讨的小花次数也多了。他们俩没任何关系，只是王枫在地铁里卖唱遇到过小花几次，他觉得小姑娘挺可怜，买了吃的就分给她一半，天凉了，他把带的热水分一杯给小花喝，就算认识了。那是个招人疼的孩子。我们都觉得小花的爹妈太不地道了，正念书的年龄，拉出来天天让她在地铁上乞讨。但是没办法，孩子是人家的，你报了警都没用，警察也不会天天守着。这样的孩子很多，分散在北京的各个角落向过路行人要钱，鞠躬的，装残废的，背着小音箱一路播放歌曲的，也有五音不全地演唱的。前阵子新闻上说，某大学教授见到一对夫妻带八岁的儿子乞讨，责问为啥不让孩子念书，那两口子操着方言说：
“没钱怎么让他念书？”
“没钱去挣啊。”
“我们不是正在挣嘛！”
再理论下去，该父母说：“你有责任心，你境界高，你给我们儿子出学费吧。”
围观的人群一阵笑，见怪不怪了。教授败下阵来。
但让我们不能容忍的是，小花的爹妈现在每天都给小花定下任务，今天要到五十，明天就五十五，后天变成六十。有一天王枫卖完唱回到平房，骂骂咧咧地说，小花的爹妈太不是东西了，给小花的定额马上涨到一百了。要不到一百，小心回家挨板子。
在那几年，一天一百块钱是个相当大的指标。
“这事好办，”行健说，“咱们先去给那对狗男女一顿板子。”
米萝说：“打死丫的，看以后敢动小花一根寒毛！”
“问题是，小花死活不愿意带我去见她爸妈。”王枫点上一根烟，“也怪我，隔三差五给小花点钱，让他们尝到甜头了。这俩孙子得锅往炕上爬，目标越定越高。”
这事还真得赖到王枫头上。头一回他见小花没要到几块钱，在地铁口哭，给了她十五块钱；第二次见她哭，给了二十块钱；第三次看她恐惧着不敢回家，又给了二十块钱；水涨船高，没平息小花的恐惧，反倒把她爹妈的胃口给吊起来了，他们相信闺女一定有能力越要越多，指标就上去了。好心办了坏事。弄得小花现在每天更不敢回家，因为指标越来越高，完全不可能完成。王枫也不能无止境地帮她填坑，毕竟坑越填越大。
“王枫，别弄得跟个知识分子似的，”行健把右脚踩到凳子上，“这事听我的。两个字：修理。得把狗日的打痛快了。”
“可咱们根本见不着她爸妈。”
米萝也把右脚踩到凳子上，“顺藤摸瓜。”
第二天傍晚，我们三个睡足了，吃了驴肉火烧，接到王枫的短信：七点，复兴门地铁站。这事没那么刺激，一个小丫头而已。我们仨平常的工作得防着警察突然袭击，基本上也练就了一套反跟踪的小能力。我们懂。倒了两次公交，我们晃晃悠悠地到了地铁口附近时，王枫和小花正在地铁口挥手再见，一个往东，一个往西。米萝把运动衫的帽子戴上，低头跟在最前面。隔二十米之后是行健，然后是我，最后是王枫。
那段路挺绕，我们几个都不记得走过那些地方。路左，路右，顺行，逆行，过天桥，小花走得犹犹豫豫、心事重重，没事就回头看两眼。我问王枫是不是露馅了，他说没，因为要掐着点儿到地铁口，他催了小花，给了她三十。“我也没剩下几块了，”王枫说。
“上次你送的小花，住哪儿你总该知道个差不多吧？”
“差多了。”王枫说，“也就到了复兴门地铁站，我背个身点了根烟，她就没影了。”
小花停下了，抱着膝盖在马路牙子上坐下来。头顶是盏路灯，她的影子几乎要缩到她身体里。我们慢慢地向前靠近，行人和车辆不断，到处是光影，不必担心被发现。突然，她站起来横穿马路，一辆车紧急停下，尖锐的刹车声只往我脑仁子里钻。小花肯定被吓傻了，那辆奥迪A6在她两三厘米外，小花呆立在原地。王枫撒腿就跑，我跟上。小花还站在原地，王枫抱住她的时候她正浑身哆嗦。车主擦着冷汗从车里出来，气急败坏地说：
“你这孩子，不要命啦？还有你，你们，怎么带孩子的！你们不知道我有强迫症啊，以后让我还怎么开车！”
王枫道着歉，把小花抱到了人行道上，小花抱住王枫，哇地哭出来。在路灯下我也看见了小花的眼角和右手手背是青紫的。行健和米萝也聚拢过来。
“他们会打死我的！”小花抽噎着说，“他们会打死我的！”
米萝问：“谁？”
“他们会打死我的。”
我对着行健的耳朵说：“是亲生的吗？”
