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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一九四三年“五一”反扫荡 在数十年后的今天，不少青年同志问起我们“你这老八路，打过仗吗？”我们没有，一次仗也没有打过，但有谁能体会到没打过仗，比与敌人直接交锋更有一番惨烈的战争气氛呢？而其中艰险又有哪一点比之与日寇直接交锋更轻松些呢？ ——摘选晋察冀军工座谈会发言 在开始阶段，日寇“扫荡”时，我们就将生产用具藏好，人员拉出去打游击，和敌人兜圈子。以后，因为这种办法使人太疲劳，又有和敌人遭遇的可能。于是，工业部人员除了部长、政委和警卫排战士外，平日一律改穿便衣。日寇“扫荡”时，我们和老乡们一起钻山，分散隐蔽，“扫荡”结束，我们再回原驻地继续生产。 我经历过多次“扫荡”，最难忘的一次是1943年在日寇“牛刀子战术”的“刀尖”下度过的几个昼夜。 一九四三年四月底，日寇以数万之众，远自涞源保定等处(约百里以外)，一夜强行军奔至我唐县青虚山地区，首先占领该地区最高峰白草陀制高点，并对以青虚山为中心的地区形成包围，严密封锁，敌之包围圈东至张各庄葛公王庄一线，南至齐家佐史家佐村豆铺里一线，西至军城稻园上下苇子，北至花盆木栏等村，纵横不到五十里一小范围。 一天晚上，又听到日寇要“扫荡”的消息。那时正是“五一”节前夕，技术研究室人员多数集中住在神南的工业部。有一部分技术研究室的同志在连队里，不在神南。 当时，我是技术研究室副主任，上级指示我，次日一早带领同志们渡过唐河，向西钻山到大安沟化学厂驻地去隐蔽。大安沟在深山背后，距神南较近，它的地理位置我们比较熟悉，去那里隐蔽是我们对付日寇“扫荡”的老办法了。 我请黄锡川同志先走，去打头阵，准备我们住宿的地方。 次日，早上，我和刘云、张奎元、任一宇、张温如、李广信、朱心德、孙艳清、佟浪和他的孩子佟一匡等十几位同志，我们用一个驴驮子驮着发给技术研究所的大米，从杨家庵的山沟进了清虚山。进山沟不久，两架日寇飞机嗡嗡地从头顶上掠过，我们便加快了步伐。我们匆匆爬上高山，走啊，走啊，才过了门楼头子沟，见黄锡川从西北面沿山路匆忙地跑回来。他气喘嘘嘘地对我们说“日本兵已占领了北山的制高点白头坨，现在大概已经到了大安沟了。”这真是意外，看
我们立即停止前进，为了轻装，我们将毛驴驮子赶回门楼头子沟，将大米取下，坚壁在门楼头子沟的老乡房子附近。我们十几个人随身只带着草帽，背向着大安沟，也背向着神南，沿山间小路向西南转去。 我们绕过一个山梁，走了一段路，遇到一块突出的悬空的大石板，我们集中都到这大石板的底下。我们上哪里去呢？我们不了解日寇情况，一时拿不定主意，就暂且在这石板下面休息吧！情况很紧，看来我们这“大队人马”活动有困难，目标太大。我们将人员分为三组：黄锡川、张温如、任一宇、李广信是一组，兵强马壮；孙艳清、张奎元、朱心德带着原先矿冶科的一个小勤务员是一组；我、刘云、佟浪佟一匡，几个老幼病残不太能跑路的，再加上技术研究室的一个小通讯员是一组。由于形势紧张，我们还规定了各人的秘密代号，如211、212……等等，以便失散了时好呼喊寻找；并约定，如果天晚了没有发生意外的情况，大家就回门楼头子沟吃饭去。商量好，大家立刻分散活动。 时间还早，我、刘云、佟浪、佟一匡和那个小通讯员仍在大石板下面休息，别人都分散活动了。这山沟不是正路，很僻静。天色阴沉，飞着蒙蒙细雨，四面静悄悄的，不像有什么情况。 过了中午，朱心德来了，说他那组已经走散了，山南面有我们的正规部队在防守，可能问题不大。听到前面有我们的正规部队，我建议大家到前面去和正规部队取得联系。我们就跟着朱心德沿着西南山梁转到南面去。翻过南面的山梁，打枪的声音和子弹掠空的声音就逼真了。反正前面有我们的正规部队，打枪的声音又较远，我们就沿着山梁上小路向东南绕去。 走着，走着，看见一个八路军战士，由前面跑回来。他一见到我们就喊“躲开！躲开！现在是战斗！”他边喊边跑，将我们挤到一个狭窄山沟里，自己沿着山路向西北方面跑去，继续察看。 我们被挤到窄的小山沟里，那不是正式的山沟，两峰间泻流雨水冲开的沟。这沟很窄又很陡。乱石、荆棘交错堆积着，不能再向前走了，可也不能按原路返回，那个战士明显地不许我们再在这唯一的小路上走动。