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在《立马中条》发行之际 《立马中条》是一本读起来让人血脉贲张、心潮澎湃的新书——特别是在2004年的岁末年初，西安滴水成冰的日子里。 作者秉笔直书，向我们鲜活展示了60多年前的峥嵘岁月，那个我们不应当忘记但却早已如烟的历史：在孙蔚如将军的带领下，三万三秦赤子御敌于陕西省外整三年，用二万多青春与热血铸就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民族抗日史。 这个英雄群体中的共产党员，历史已经为他们树碑立传。令我感慨万千的是那些放下镢头、扛起枪杆的农家子弟以及支持他们舍生忘死的亲属，他们早已被岁月尘封，不为我们所知。他们谈不上有什么知识，大字识不了几个，没有豪言壮语，也从来没有想到光宗耀祖，青史留名，“精毬打炕面，死了毬朝天。”他们只知道要杀日本鬼子，保父老平安，保三秦大地免遭日寇涂炭。三万人的杂牌部队，抵御数倍于我的日本精锐之师，上至将军，下至小兵，心中都明白等待他们的结局是什么，然而他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东原壮歌，血战永济，血祭黄河，巾帼风骨。徐剑铭等作者用他们手中的笔，不疾不徐地为我们展示了陕西汉子的热血豪情。捧读《立马中条》，心绪紧随行文跌宕，感慨与愤懑相生，敬佩与扼腕相伴，我们分明看到了三万血肉之躯树起的一座耸天丰碑！ 《立马中条》是一本发人深醒的准史书。读罢此书，掩卷长思，我为自己的无知而羞愧——往事为何如烟而逝？我们为什么对如此重要的历史长时间失去了记忆，是什么造成了集体失忆？ 我虽然生长在陕西，受教育在陕西，江湖在陕西，但对陕西实在是知之不多。其中原因，既有身在其中不识其秀美的局限,也有所谓文化人对陕西人生、冷、噌、倔,缺乏现代文明的偏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需要检讨五十年来我所接受的社会教育，至少在我所读到的抗日史书中，陕西之所以未遭日寇蹂躏，似乎全在于黄河天堑这一自然屏障。 我们一直强调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观，但实际上，从各种媒介上看到的更多是个别英雄的身影，在个别英雄高大身影凸现的同时，大多数的人自然的变成了背景色，变得模糊不清了。李大钊先生说：“历史不是只记过去事实的记录，亦不是只记过去的政治事实的记录。历史是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那些只记过去事实的记录，必欲称之为历史，只能称为记述的历史，决不是那生活的历史。”大钊先生的意思是，历史本身既指已有的事实，又指我们对这种事实的记录。事实有“实在的事实”和“历史的事实”之分，前者是所谓“客观事实”，后者是经过史学家记录和人群所记忆的事实。史家记录历史时往往掺杂自己的主观意图，有些要浓墨重笔，有些则一笔带过或者只字不提，有的甚至有歪曲。因此，二十五史从《晋书》以后都成了官方的修史活动。史书的价值取向会影响读者，由于岁月侵蚀，史书所载的历史就成为一个群体所记忆的历史，这个群体似乎认为自己了解的是客观的事实，其实只是自己根据史书回忆的事实而已。 由此看来，《立马中条》所载的史实之所以不为人知，道理显而易见：孙蔚如的部队是国民党的杂牌部队，国民党因为其非正统而不屑言之，共产党又因为其属于国民党战场而不愿言之。民族健忘症的症结在于这一历史的尴尬地位。 其实，更感人的描述在该书“百年沉浮”这一章。该章使我们窥到了抗日英雄的尴尬结局，许多人有功无赏，反倒背上不白之冤，现在仍旧过着非常贫困的日子。 如果没有这一章，《立马中条》的思想启迪意义肯定会逊色不少。作者告诉我们，历史健忘症在目前不但依然发生着，而且愈演愈烈。这就像在高杆上挑着一个千疮百孔的内裤，令所谓“正人君子”们汗颜，也让所有有良知的世人揪心。当我读到中条山战士自立的后死碑，读到西安莲湖公园纪念碑的被拆除等章节时，一股辛酸苦涩涌上心头，五味杂陈，良久不能自已。 当我们忘记前人，我们必定要被后人所遗忘，当我们不能善待为民族做出贡献的仁人志士，我们必定要被后人所抛弃，而且下场更可悲。历史应该受到尊重，英雄应该受到厚待。原因很简单，我们正在享受着他们用生命锻造的成果，我们也在续写着历史。 