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到中国去[墨西哥] 朱利安·赫伯特 理查德·威尔伯 (著名美国诗人。译注) 写过一个美丽的诗篇，反映了一个西方孩子对于中国的所有最初美妙的幻想： 一个声音说:“足够深入你就能到达中国，” “只有往深处挖才能看得到天空，那就像井底一样清澈， 尽管那有点失真———一个异样的天空。 直至你到达中国! 才算挖得到底。噢! 那可不像新泽西。 那儿的人们、树木、房子等等这些东西， 长得完全不是一回事。” 于是，我从院子里找来一把小铲子，整个的早上，像个苦力般汗流浃背，在丁香灌木旁一直挖呀挖，蹲着膝盖把弄着， 再瞧瞧我的手，怀疑这本身就像某种祷告的仪式。 我不停地挖，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幽黑， 想象着看到一片完全不一样的风景。铲子总是没能够得着那天空的蓝，梦还没有做腻， 我久久凝视那洞穴，以致双目疲劳，我久久探颈那洞穴，以致头颅被太阳烤焦。 我站在一个记不清是哪里的地方，在天旋地转里晕头转向地眨了眨眼，只见金灿灿的稻麦，打盹儿的田地，各处的光亮渐次升腾起来，又逐渐消逝， 树叶纷飞，天空在破晓中出现了中国的蔚蓝。 直到我重新定了定神， 我看到了中国，中国，中国! 第一回读到理查德·威尔伯这首诗时，约莫也是20年前的事儿了。从那会儿开始，在我的内心深处，便升腾起了对于中国的某种意象，尽管更多时候觉得其实是指向于某种隐喻。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这个指意所诱导，想去深挖一个既幽黑又深邃的洞穴 (此刻指我接下来要做的这篇文章)，直到我猝不及防地闯入一个“美丽新世界”：一个国界线由各种声音、魂灵以及梦幻所交织构筑而成的国度，并被各种阅读着的、聆听着的心智所填充。但凡写作，还有阅读，自有其伦理、界域、风俗、力量以及时间的质感。 毋庸置疑，写作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孤独的事务之一。作为作家本身，我们自然知道这个事实。有时我们也通过阅读其他喜爱的作家印刻在本子里的真理所感知。然而在社交场合，在一种似是而非又似乎确信无疑的氛围里，作家却总被提出各种要求，让他们对自己当时写作时的一些构思进行抽象化定义，引发了一些同仁的微词。写作赋予你一种统领自己思想领域里那片孤寂疆野的绝对权柄。另一方面，全世界的作家却又不约而同地执著要求吸引公众，乃至于同行们足够多的注意力。写作是一项孤单的活计儿，闲聊却能同时成为作家们最热衷的爱好之一。社交活动倾向于打断我们的工作，耽搁我们的创作进度———至少对于我来说是如此：促使我来中国的其中一个原因，也许便是寻求一种将自我置于当下环境，并反而去戒掉社交上瘾的方式吧。 作为读者，作为作家，我认为理解这个悖论非常有必要，或者说是一种逆喻：因对话而产生的孤独。与其他孤独者聚到一起，与这些跟你类似的人 (“不认识的朋友”，被叫做Jules Superville这一类的人) 共度一些时光，不失为一种分享和交流想法思路的好形式。更者，来自异国他乡的某一对也许还会重逢。中国，令人目不暇接。每过几年，就能重新刷新你对它的想象。 让我对最后一句话做一点补充。在2014年到2015年间，我在我们国家一个没有名气，还令人丢脸的电视剧组干过活，该剧讲的就是1911年，303名广东人，在墨西哥东北部的一座城市Torreón被屠杀的事件。这是拉丁美洲有史以来对亚洲人民实施的最残酷与最恶劣的一次行径，而且这就发生在离我家乡几公里的地方。因而，我决心对此作必要的调研，并写出一本书。最终，书写成了，名字就叫 《我的邻居的家园之痛》，是一本集散文、小说、史论及魔幻编年史类的著作，两年前在西班牙出版。 为了写书，我翻阅过中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期间的一些历史，并从中发现了两个令我至今仍维持着研究热情的深远议题：一个是康有为这位名人，一位出色的哲学家、政治家和商人，当时中国王朝“百日维新”时局的主政者。康有为曾在1907年访问过墨西哥的Torreón，并且是该地Laguna地区经济发展促进项目的带头人，一直到1911年大屠杀的发生。另一个议题和太平天国运动有关。 正是脑海中不时浮现的这两个议题———康有为和太平天国，以及与其他来自世界各国的作家们一道分享我的写作经验的意愿，促使我来到上海，并希望藉此驻市写作计划寻觅到一种崭新的方式，去理解、热爱，以及砥砺我的文字：就把自己当作一个小男孩，在一页白纸上重新写文章；又像在自家的后院，拿起一把小铲子，挖掘、探究中国。 马琳琳 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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