怎么办？ 我们停了一会儿，还是没有办法。总不能老在这明显的地方停着呀！只好顺着这条狭窄的山沟向上爬吧。好在这山沟虽然很陡没有路，手、足并用还是可以爬上去的。 我们费尽力气，顺着狭窄山沟爬到沟顶，沟顶上有一小块平地，人可以挤着卧倒休息。这里虽然什么也看不见，但子弹划空的声音却听得很清楚，大概是地势高又比较空旷的关系。两边山崖壁立，人是没有办法再向上爬了。我们休息了一会儿，不便在这沟顶上久留，只好沿着山沟背面，即背阳光的那面，顺着山沟向下溜。这背面的小山沟也是很陡的，小山沟下面正是我们在大石板底休息时，对着的大山沟。现在隔着凹下的大山沟，隐约可以看到对面半山腰悬空的大石板，距离较远已经看得不大清楚。 我们溜着，溜着，已过了大半路程，又遇到一块较大的石块。它悬空地探着身子，下面的空间，可容几个人挤在一起平卧。我就对大家说：“这是个好地方，找也找不到，让咱们碰上了，咱们先在这里休息吧。” 当时的形势，是北面的日本兵已经占领了白头坨，到了大安沟；南面日本兵正在沿着清虚山的正路向上攻，在清虚山的小庙附近和我们的正规部队相持。根据一般规律，日本兵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矛头指向那，不达到目的地是不肯轻易回头的。现在看来，清虚山、大安沟前后就是他们这次的目标。 这次日寇来势不善，他们可能是听到风声或汉奸通风报信“根据地的兵工厂在大安沟、清虚山附近”，所以集中兵力突袭，打算一举消灭根据地的兵工厂，一举消灭根据地的军工技术人员。 看来我们一时半会儿是出不去了，恐怕得做长期的打算。 我估计： 今天日本兵正在进攻清虚山； 我们部队是不打“死仗”、“消耗仗”，明天我们正规部队可能撤走。日本兵，可能还不敢深入； 第三天，日寇可能深入，占领我们对面的山顶，那是这一带的“制高点”；第四、五、六这三天，日本兵会分区域、分山沟的搜山； 第七天，日本兵撤退； 第八天，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这大约有八天时间。这八天之内，我们怎么办？我们不但有大人，而且有孩子。佟浪的儿子佟一匡，年纪太小，还不懂事，没饭吃，饿了能不哭？在这偏僻的山沟里？有小孩子的哭声，会将日本兵引来的，这真是件伤脑筋的事。看来，唯一的办法是，今天趁日本兵还没有上来的时候，必须有人赶回门楼头子沟，用我们“坚壁”起来的大米，做一桶大米饭提来，供以后食用。 由谁去做饭呢？我权衡着：当时，我、佟浪和那个小通讯员都不行，会做饭且有把握的只有两个人，朱心德和刘云。很危险的事情让他们两个人谁去呢？朱心德？不合适；我妻子刘云？她已经七、八个月身孕，不用说遇到敌人，就是从这里回到门头楼子沟，山路崎岖难行，也是很不好走的。 到底让谁去呢？我沉思着，对此犹豫不决。妻子刘云见我犹豫，就私下对我说：“让我去吧！我保证，即使日本兵将我抓住、打死，也不会暴露你们藏身之处的。” 我考虑了一下：刘云为抗日为战友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献身精神，我了解，也是我所赞赏的。当下，我表示，请刘云回门楼头子做饭。为了更安全些，我让那个小通讯员随她去，给她站岗。小通讯员背着一条步枪，那是我们当时仅有的一条步枪，也是我们唯一的武器。刘云和通信员走了。 我十分担心： 一是，因为我们离开门楼头子沟已有大半天时间，现在门楼头子沟的情况我们并不知道，怎么能保证日本兵还没到那里呢？山势陡峭，乱石堆积，荆棘丛生，没有下脚之处；再加上夜色苍茫，看不到下面，也看不到刘云他们的任何情况。不知他俩是否会碰到日本兵？ 二是，在此之前，刘云曾生过一个孩子，因怀孕时，日寇进攻，反扫荡爬大山时，跌倒过；孩子出生时，发现他脊椎中间有一处不合缝，凸起来，露着骨髓；医生说，这是怀孕后跌跤摔的；孩子出生没几天就死了。现在，她又身怀六甲，真不知她们母子是否能平安归来？ 这种担心随着时间流失而逐步加重，天色见暗，我担心到达了顶点，又传来枪声，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忽然，刘云和那个小通信员用木棍抬着一桶大米饭，出现在我的眼前。我长长的出了气。