《立马中条》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反思的契机：即当我们喟叹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民族美德不在的时候，当我们感怀人心不古的时候，那些对社会对国家做出贡献的人，姑且谈不上青史留名，就在其肉体尚未消失之前，就已经被后人有意无意的忘却了。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承认，社会在相当程度奉行的仍旧是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高尚者困窘，奉献者伤心，自私者安逸，奸猾者实惠。人人都去追求眼前的、现实的、功利的东西，除了自己什么都不信任，于是就有了人们常常说道的所谓“信仰危机”与“合法性危机”。 此说并非危言耸听。建国以来，我们在对待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个体上，一直在这样一个怪圈中旋转。五六十年代中，最有能力的干部被派往工厂，最听党召唤的青年到边疆拓荒，最吃苦耐劳的先进分子抛家弃子一心为工作，他们为了事业、理想舍弃了人生应该享有的生活，然而到了干不动的时候，许多人却要自己品尝诚笃执著带来的苦果，甚至累及到亲属后代。英雄流血又流泪，献了自身献儿孙，这句俗语鲜明的道出了英雄群体的苦涩和无奈。 当过河拆桥、食惠忘恩成为社会的潜在行为时，《立马中条》为我们打出了“民族和社会真病了”这个大大地惊叹号。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先哲的名言今天读来似乎更加振聋发聩。 为了这些忘却的记忆，在这个世界日益现实和功利化的喧嚣中，本书作者却记载了一群被时间尘土早已掩埋的人，挖掘沉史固然需要崇拜和毅力，但记录整理这段往事更需良知和勇气。感谢三位作者，使我们在享受现实生活的美好时，能感怀60多年前的如荼岁月，得以咀嚼历史带给我们的甘甜和苦涩，思考与期待。 ——《我在长安》带给我们的思考 近日，三秦出版社出版的徐剑铭自传体小说《我在长安》面世。该书编辑李郁对此书的评价非常精到。摘之如下：“徐剑铭说他在做糖葫芦，书中的我是串起山楂果的那根棍儿。而那些被棍儿穿起来的果，才是作者的心之所想，情之所系！那就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长安的沧桑变迁和引发变迁的国家命运的风动云移、民族精神的抑扬顿挫。作家以冷静地观察与思考，以生动形象并且是亲力亲为的故事写出这一切，从而引起我们对历史的反思。于是这部书就具备了史诗价值。”作为一个草根作家，徐剑铭一生都在用百姓的视角观察社会，用文学的笔触拷问人生。正如他的《我在长安》封面上的副题“在回头张望中梳理灵魂……”所示。“作家的劳动就是要为人类的灵魂家园承担责任。剑铭以古稀之年、以饱满的热情，冷静地回望历史，在梳理自已灵魂的同时也在梳理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的灵魂，乃至梳理我们民族的灵魂！”(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忠实) 关于作者的凄惨出身及人生经历，徐剑铭在其多篇文中都有叙说。我们不妨再简要回顾一下：徐剑铭5岁丧父，6岁随母背井离乡逃到西安，其母靠给人做保姆将其养大。为了生存，16岁的徐剑铭就辍学参加工作。徐剑铭从未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训练，却凭着自己与生俱来的对文学创作的喜好和聪慧，13岁就开始涉足诗词歌词创作，而后紧跟社会需要，成为文艺创作的多面手。正当徐剑铭作为党报记者春风得意鼓啸前行时，遭遇横祸蒙冤入狱；出狱后背着劳改人员的黑锅在社会上拉架子车、摆小摊赚分分钱，饱尝活在世间的艰难和尴尬。其后为平反冤案奔波15年，5500多个压抑的日子，带给他个人、家庭及亲戚难言的苦难。晚年冤案平反，创作激情大迸发，佳作连连成就一片文学天地。这种双亲死于非命、大起大落、颇具戏剧情节的人生经历，使得徐剑铭比别人多了更多地痛苦和反思。