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这个问题，主要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逻辑”。如果只把“逻辑”理解为用符号的形式去研究必然性推理，最后得到某些形式的或准形式的理论系统，那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古代没有逻辑。但是，如果像我前面所主张的那样，对“逻辑”做比较宽泛的理解，将其理解为关于思维的模式、程序、结构、方法和准则等的研究，则中国古代肯定有逻辑，并且有丰富的逻辑内容。在我看来，中国逻辑最典型的代表是墨家逻辑。他们讨论了“名”：其作用是“以名举实”，其种类有达名、类名、私名，形貌之名和非形貌之名，兼名和体名等。墨家也讨论了“辞”：其作用是“以辞抒意”，其种类有“合”（直言命题）、“假”（假言命题）、“尽”（全称命题）、“或”（特称命题）、“必”（必然命题）、“且”（可能命题）等。他们重点讨论了“说”与“辩”：“以说出故”，“说，所以明也”；“说”就是提出理由、根据、论据（即所谓“故”）来论证某个论题。“辩，争彼也。辩胜，当也”，下面是关于“辩”的一个总说明：“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墨子·小取》）这段话既涉及论辩的伦理，更涉及论辩的目的、作用、方法、规则等，大都属于逻辑的范围。他们还提炼出七种具体论式：或，假，效，辟，侔，援，推；还讨论过“止”。“推”和“止”主要用于反驳，其他五种论式均同时适用于“说”和“辩”。除墨家及其后学外，中国古代思想家邓析、孔子、惠施、公孙龙、荀子、韩非等人对逻辑学也多有贡献，甚至在《易经》中也隐藏着理解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密码。 即使退一步讲，中国古代真的没有逻辑，那么，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的思维有些什么特点？有哪些模式和程序性的东西？经常使用哪些思维方法？是如何使用的？中国思想家对思维的模式、程序、结构、方法、准则等做过哪些有意识的探索？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对中国的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宗教、政治经济制度等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如何产生那些影响的？在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是否需要改变或改进？如何去促成或促进这种改变或改进？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由此获得的研究成果也是很有价值的。至于给这些研究成果以什么样的名称，例如是否冠以“中国逻辑史”之名，并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顺便说一下，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逻辑史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远远超出了中国的西方逻辑史研究。我对中国逻辑史的研究者们致以敬意。我读过一些中国逻辑史著作，例如，沈有鼎的《墨经的逻辑学》（1980），周文英的《中国逻辑思想史稿》（1987），杨沛荪主编的《中国逻辑史教程》（1988），温公颐主编的《中国逻辑史教程》（初版，1988；修订本，崔清田为第二主编，2001），李匡武主编的《中国逻辑史》（5卷本，1989）及其配套的资料集，孙中原的墨辩研究，等等，都是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我从中获益匪浅。但是，绝大多数成果几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以西方的形式逻辑为研究范式或研究框架，在中国思想家那里找相应的材料，再往其中“套”或“装”；由此，几乎把一部中国逻辑史变成了西方逻辑史的注脚。我主张，中国逻辑史应该按其本来面目重写，提炼出一些为中国逻辑所特有而为西方逻辑所缺乏的东西。 ——摘自 陈波《逻辑哲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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