看来，他们是从门楼头子沟跨过难走的山路，从另一条更难行走的山路，摸到了我们隐身的巨石下，真的是不很容易的。 刘云告诉我，日本兵已经占领了门楼头子沟上面的山头了。门楼头子沟只有一家老乡，住在半山腰，离上面的山头还有一节距离。他俩找出了我们“坚壁”的大米，利用老乡的锅灶，添水做饭。一把柴火放到灶里，烟筒冒出烟来。由于山势险峻，日本兵没有办法找到能直接通达到房子的道路，就从山头向着他们烧饭的老乡家那个方向打枪。那个小通信员吃不住劲了，担心鬼子过一会儿会找到这儿，紧着催促，快一点，再快一点。她硬着头皮，勉强把饭做好，抬回来。为躲开鬼子，俩人另辟蹊径，把一桶米饭抬回来。 饭，抬回来了，但不很多。看样子我们五个大人，我、刘云、朱心德、佟浪和小通讯员，再加上小孩子佟一匡，也只够吃一、两顿的。 估计我们被困的时间估计可能还有个七、八天，怎么办？我们开了一个小会，约定白天只能在这石块下面静卧，为了不被敌人发现，也只能如此。现在，又加一条理由，减少体力活动，减少体力消耗，防止饥饿。只在天黑，目光看不远时，人才能由石块下面爬出来，在石块旁边，舒展活动筋骨。饭！大人（当然也包括刘云）尽量少吃或者不吃，节余下来给佟一匡吃，孩子太小以免他饿了哭闹。 我们遵循这个办法，安排大家这几天的生活。 我们的对面山上，正是一个制高点，山顶还算平坦。 白天，我们在石块下面可以望到那个制高点。从那个制高点望不到我们。因为我们在南面，在布满碎石的山沟里，是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又在石块下面，在暗处；而那个制高点是在北面，在平坦的山顶，迎着阳光，在明处。这一晚，我们安安静静地在这石块下面睡了。 第二天，果如我们所料，日本兵没有上来。山上静静的，我们对面的制高点上也没有上去人。 第三天，过了中午，才看到对面的制高点上，上去几个日本兵，拿面日本旗向南而挥舞，不久就下去了。 第四天，山沟内没有响动，也没有搜山的迹象。 第五天，中午听到山沟里有些声音了，估计是在搜山。 第六天，上午还是没有动静。 过了中午，听到山沟里又有些声音了。但是，非常奇怪，细听起来，竟然喊着我们规定的暗号、数目字。这是怎么回事？出乎我的意料，日寇撤退的时间还不到呀！一时搞不清怎么回事，难道是有人被敌人抓到了，泄露了我们的暗号么？我小声告诉同志们先不要动，仍旧藏好。 但是山沟里的人竟不走，声音更近了，更响了，仍然反复地呼叫着各个暗号、数字。 朱心德首先沉不住气了，他对我说：“既然约定了暗号，就应当按照约定的执行。我出去看看去。” 由于长时间只呼叫暗号，没有其它声响，空气山谷很平静，不存在战斗气氛，我逐渐产生了希望，加之朱心德同志积极要求，我就同意了。 不过我自己也做好了两种可能的准备： 若是我们自己人，那就万事大吉；万一是我们的人发生了意外，来的是敌人，怎么办？这次是我和同志们一起走的，两手空空，没有带什么小手榴弹之类的武器。好在这里地点好，我们这的地方虽不是悬崖峭壁，也是很陡的半山腰。如果是敌人，叫我们出去，我们可以不出去，如果敌人来揪，我突然一扑，抱着来揪的敌人一齐翻下山去，也可能一齐摔死的。此外，再没有其它的办法了。我只好耐心地等候朱心德出去的结果。 朱心德回来了。他说：“下面的人是工业部警卫排专门来接我们的。”一切担心都放下了。我们都从石块下面爬出来，慢慢溜下山沟。 我们这几天一直没有怎么吃饭了，却不觉得饿，只是走路有些打晃。 我们跟着警卫排的战士们慢慢地走到杨家庵，见到杨成政委。我们才知道这次打游击开始时，我们向大安沟前进，杨政委也带着警卫排进了清虚山。 随后，遇到敌人向清虚山进攻。清虚山小庙上方有个死角，我们战斗部队就扼守在那里。工业部的警卫排也参加了防守。 敌我双方各据险防守，谁露头，对方就瞄准打枪。敌人冲了几次，都被我们打回去，打死了七、八个敌人。我们也有一个战士由死角后面探身出来，中了敌人一枪，牺牲了。其余的战士只是扼守在死角后面，监视着敌人。就这样，一直坚持到夜晚。 晚上，天黑了，人们的目光看不远、看不清的时候，我们的战斗部队开始撤退。于是工业部警卫排也一起撤出。撤出后，杨政委带着警卫排向西北方向转移出去。他们几乎走了一夜，一直走到孟子岭，工业部三连所在地。这次敌人只集中兵力向大安沟、清虚山进攻，三连那没有情况，安静得很。 