我们从他的串起来的果中，分明看到了这样一种相联：国家被左的思潮掌控，他的人生就打击重重，灰暗无望；国运兴隆开放，他的文学创作就顺达愉悦，好事连连。人生步履与国家进程息息相关，个体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成为社会人谁也摆脱不了的宿命。徐剑铭的一生就是数十年中国普通百姓的生动写照。在左的思想桎梏下，人们生活贫穷与尊严缺位同在，精神亢奋痴迷与压抑困惑并存。这种表面莺歌燕舞、实质艰难窘迫的生活状态一度是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作为一个出身不好、才情横溢的徐剑铭，他既有 “随王伴驾”的荣耀，也感受过“与丐同屋”的悲凉（董颖夫 柳青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徐剑铭以其自身真实经历为范，写出了人间“最黑暗最丑恶也最悲凉的人生”（周燕芬 西北大学教授、博导）。于是，他的生活状态就具有了典型环境下的典型性。因此，我们说徐剑铭的坎坷遭遇和种种困惑，是芸芸众生原生态的真实观照，应该不算胡言。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我在长安》以第一人称的叙述形式，用活生生的细节描绘剖示了左的思潮下，一些政治运动对普通百姓魂灵的反复痛苦的抓挠和灵与肉的无情撞击。“那时的中国，有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有被幸福遗忘的角落，就是没有被运动遗忘的角落。”（《我在长安》）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在长安》就具有探寻历史步伐、拷问社会文明的标本作用。因此，读读这本书，对于过来人，可以回味艰苦岁月，思考社会进程，拷问人生意义，珍惜改革成果；对于青年人，可以在感知当年的荒谬和愚昧中，体会文明进步的艰难进程，珍惜当今社会发展的不易，更加热爱生活。 徐剑铭曾经十分感概地告诉作者，“我这一生，政治上处处红灯，处处碰壁；文学上却处处绿灯，一路畅行”。细思，此言果真不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徐剑铭在青春懵懂中撞入文学的怀抱，获得一片叫好；人到中年，虽遭横祸丢掉工作，但其作为自由撰稿人，其作品遍及各地报刊，赢得读者欢迎。近几年来，徐剑铭体材各异、一些主题深入禁区的大部头作品相继出版，引起业界思考，称之为徐剑铭现象。我们从徐剑铭5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分明看到一根红线贯穿其间，那就是他对祖国和民族的深情挚爱，他对人生和国运的深沉思考。更令我们感慨和振奋的是，近今年来，在文学界出现的活跃的文学创作与国家文明进步的相谐合拍。我们必须承认，徐剑铭五六十年代的作品，并未脱离社会弊病的窠臼，激情寓于虚华，虚妄大于真实。徐剑铭之所以能够从空洞浮华的太平歌谣中走了出来，开始直面现实，思考国家与民族、人性与正义的深刻命题，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作家，是作者个人奋斗和社会进步的结果。随着人类物质文明的提升，公民意识的逐渐加强，关注民生民情，构建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体行为，这与上世纪六十年代后那种愈演愈烈的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错思谬行相比，是多么巨大的进步！ 我们从书中看到，徐剑铭又是一位幸运之人。在他人生的关键环节，都会遇到“贵人”相帮。这种力量的顽强和巨大，应该是本书的亮点之一。于是，我们看到了省长办公室主任丁盈川的热情援手，看到了省长程安东要求复查的严肃批示，看到了陈忠实、贾平凹反对法院荒谬判决的奔波和抵制，看到了省作协巧妙化解森煞现实的文化人的果敢和狡黠，看到了省人大老干部邰尚贤百折不挠为徐剑铭平反擂鼓呐喊的鼎力支持，听到了陕西省副省长白阿莹的铿锵话语：徐剑铭是个坚强的人，即使蒙受磨难也信仰坚定，严格品行。”上述种种场景，使得我们哭中有泪，懑中有思，思中更有感动和振奋！