行健拍了一下脖子，说：“是啊，我怎么没想到这茬儿呢！”
首要的任务是把小花送回去。小花不让送，看着她走都不行，她要看着我们先走她再走。她说离她家已经很近了。
跟踪结束。我们先离开。路上又谈到是否亲生的问题，王枫说他也在怀疑，小花提到她爸妈时，从来都是“他们”“他们”。什么样的父母才能讨孩子以“他们”相称呢。
我们的担忧应验了。几天后王枫带来了真相。小花在他的诱导下终于说了实话。她在北京的“爸妈”有八个孩子，年龄从五岁到十四岁不等，除了最小的那个弟弟山“爸妈”带着在车站等公共场合乞讨，大一点的孩子都单独行动。早出晚归，自己找地方，每天的乞讨指标五十到一百不等。一大家人租住在一个两居室里，离复兴门不远，她和另外三个姐妹挤在一张地铺上睡觉。那地方小花闭着眼睛都能找到。但说不上来名字，她不认识字，“爸妈”也不打算让她念书。
“亲生的？”
“一个十一岁的姐姐和最小的弟弟是，”王枫说，“其他的都不是。”
“拐——卖？”我说得相当犹豫。这种事报纸上天天都在说，可放到你眼跟前了，你还是觉得有点远。
“被倒了好几手。”
也就是说，小花自己都不清楚她怎么就有了现在的“爸妈”，也不明白怎么就到了北京。她离开家的时候刚五岁。
“现在多大？”
“十岁。”
看着有点小。也正常，这么多年担惊受怕，吃得也不会好，肯定营养不良。
“小花记得过去的事吗？”
“记不清了。她只记得，她家里的爸爸身上有酒味，好像家里还有个弟弟。”
“哪儿人？”
“不知道。她说她好像是跟爸爸去看山，在山里。她爸身上有酒味，坐在路边的石头上，低着头。有人对她摇晃一根棒棒糖，在前面走，她就迷迷糊糊跟上去了。”
“然后呢？”
“被带走了。再然后，换了一个又一个地方，换了一个又一个人带着她，有的给她好吃的，有的打她，还不给饭吃。”
“山的名字叫啥？”
小花不记得了。王枫让她回去再想想。
过了两天，下午我们正睡觉，行健的手机响了。王枫的短信：龙虎山。查查有没有这个地方。小花模模糊糊想起这名字，好像离他们家不远。
我们立马从床上跳下来，直奔书店。三个人在海淀图书城分头查。行健找名胜古迹，米萝找名山大川类，我翻各种地图册。差一刻晚上八点，我在江西省的地图中看到龙虎山的名字。地图右下角注：龙虎山，位于江西省鹰潭市西南二十公里处贵溪市境内。然后我们继续分头查与龙虎山相关的资料，包括周边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饮食习惯。是可能唤醒小花记忆的，我们都不放过。回到住处，王枫已经回来了，一兜子信息我们全汇总给了他。王枫想了想，没准是，小花南腔北调的普通话里的确有点湘赣的口音。
又过了两天，印证完毕，基本可以确定小花的家在江西鹰潭附近。王枫用鹰潭日常生活里最显著的特征一一提醒小花，在她远的记忆里，部分印象缓慢地浮出水面。小花很谨慎，每透露一个信息都嘱咐王枫别说出去，以免让北京的“爸妈”知道。她想离开，但又恐惧离开，广阔的世界对她来说是个可怕的陷阱。如何帮她找到亲生父母，我们四个人每天都在商量，可头发揪光了也没理出个头绪。她完全不记得村庄和父母的名字，自己原来姓什么都忘了。我们每天都谈，每天都以叹息告终。
一个周四中午，出门两个小时不到，王枫又回来了，身后跟着正在吃汉堡的小花，因为嘴角破了，张嘴小心翼翼，但分明又饿得不行。颧骨上瘀青，左手手腕处也结了一块血疤，走路踮着脚，膝盖受了伤。昨天晚上被她“爸”打的。小花昨天的收成不错，回到家“爸妈”还没回来，她躺到地铺上不小心睡着了，醒来发现口袋里少了三十块钱。旁边的兄弟姐妹都摇头，“父亲”就火了，一顿肥揍。
行健说：“这日子没法过了。”
米萝说：“先揍丫一顿再说。”
我说：“还是自己家好。”
王枫问行健要了一根烟，吸得那个狠，每一口都想要了烟的命似的。“要不——”王枫说，“把小花送回鹰潭？”
王枫说得很慢，我相信这个想法把他自已也吓了一跳。不是送回去就完了，而是要替她找到亲生父母。跟大梅捞针没什么两样。房间里突然安静下来，只剩下小花小口咀嚼汉堡的声音。