杨成政委他们到了三连，并和军区司令部取得联系，当军区领导听到只有杨政委等人出来，技术研究室人员仍陷在包围圈里时，大为焦急。命令杨政委立即带领警卫排再钻回清虚山里，将技术研究室人员接出来。工业部领导一直十分重视技术干部，司令部的命令更加重份量。于是，在日寇还未撤退的情况下，杨政委又带领警卫排，冒着和敌人遭遇的危险，再一次钻回清虚山来接我们。 技术研究室的其他人员，我最先见到的是张奎元同志，他是经历一翻风险： 张奎元早说过，不想和别人一起“瞎咋呼”，“瞎咋呼”只能暴露目标，没有和他们那一组的人一道行动。他穿的是便衣，长得又像老乡。在大家分散后不久，他自己一个人单独行动，找个僻静地方隐藏着。 天色渐渐晚，他和我们一样也回到门楼头子沟去做饭。他将做好的大米饭盛在一个小筒里，提过山岗。他准备和大家碰碰头，但一直没碰到研究室的人员。 他等了许久，天色已经黑了，想看看这时是否有研究室的人员回门楼头子沟老乡家里去吃饭，将提的小筒饭，放在路边，自己又向门楼头子沟摸回去。他走到山路的拐角处，迎面正碰到端着枪的日本兵。 日本兵捉到了张奎元，看他的穿着和长像，以为他真是老百姓。日本兵问张奎元说 “看见山上有八路军没有？什么样的？” “八路军可多了，全拿着枪，没有骑马的。”张奎元说。前面已经打了一天了，哪会没有八路军？这时，在那高峻的山梁上，哪能有骑马的。 日本兵不甘心，又继续审问张奎元，张奎元就用“老百姓”慌乱的口气，说些没有具体内容的话，日本兵还是不得要领。 天已经很黑了。日寇将张奎元带到山头上他们哨兵所在地，将张奎元双手背着捆上扔在大石头旁边，大概准备天明时再审问他吧。有一个日本哨兵放哨，顺便看守着张奎元。 夜越深，天越黑，什么也看不清楚了。 张奎元暗想：“我就这样让敌人捉住了么？不行！得设法逃出去！”。 看守的哨兵来回走动，并没有时刻紧守在张奎元身旁。张奎元在身背后将手凑到石头上，用石头的棱角磨捆着双手的绳子。磨呀！磨呀！绳子被磨断了。 他暗暗对自己说：“要坚强，勇敢！”就在那个哨兵走到离最远的地方将要转身的时候，张奎元猛然跳起来，一个箭步就向另一方向跑去。但没跑几步就蹬空了，由山头上直向沟底滚去。 滚到沟下面，张奎元听山上“叭、叭”地打枪。 “哼，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山沟曲折起伏，打枪有什么用？”张奎元静了静心，顺着山沟向下摸去。 张奎元仗着多次在山里打游击的经验，不久就找到老乡了。 以后几天，他就和老乡们一道隐蔽。随东家在山沟里转转，随西家吃些东西，过着真正的“游荡生活”。杨政委带着警卫排摸回清虚山时，张奎元才又和工业部的同志们会合在一起。 张奎元这段经历很富于传奇性，没有张奎元那样勇敢、机智，也不能从日寇手中硬是逃了出来；也就是张奎元，才能像老乡那样，骗了日本兵；这一切都充满了张奎元的特色。要是我，一支手残废，肯定不像；其他同志，知识分子味道也不轻，当然也不像老乡。 第二个遇到的技术研究所人员是孙艳清同志。 听他讲，他是和原矿冶科的小勤务员一同隐蔽在一个大石屋的“夹皮缝”里的。到了晚上，他们也摸回门楼头子沟，准备去搞点饭吃。走着，走着，在路旁，发现一小筒的大米饭，（可能是张奎元放到路边的那小筒大米饭），他们提回藏身的石崖“夹皮缝”里去了。在这几天之中，他俩没有找到旁的可吃东西，幸亏有那小筒的大米饭充饥。无怪乎，当警卫排找到他们的时候，孙艳清几乎走不动路，他在石崖下躺了很久，休息一些时候，才勉强地走到杨家庵来。 还有些技术研究室人员，是在那天晚上和战斗部队一起由包围困中冲出来的。 那天夜里，撤出战斗的大部队冲出包围圈向东北方向走；任一宇和李广信同志作了他们的“向导”，与他们一起摸出清虚山。出清虚山以后，任一宇和李广信与他们分手又继续向东走，一直走到定县柏山村。那里有工业部政治处石主任的家（原政治处王主任已调离工业部），他们在那里隐蔽起来。直到反扫荡结束后，才又回到神南。 黄锡川、张温如同志又是一种情况： 他们两个人与大安沟化学厂的同志们走到一起。 第二天，仍在山里藏着； 第三天，遇到突围后又摸回清虚山里化工厂的一股股长石祝三、工会主席兼一股副股长朱英等同志，和他们一起钻山洞隐蔽起来。他们没有饭吃，黄锡川同志还让朱英同志和另外一位工人同志，趁夜晚，摸到门楼头子沟，去取我们坚壁起来的大米。