同时，我们从徐剑铭叙述的故事中，从一个个鲜活的市井百姓中的生动话语中，感受到人间对正义的拥趸，对人格尊严的期盼和渴望；这种民间涌动的汩汩流水，尽管弱小，但活力永存并必将汇为涛涛大海。对此，徐剑铭也感慨颇深，他在《高山流水觅知音》一文中写到：“其所以能在风雨中一路走来，是因为风雨迷茫中，我看见，是朋友，擎一盏灯，在前方的路口等我……”。我想，徐剑铭之所以能够“坚守生命的本真，坚守文学的神圣”（《我在长安》），来自于作者对信仰的坚定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来自于人间正义的支撑。这些，是他成为“打不倒的吴琼花”（贾平凹评徐剑铭语）的重要的支柱。当然，这种坚守和奋斗，更来自于作者的深刻思考：“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进程中，虽九曲回环，路转峰回，最终还要告别一切荒蛮，剥离一切伪饰，荡涤一切烟尘，营造出一个光明鲜丽的社会！而这个社会的支撑力绝不是强权与苛政，而是公平、正义、真理、良知、民主、自由！”（《我在长安》）对信仰和正义的执着，是民族的理性和自洁功能所在，也是民族昌盛、国家发达的根本动力所在。这就是阅读《我在长安》这本书的深层意义之所在。 《我在长安》虽然是一部个体传记，但由于作家的特殊经历及他从事行业的特点，其作品就有了拷问社会、思考人生的哲学意义。徐剑铭从一个家境十分不好（按照当时的主流观点）的工人，迈进文学圣地，并成为一个具有深刻思考、敢于拷问社会良知的作家，其成功和失败的意义都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有两点值得我们关注：其一，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原动力。所谓“给一缕小风就摇曳，給几滴细雨就疯长”（《我在长安》），正是这种追求的生动写照。百姓对真善美文学作品的拥趸，是文学创作绿叶长青的人文背景。我们从徐剑铭的书中，看到了信仰的力量，获得了勇气和信心。二是徐剑铭的生存智慧。徐剑铭自谓不识数，实则大谬不然。我们常常感叹作者的坚韧和执着，但却忽视了他的处世聪明。徐剑铭是位颇有自知之明的人，他懂得扬己之长，他更懂得卧薪尝胆，“用一支笔验证自己存在的价值，找到生命之所依，并且守护住自己的灵魂家园。”（《我在长安》）特别在他出狱后的15年中，他发奋努力，在仅四平方的无梦书屋中，用一支笔支撑住了贫困的家庭，用文章为社会创造了精神财富，证明了他存在的价值。对此现象，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忠实曾戏谑地对徐剑铭说：“随便翻开报纸杂志就能看见你（的文章），哎--，你也给弟兄们留口饭吃嘛。”用作品竖立尊严，用作品赢得尊重，徐剑铭做到了，而且非常成功！生存之道是当今社会的热议话题。对此，徐剑铭有独到见解：“我就是个文化小炉匠，我不是最好的作家，却是最实用的作家。”何为实用，相信读者会深得其昧。有句话常讲：做人要自尊、自强、自立。但还不够全面，还应该加上要有智慧。这样说既有徐剑铭人生经历带给我们的生存借鉴，也有当代生活对我们反复冲撞的理性思考。从这个角度讲，《我在长安》确实值得一看。 在陕西，徐剑铭是一位颇富谈资的作家。面对众说纷纭。徐剑铭却有他自己的评价：“是作家，非著名；有职称，没文凭；出过书，没飘红；得过奖，多是铜；缺心眼，爱逞能；常跌跤，不喊疼；不识数，糊涂虫。”这个徐剑铭自撰的《徐氏三字经》只有42个字，形象深刻，文浅意深，与启功的三字经有异曲同工之妙。亦如他一贯的对文字的巧用和吝啬，亦如他一贯的寓庄于谐的行文风格，亦如他一贯的看似随意，却匠心独具、富含哲理的深刻拷问及文化人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因此，我认为这段文字是徐剑铭最具本质的自画像，也是他前半生窘迫踉跄、晚年文学创作大放异彩的另类注释。 2013年4月28日 *刊于《劳动者报》（2005年1月14日）辑入西安出版社《一路悠长》（2011年9月） * 刊于《西安工运》2013年第1期 |
|
|
来自： 昵称37263053 > 《文件夹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