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伯虎的风流才子形象不知始于何时，而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的一则《唐解元一笑姻缘》无疑使其“风流不羁”的造型成为流传于民间数百年的一个标准定式。加之后人穿凿附会，杜撰了其一系列的风流韵事，使原本落魄潦倒的唐伯虎在后人眼里呈现出较多的喜剧色彩。 冯梦龙写的《唐解元一笑姻缘》其实并非“原创”，明代笔记体小说中早已有“点秋香”的故事，只是主人公另有其人。而冯梦龙却在小说中将此事“戴”在唐寅的头上，绝不会毫无缘故，以我的猜想，不外乎有两点：其一是想借唐寅“吴中四才子之一”的名头。试想，唐寅诗文书画俱绝，配之于一段奇妙姻缘，那必然是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才子佳人式故事。其二是出于对唐寅坎坷遭遇的同情。冯梦龙与唐寅同为苏州人，生活的时代虽相距约百年，但这位前辈才子的不幸遭遇令人扼腕叹息，附会一则“点秋香”的浪漫故事，虽无助于改变其悲剧宿命，但于那些仰慕、怜悯唐寅的后来人甚至于冯梦龙自己都是一种心理上的慰藉。 然而，历史的真相是残酷的。 唐寅出生于明宪宗成化六年，时属庚寅年，故名唐寅，因排行老大，以伯仲叔季为序，即字伯虎（后更为“子畏”）。谓其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生实则为好事者牵强附会而已。唐寅的出生地苏州，在明代特别是成化年间，是一个繁华的江南都市，此处物华天宝，地灵人杰，科甲繁盛，多书香门第。而幼时的唐寅长于苏州吴县的一普通商贾之家，父母以经营酒肆为业。 不得不说，唐寅日后放诞不羁的个性大抵与年少时习惯于闾巷街头、穿梭于灯红酒绿不无关系，繁华而又柔靡的吴中氛围让唐寅的性格里多了一些轻狂，少了一份持重。 天资聪颖的唐寅十六岁上便以第一名补苏州府府学附生，名动姑苏。后来，祝允明在唐寅的墓志铭中写道“（唐寅）童髫中科第一，四海惊称之。”由此可以窥见唐寅年少之时才气逼人，已非同龄人可以比肩了。在此后的近十年间，唐寅得以师从沈周、周臣等前辈大师作画学书，又先后结交了好友张灵、都穆、文征明、祝允明等文人雅士，十九岁上娶了出自书香门第的徐廷瑞之女，其生活可以说得上潇洒、任情、适性。《明史》中记载：“（子畏）性绝颖利，与里狂生张灵纵酒，不事诸生业。”才华横溢而又放诞任性，恃才傲物而又不忘流连欢场，唐寅“风流才子”的个性在这十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其“风流才子”之名大抵始于此时。史书未曾记载唐寅在这十年间有“应乡试”之举，以其“不事诸生业”及特立独行、任性不羁的性格，这在情理之中的。 唐寅最初的不幸当属在二十五岁上连遭父、母、妻、妹相继亡故，原本适意的生活戛然而止。接连的丧亲之痛使他深感祸福无端，死生无常，此后，唐寅意志逐渐消沉，生活颓然自放，幸好有好友文征明和祝枝山的勉励激发，才使其得以走出阴霾，重拾举业。此时的唐寅对仕途的选择可以说是矛盾重重，欲拒还迎。以我的臆测，没有文征明等人的规劝与影响，唐寅更有可能借酒消愁、浪荡江湖。 文征明此人与唐寅同龄，两人结识于十三、四岁，同为沈周门下弟子，后同列为“吴中四子”。然而，就性格而言，俩人迥然相异，唐寅放达任性，文才轻艳，所行之事往往出名教之外；而文征明耿介持重，自律甚严，如谦谦君子，所行所言均有法度。年轻时的唐、文二人相互砥砺，唐寅的出格和放诞，文征明时有规劝，可以说，文征明对唐寅一生的影响颇大。文征明的父亲文林对自己的儿子和唐寅二人均非常喜爱，文老先生的眼光可谓老辣：“子畏（唐寅）之才宜发解，然其人轻浮，恐终无成，吾儿它日远到，非所及也。” 一语成谶。