但是由于坚壁的地方、他们是听别人介绍的，结果朱英背回的口袋里装的不是大米，而是麸子。 据化学厂的同志们讲：大安沟化学厂接到工业部“日寇正准备扫荡”的通知后，就将需要坚壁的东西坚壁起来了，只留下不能搬动的“缸塔”未动。由化学厂主任张德耀、一股股长石祝三、工会主席兼一股副股长朱英和季刚同志等，分别带领工人们一早就上了山。 他们原来的估计是：即使日寇这次进攻的目标是大安沟，根据路途的距离，最早要等到午后日寇才能到达。他们一早就上山，是比较“保险”的。谁知他们一上到山顶，就发现对面山头上，已经有日本兵到了的迹象。情况有变化，化学厂主任张德耀同志，立即命令季刚同志带领两个工人在北面山上监视敌人，其他的人员随他向东南方向转移。他们走了很远，来到东南山里时，发现这里的情况也不对。张德耀同志就带着几个工人先下去侦察，让其他人员原地待命。张德耀同志去了之后，久久不回。山头上日本兵到达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看来这大部队在此不能久留。一部分人员就沿着张德耀去的方向冲过唐河，到唐河之东去。但在他们过河时，被日寇发现了。在机枪的扫射下，两位工人同志牺牲了。 石祝三、朱英只好临时决定队伍立即再返回清虚山里，分散隐蔽。在路上，遇到一个穿便衣的人，不像老乡。石祝三等人将那个人当“特务”捉住审问起来。审问结果，那人说，他是桃园鞋厂的指导员，桃园是清虚山西侧的一个村子。石祝三他们跟他到桃园村去查对。查对清了，鞋厂的同志们请石祝三等人吃了一顿饭。 石祝三他们记挂其他同志，又摸回清虚山里。那天正巧有雾，他们在大雾中分散，又在大雾细雨中摸回清虚山里。这时，他们遇到了黄锡川、张温如同志，大家一起钻山洞，直到日本兵撤走。 在这次日寇突袭大安沟事件中，化学厂干部里吃苦最多的大概是季刚同志。 我以后听季刚同志讲： 一九四三年五月初的一个夜晚，日寇突然分三路奔袭唐县大安沟化学厂，工厂在敌人到达之前接到了军工部急信，立即转移，进入青虚山。敌人来势很猛，青虚山被围。季刚同志奉命带领两个工人苏更民、李锦章同志执行监视敌人任务。他们只带着两支步枪和几颗手榴弹。当张德耀同志带领化学厂的队伍转移之后，任务完成了。季刚等同志发现他们的前后都有敌人，敌人飞机在天空上盘旋着，已经退不出去了。他们只好下到山沟里，钻了山洞。这个山洞正是老乡们平日存柴火的，洞里堆的都是秫秸。 天，下着蒙蒙细雨，他们用随身带的搪瓷碗接了些雨水，用自己粮袋中的小米和洞中的秫秸烧了些饭吃，这样过了一天。夜里，他们曾试图突围出去，但是不多远，就发现山顶上有日本兵在放哨，出不去，只好返回。 第二天上午，日本兵在他们藏身的洞口不远处，支灶烧饭。这下，他们紧张了，不敢动。不巧，敌人又到这洞里来抱柴火。目标肯定会暴露，只好打了。这洞里还有个小洞，只能容下三人，他们挤在小洞里，见敌人一露头，他们就打枪。他们掷了手榴弹，但手榴弹可能由于长期放置，腊纸脱落，受了潮，拉不着火。只好将手榴弹放下，专靠步枪防守。这种情况僵持了一些时候。敌人开始点起火来用烟熏他们。敌人施放烈火强攻山洞，洞内浓烟直灌，火舌乱舞，火一烧，洞里空气缺乏，两个工人窒息昏死过去。季刚同志端着枪冲出来，被蹲在洞旁的敌人一刺刀，刺在大腿上，把他挑了个跟头，被俘了。那两个昏死过去的工人苏更民、李锦章同志当场被日寇枪杀，英勇牺牲了。 敌人问季刚是什么人，季刚说是马夫。敌人将他捆上，押到大安沟。当时大安沟已成了敌人临时的“驻扎地”，各处挤满了敌人。 敌人继续审问季刚，问他是不是共产党？他说“不是”，问他是做什么的？他还说是马夫。他说“除了喂马什么也不知道”。凑巧，这时山坡上正有一匹没人管的马在游荡，这给季刚圆了谎。 天晚了，日本兵问不出来所以然，就将季刚交给伪军看管。几十个人挤在一间屋里。他们给季刚一些锅巴吃，他也咽不下去，伪军将季刚放在屋门旁。 夜深了，季刚想：只有逃跑，别无生路。好在手上、脚上的绳子都捆得不太紧，他就暗暗地用力褪绳子。许久，绳子才褪出来。听门外的岗哨走远了，季刚就推开屋门，溜了出去。岗哨实际走得并不远，一下又将季刚逮住。岗哨问他“跑什么？”季刚说：“小便去”，敌人又将他押回屋里。 天明了，敌人将季刚送到“黄醋”班的宿舍，那里已变成日寇的“俘虏集中地”，关着五、六个被俘的人。