“小花，你想回自己的家吗？”王枫说。
小花也愣了，把我们四个人轮番看了两遍，恐惧地说：“我不知道。”
“小花别怕，跟哥哥说，”王枫把水杯端到她面前，“你想回家吗？”
“哥哥，我真不知道。”小花哭了。
“小花，想回家就点点头，哥哥送你回去。哥哥帮你找到爸爸妈妈。”
我们盯着小花看。小花放下汉堡，一分钟后点了点头。
“好，买了车票咱们就回！”
“想好了？”
“想好了。”
行健、米萝和我，每人拿出两百块钱硬塞给王枫，一点心意。只能做这么多了。王枫让我们别担心，一个月后准回。大不了边唱边找，他唱，小花也可以唱。这些天她学会了好几首歌，一张嘴像模像样。我们在屋顶上给王枫和小花饯行，喝啤酒，吃驴肉火烧。
我在墙上画正字，数着日子等王枫回来。一周过去。半个月过去。一个月过去。四十天过去。王枫发来短信，还在找，没想到鹰潭这么大。好消息是，小花唱得越来越好，吉他也能弹出调了，天生学音乐的料。
两个月过去。北京进入了严冬。
第十四个正字缺一画的那天，北京大雪，我和行健、米萝躲在房间里吃火锅。借来的锅，煮了三棵大白菜和六斤五花肉，我们热气腾腾地接到了王枫的电话。鹰潭肯定也很冷，所以王枫的声音很大，没按免提我们都听得见。王枫在电话里说：
“行健，米萝，穆鱼，你们帮我证明一下，我是不是送小花回家的——”
鹰潭的风声很大，更大的是人声，暴烈的江西男声从行健的手机里：“证明，拿什么证明？谁信啊！”
又一个暴烈的江西男声：“跟他废什么话——”
在他的尾音里我们听见更大的风声，然后是巨大的撞击和破裂声。行健的手机发出了焦躁的、永恒的忙音。健对着电话喂喂了半天，还是忙音。给王枫拨回去，一个优美圆润的女声在电话里说：
“您拨叫的号码不存在，请查证后再拨。”
三个月后，我们过完春节，和浩荡的返城人流一起从老家回到北京。北京重新变成一个无边无际、五方杂处的大都市。有天下午，我从洪三万那里取完他刚印制好的名片回到住处，发现院门口坐着一个穿粉红底白碎花羽绒服的小女孩。我咳嗽一声，她抬起头，是小花。
“小花，王枫呢？”
“哥哥还没回来吗？”
“找到你爸妈了吗？”
“找到了。”小花说，踢了半天门槛，“可是，我爸，他说是哥哥把我拐卖走的。”
见了鬼了，这跟王枫有个屁关系啊。但小花他爹就认准了，他说你们看，我闺女跟着他卖唱，挣的钱肯定都归他。你们不信？你们听听我闺女唱的歌，好不好？好，你们都听出来了。这么小的娃儿会唱这么多歌，得学多久啊！你们相信他是要把娃送回来的吗？鬼才信！你们相信世界上有这样的好人吗？看，你们不信了吧。老少爷们，帮个忙，把他那什么琴下了，还有钱。这样的人得送公安局去！看着长得白白净净顺顺水水的，欺负人欺负到家门口了！
在他们的村口，他们摔了王枫的手机，他们把王枫送进了派出所。王枫和小花怎么解释都不行。王枫当然要辩解，他们不听。而小花要解释，那一定是受了坏人的胁迫。整个事情在他们村里突然变得极其简单，就那么回事。肯定是那么回事。没什么好说的。
那也是小花最后一次见到王枫。
我把院门打开，小花不进。小花说：“我就过来看看，”然后大哭，“我以为哥哥回来了呢。”
王枫没回来。
过了几天，行健和米萝说，他们在地铁里看见小花了。小花在卖唱，抱着一把吉他，唱得还真像模像样。后面跟着个小个子男人，专门收钱。
“你猜那家伙是谁？”米萝问我。
“小花的亲爹。”
“你怎么知道的？”米萝说。
我可以说是我猜的么。
“长得真他妈像”，行健说，“那塌鼻梁。” 本文选自网上，如有侵权麻烦您联系编辑删除 不当你的世界 只作你的肩膀 ○ 短篇小说选刊 ○ 请留下你指尖的温度 让太阳拥抱你 记得这是一个有温度的公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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