祝枝山在《唐子畏墓志并铭》中记述了唐寅赴应天府乡试前一年“事时业”的情景： “子畏曰：‘诺。明年当大比，吾试捐一年力为之，若勿售，一掷之耳。’即墐户绝交往，亦不觅时辈讲习，取前所治毛氏诗，与所谓四书者，翻讨拟议，祗求合时义。” 由“捐一年力为之”可见唐寅平时放浪形骸，不以科举为意，以致学业荒废，而这一年的发奋苦读只能算临时抱佛脚；而由此我们对唐寅悟性之高、才情之盛也可窥豹一斑，功名于他似乎唾手可得。“若勿售，一掷之耳”这一言绝佳，豪情之中透着任性与放达，破釜沉舟的决心背后还伴着的一丝不屑。 于是，经过一年的准备，明孝宗弘治十一年，时年二十九岁的唐寅赴南京应乡试。几乎毫无悬念，唐寅高中乡试第一，数日之间，“唐解元”之名传遍了整个应天府。 春风得意的唐寅于次年进京会试，不出意外的话，由贡士而进士，再由皇帝钦点入翰林，从而进入仕途，成就“治国平天下”的士人抱负。然而，在前面等待这位风流才子的不是令人艳羡的锦绣前程，而是改变其人生际遇的厄运。 踌躇满志的唐伯虎与同乡的富家子弟徐经一同赴京参加礼部会试，时任礼部尚书的李东阳和礼部右侍郎的程敏政担任主考官。会试结束，还尚未发榜，却已经满城蜚语，整个京城的应试举子中盛传徐经贿赂主考官之一的程敏政，预先得到试题，而唐伯虎因与徐经的关系密切也被牵连其中。 此事惊动了朝廷言官，给事中华昶立马上书弹劾程敏政鬻题，孝宗皇帝命李东阳复核程敏政所录之卷，却发现唐伯虎与徐经的卷子并不在录取之列。按理说，事情已经真相大白，这所谓的“科场舞弊案”纯属诬陷，本该还当事人一个清白。但此后言官们又进行了多次“莫须有”的举证，最终把事实真相搅得真假难辨。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徐经和唐伯虎被削去仕籍，程敏政也蒙受不白之冤，出狱后愤懑而死。 其实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言官“风闻奏事”，而是一次朝臣的权术斗争，唐伯虎和程敏政二人无非做了无辜的牺牲品而已。 《明史·文苑二》是这样记述的： （寅）举弘治十一年乡试第一，座主梁储奇其文，还朝示学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几，敏政总裁会试，江阴富人徐经贿其家僮，得试题。事露，言者劾敏政，语连寅，下诏狱，谪为吏。寅耻不就，归家益放浪。 祝枝山对这桩科场舞弊案的记载与《明史》大同小异，但对这桩案子是否真有其事还是纯属诬陷则持保留态度： 时傍郡有富子，亦已举于乡，师慕子畏，载与俱北。既入试，二场后，有仇富子者，抨于朝，言与主司有私，并连子畏……同讯于廷，富子既承，子畏不复辩，与同罚…… 自唐开科取士以来，科场舞弊事件层出不穷，但此案因涉及大名鼎鼎的风流才子唐伯虎，自然更为后人所关注。此案的关注点有三：一、主考官程敏政早在唐寅乡试中举之时便已经看好唐寅，程、唐二人的关系是瓜田李下、百口莫辩；二、尽管《明史》言之凿凿，那位“仇富子者”是否捏造其事并未可知。三、“子畏不复辩”背后的真相无法知晓，但其“不复辩”却为自己盖棺定论，无从翻身了。 “唐解元”的名声太大，同来京城的徐经又是富家子弟，一个风流才子和一个纨绔哥们，两人在京城太不懂得低调，经常携手出入欢场、招摇过市，唯恐人所不知。然而京城不是苏州，这里的水太深、人心更为复杂。两人轻佻放诞的举动必然会在应试的举子们中间引起反感甚至妒忌；况且，徐经来京时，“瓜田李下”地去拜访程敏政，此中肯定少不了一些“见面礼”，而唐伯虎又不合时宜地以一枚金币请程敏政作文，如此一来，这三人的关系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最终，掌握士人生杀予夺权力的皇帝朱笔一挥，削去了唐寅的“解元”之名，革黜其“仕”籍，发配到浙江为“吏”。 