其中有一个上庄的年老的老乡，还有一个是穿便衣的七连工人。日本兵又开始审问，季刚还是那套老话，说他是马夫。日本兵让伪军打他，这个伪军用的棍子很粗，喊的声音很大，气势汹汹，实际上没有真用力打，不是“认真”的，否则季刚早被打死了，看来是“表演”给日本兵看的，日本兵还是问不出什么名堂。 又过了一段时间，日本兵说要这些被俘虏的人们，带着去搜山。才走几步，季刚就扒在地下了，说，伤重，走不动。这时他衣裳褴褛，腿上是刺刀挑的血迹，脸上是烟火烧熏的污痕，不像人样。日本兵就相信了他的话，没有硬要他去。将他交给跟随日军来的马夫们看管。 日本兵带着人去搜山了，季刚和马夫们留在大安沟。该吃饭了，马夫们给季刚一些稀饭，他还是吃不下。 入夜，敌人回来又把他押起来。这次只捆上他的手，未捆他的脚。半夜他又企图逃跑。试了试，又被岗哨卡住了，没跑成。 天明了，日寇集合队伍，说，要回城了，所有俘虏都带走。上庄的那位老乡说，他年老走不动，日寇就放他回家了。季刚也说，他伤重，走不动。日寇就将他交给两个暂时不随日寇回城的伪军。这部分日寇带着队伍出发了。 季刚对那两个伪军说：“我伤重，反正也活不成了，你们用枪将我打死算了。”那两个伪军看他一身伤，带他到房后，用枪比了比，向天空放了两枪，没有对着他打。这两个人对季刚说：“你伤很重，我们也不看着你了。不过现在你不能走，你可以自己找个地方藏起来。看你的运气吧！如果不被日本人发现，也许能逃脱一条命。” 季刚同志在后山坡上静静地躺着。到下午四、五点钟的样子，又有个日本兵拿着枪走过。季刚屏住呼吸装死。日本兵看见他，用枪上的刺刀杵了他的脚。季刚毫无动静。那个日本兵就走了。 夜渐渐深了，季刚又悄悄地摸出去，他摸了一段路，发现山顶上还有个日本兵在放哨，还有个日本兵拿着枪在巡逻。巡逻的日本兵，似乎听到季刚所在之处有声音，就端着抢走来。他只好在路旁草木丛中趴着不动。好在这日本兵没带手电筒，没有用灯光探照。他听不到声音，见不到动静，就离开了。 季刚心里很急，但又不敢起来。他摸起块小石块向另一方向的山坡扔去，日本兵听见小石块滚动的声音就去找。季刚趁此时机，再向前移动。他爬了不多远，山上的日本哨兵走下来了。这个哨兵是拿着手电筒的，曾看见这个哨兵在山顶上站岗时，用手电筒四面照射的闪光。但他这次下来，没有用手电筒四下探照，他从邻近季刚趴伏的地方走了过去。日本兵哨兵走过去后，季刚就悄悄地顺着哨兵走下来的方向爬上去。他翻过山梁，还一直向前走。 天明刚时，他走到一个小山村。这村子空荡荡的，没有人影，季刚就一户一户地去找人。 季刚在一个空房子里找到一个水桶，找到一些豆子，最后又找到一根火柴。季刚两天没有吃东西了，又乏又饿。他打算做点东西吃。见没有水，他提着水桶，找到有水的地方，打了水提回来，煮了些豆汤，吃不下多少。天黑了，他就休息了。 直到天明了，他又在这寂静的山村里，挨家挨户地去找老百姓。在村边，偏僻的角落里，他终于找到一户人家有人，家里有位老大爷和位老大娘。那位老太爷，看来病的很重，那位老大娘正服侍他喝稀粥。季刚一进门，他们非常惊慌，当老大娘听说他就是化学厂的季股长之后，马上将稀粥送到季刚面前，要他先喝。老百姓与军工战士水乳交融，情同手足。 随后告诉季刚，日本兵还没有退，这里不能久留，季刚可以上山去找她的儿子，她的儿子是区干部，她还给季刚指点清楚上山的道路。季刚顺着她指点的方向摸去。正巧那个区干部带领两位武装人员摸下山来，他们听了季刚情况之后，就说：“现在日本兵还没有撤完，我们很忙，不能照顾你，先给你找个地方藏起来。”他们带领季刚到一个山洞里隐蔽起来。 此后，他们不时地给季刚送来吃喝的东西。 季刚在山洞里又藏了两、三天，那个区干部带来了大安沟化学厂的工人，用担架将季刚接出去。后来，又将季刚送到军区后方医院。 到后方医院检查时，伤口溃烂，流脓生蛆，又发现季刚肩上有个血泡，原来他们在山洞里和敌人交战时，被敌人打中了一枪。这颗子弹和刺到他腿上的刺刀一样，只穿入他的肌肉，没有伤到他的筋骨，也没有伤着他的大血管。子弹没有继续穿出，留在肌肉里了。季刚在敌人的枪弹、刺刀下面逃脱了性命，也没落下大的残疾，这真是不幸中之大幸。 医院治疗季刚又回到化学工厂，重新战斗在军工生产岗位上，并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志们都先后回来了，只有我们股长季刚、苏更民、李锦章三同志没回来，大家关切着，议论着。一天，茶庄子村的老乡来我厂报信说，季刚同志受伤隐蔽在他们村，通知我们去接。连长立即找了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准备接他。 季刚同志是我们的股长，也叫排长，相当于现在的工段长。他是我的领导，平时教我学文化，教我学化学符号，帮助我掌握生产知识，我们关系很好，连长叫我做接待他的准备工作。大家积极行动起来，准备住处，买鸡，磨面，做饭，急切地等待着季刚回来。 茶庄子村与我们隔着一座山，有六、七里地远。中午时分，一付担架出现在山顶上，几个人小心翼翼地抬着担架向这里走来，全连的同志们都聚在村头等待着。担架过来了，张连长迎上去，轻轻揭开盖着他的被子。季刚同志像被烧焦的木头，脸上，手上，身上厚厚的一层黑痂，只有眼睛和牙是白的。他一见连长，第一句话是：“张连长，我没完成任务……”，说着就放声大哭起来，感动地同志们也都掉下了眼泪，真是个好同志，都成这个样子了，首先想的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四月三十日夜间，我们得到敌人已逼近工厂消息的时候，连长派季刚带苏更民、李锦章同志下山侦察敌情，没想到敌人，来的那么快，已经接近我们驻地，他们赶快折回来报告。此时，大家已经转移上山，于是，他们也追着上了山。这样和部队失去了联系。 他们三人就在山上和敌人周旋。一天，他们发现一个大山洞，进去一看有几袋大米和小葱等东西。他们分析，这些新鲜东西，肯定是敌人的。于是他们就用米袋装了大米，又抱了一抱小葱，正在这时，敌人回来了，把他们堵在洞里，他们只好在山洞里找个黑暗的石缝处隐蔽起来。原来，这些东西是敌人放在洞中准备做饭的，敌人发现洞里的东西少了，起了疑心。有个指挥官模样的鬼子，在洞中站了一会儿，走出去，又派一个便衣进来。是个汉奸，进洞来，用手摸洞壁，正好摸着季刚的枪，季刚一把抓住他，严厉的小声对他说：”出去不能说有人，如说洞中有人，我先打死你！”来人连声说：”不说，不说！”季刚放了他，他出得洞去，却对那个日本官用手比划着，意思是里边有枪、有人。 目标已经暴露，要先发制人。季刚同志把枪对准那个汉奸，叭的一声向外开了枪。敌人刷的一下都爬在地下，洞内洞外互相射击。季刚他们出不去，敌人也进不来。只要敌人一露头，就开枪。僵持了半天。敌人弄来许多柴草，把柴草推入洞里，放火烧洞。顿时洞内烈火熊熊，浓烟弥漫。烈火像毒蛇一样吞噬着他们的肌肤，浓烟呛得他们呼吸困难。他们以惊人的意志，挣扎在烈火浓烟之中，警惕着洞外。他们估计敌人一定监视洞口，就向外扔手榴弹。因季刚在洞口处，手榴弹由他扔出去。他们三人带了两支步枪，九颗手榴弹，当时，我们生产的手榴弹质量很差，扔出去后不炸，又被敌人扔了进来。后来季刚就先拉开手榴弹弦，听到慢药线燃烧的吃吃声，就扔出去，没有响声的就放在头前。他从烟雾缝隙看到洞口燃烧的柴草前有敌人爬着，就把没有响的手榴弹一个个投到燃烧的柴草中，燃烧爆炸，杀伤敌人。三个人互相鼓励着，坚持和敌人对峙。火越烧越大，烟越来越浓，摆在他们面前只有一条路，冲出去和敌人拼，不能呆在洞里等死。é李锦章和é苏更民同志被烧的行动困难，季刚怕新枪落到敌人手中，把一支边区造的步枪埋在洞里，带着一支旧步枪向外冲。他先扔一颗手榴弹，趁着爆炸的烟雾，端着枪像猛虎一样冲出了山洞。他刚一出洞，就被埋伏在洞外的敌人扎了一刺刀，觉得腿上一阵冰凉，眼前一黑倒了下去。当他醒来时，几个日本鬼子的刺刀对准了他，他被俘了。季刚不理鬼子的刺刀，只想着他的战友，回头一看，洞中火灭烟息。汉奸正把两个烧得模糊的人往外拽，这就是苏更民和李锦章同志，他们伤的太重，已经不能动了。鬼子见他们已不能自己行走了，当场开枪把他们打死了。我们的两个战友，就这样英勇地牺牲了。 鬼子押着季刚，饭也不做，背上东西转移了。季刚被带到大岸沟村，关在一间小房子里，审问拷打。敌人内部有个东北人，每天晚上给他送一次饭，是些锅巴、剩饭。这个东北人见他伤势很重，对他看管不太严。一天晚上，季刚趁敌人松懈，蹭开绳索开始逃跑。大岸沟村正是我们过去住的村子，周围环境很熟悉。他拖着一条受伤的腿，带着满身的烧伤，一步步的向外爬。黎明时，他爬到一个山沟里。这儿存放着上万斤的茅草，是我们生产、做饭的燃料，他钻进草堆，隐藏起来。白天，敌人也从这里抱草烧饭。一次，敌人抱草时，差点把他挖出来。等敌人走后，他又找个敌人不易去的地方，重新隐藏起来。天黑了，他艰难地爬出草堆，向山顶爬去，又一步步爬下山，到天亮时，他爬到山下茶庄子村。村中空空荡荡，不见人。他又饥又渴，就爬进一家老乡家，在老乡家吃了点东西，老乡便让他去找区干部。 在路上被一个民兵发现了，民兵一看他，吓了一跳，不知是人是鬼，用枪逼住他，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见是老百姓，就说自己是大岸沟一连的人。几个青年农民，把他转移到一个山洞掩护起来，直到敌人撤退后，才通知我们把他接回来。 反围剿结束了，我们掩埋了烈士的遗体，抬着受伤的战友，告别被破坏的厂房，又迈上了新的征途。 ——张宗齐 这次，敌人是集中大量兵力，采用“牛刀子战术”，专门突袭大安沟化学厂。晋察冀军区的其它地方都安然无恙，大安沟的工人们，或者突围出去了，或者分散隐蔽了，只牺牲了少数人。其他技术研究室和化学厂人员，据我所知，只有张奎元和季刚，被俘后又逃了出来。其余的人，就在人们平日熟悉的地方打游击，钻山洞，随老乡们跑，和敌人兜圈子，人杰地灵，都没有事。大安沟化学厂坚壁的物资，也没有受到敌人的破坏，没有发生巨大的损失。 至于我们的战斗部队呢？除了第一天我们的队伍在清虚山的小庙上方，据险扼守时，有一位战士暴露了身体，被日寇枪弹击中牺牲了之外，其他没有伤亡。敌人却因为从小庙下方硬向上冲，被我们打死了七、八个人。 总之，日寇这次出兵是得不偿失的。 这是大安沟化学厂和一部分技术研究室的同志们，经历的最严重的一次“扫荡”。这事以后，我们就主动放弃了这个日寇已经熟悉了的军工基地，从大安沟搬到神仙山的“齐家庄户”再行建立化学厂，我们仍然本着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继续发展生产，生产原化学厂生产的各种产品，继续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 此外，还有一件不幸的对我个人有震动的事：军区剧社的一部分同志和敌人遭遇了。吴畏同志，这位由平湾出来抗日战士，在和敌人搏斗中，被敌人用刺刀挑死了。 日寇于 五月二日起连续七日，每日分兵数十路，分别以制高点往下到达边缘区；从边缘区往上达制高点，逐山沟、山脊、每株草丛，每块石头，反复搜寻，然而终无所获，日寇被迫于第八日，五月九日，狼狈溜走。在这七天被围搜中，处在这地区的我们军工人员，集体转移、突围已不可能，只好分散隐蔽，各自为战，三三两两随同群众隐藏于山洞，石缝、草丛崖窝之中，饥则吃一把炒面，渴则夜间摸出找山间泉水。敌人是不敢夜间行动的，他们白天四处搜索，夜间则龟缩在山头上。制高点上的敌人，则终夜露宿在山头上挤作一团，数步之外不敢远离。敌人终久是熬不过我们的，在长途奔袭之后，他们的弹药补给，粮食接济，全是问题，七天的上窜下跳，他们也没的吃，没的喝，睡不好，最后只得夹起尾巴逃走。我们就这样熬过了难关，保存了力量。 在千山万壑之中，与敌人捉迷藏兜圈子，而不被敌人发现。我们经常处在与敌人一条山梁之隔，相距不到数百米远，依靠边区群众，依靠地形熟悉，避开强敌，安然转移。 在数十年后的今天，不少青年同志问起我们“你这老八路，打过仗吗？”我们没有，一次仗也没有打过，但有谁能体会到没打过仗，比与敌人直接交锋更有一番惨烈的战争气氛呢？而其中艰险又有哪一点比之与日寇直接交锋更轻松些呢？ ——摘选晋察冀军工座谈会发言 附录六：《永远忘不了的青虚山》《记日本鬼子残酷大扫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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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怀念美好年代 > 《张方遗作《敌后军工生活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