古代的官与吏的地位可谓天壤之别，“官”由朝廷任命，古人学而优则仕，就是为了做官，以光宗耀祖；而“吏”则相当于官府中的“服役人员”，其身份与衙役走卒一样底下，古人一时为吏，终生为吏，永无出头之日。君不见《水浒》中的宋江一直以自身是“刀笔小吏”而自卑不已么。 革黜仕籍，终身为吏，对自视甚高的唐寅来讲无异于奇耻大辱。现在仕途已经没有任何指望，又不愿意俯就皇帝之意去浙江当小吏，更无颜回见江东父老去忍受指责，可以说此时的唐寅已悲世厌世、心如死灰了。 走途无路的唐寅选择了游历名山大川，以解心中块垒，并于次年回到了苏州。经历大起大伏的唐寅此时已经看淡尘世，自号“六如居士”，六如者，佛教用语，以梦、幻、泡、影、露、电，喻世事之空幻无常。 回到苏州之后，自然少不了同乡的嘲讽和白眼，而续弦何氏不堪生活清贫，离他而去。此时，茕茕孑立的唐寅只得凭卖文鬻画为生。其间，唐寅有一诗作：“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孤傲的性格之外流露的尽是生活的窘迫。 可悲的是，这并不是唐寅人生的最低谷。
因科场案尽失颜面的唐寅虽遭遇窘境，而其自我舒展、放诞不羁的个性并未因此而收敛。 我们可以想见，刚回苏州的唐伯虎屡遭街坊邻里的白眼、亲友故旧的责难，起初当是能避则避，深居简出，时间久了，则愈发看得通透，逐渐不以为忤。唐寅性子里头的那种自以为是、玩世不恭绝不会容许他自己止于那种平淡、枯燥的苦行僧生活。至于种菊东篱、锻铁山阳之事，他是学不来的。正所谓积习难改、本性难移，今日所作之诗换了两个铜板，尽拿去酒肆纵酒，次朝有权贵以数两银子购画，则走章台、逛柳巷，不一而足。个性宣泄的背后自然是怀才不遇、绝意仕途的悲哀，而那正是文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在一个人孤寂、苦闷之时，唐寅定然会想到数百年前“奉旨填词”的柳三变，俩人均才华横溢而又无缘于朝堂，只能借填词写赋、吟诗作画来托寄心性，而放歌纵酒、谈笑风月的背后压制了多少苦闷与无奈。想到柳永，唐寅心底生出来的必然是同病相怜、惺惺相惜之感。 所幸唐寅并未遭文征明、祝枝山等好友的抛弃，三人时常在一起游山涉水、题诗作画、酬唱应对。此时，失意落魄的唐寅虽然风流依旧，然而一改以往的从容自得，言行显得消极、沉沦，且其藐视礼法、有悖名教的任性适情常为时人所非议。在尊礼尚礼、理学繁盛的明中叶，卫道士的口水则足以将其淹没，文征明等人自然是常加苦劝。 文、唐二人虽为好友，但性格迥异、志向有别，科场案之后，两人的心境也已相差千里。所以二人的交往难免常生口角、时有龃龉，争吵激烈时两人甚至失和数年。唐寅在一篇《与文征明书》对好友苦口婆心的规劝不以为然： “……吾卿犹以英雄期仆，忘其罪累，殷勤教督，罄竭怀素。缺然不报，是马迁之志，不达于任侯；少卿之心，不信于苏季也。” 文征明不以“科场案”为意，对老朋友的期望依旧，“以英雄期仆”；而唐寅心中疙瘩已无法揭开，自然我行我素。两人相互的不理解，就好比司马迁的理想不被任安知晓，李陵的心思不被苏武理解一样。唐寅在博功名之际由青云直坠尘土，其痛苦确实非一般人可以体会，两人的失和自然无法简单的评判谁对谁错。 然而上天眷顾，朋友的暂时离去却为唐寅换来一位红颜知己沈九娘。九娘原为苏州青楼中的官妓，不仅长得端庄文雅，又善琴棋书画，她欣赏唐寅的才情，又同情其遭遇。两人在交往中互生爱慕，最后结为伉俪，这一年，唐寅三十六岁，九娘三十岁。九娘的出现改变了风流放浪的唐寅，也带给了唐寅稳定的生活。生活虽拮据，但毕竟可以静下心来研诗作画。唐寅所作的流传后世的仕女画颇多，大都作于此时，此类画中大抵都有九娘的风姿神韵。 沉淀下来的唐伯虎倾尽所有，为自己和红颜知己购筑了令后人津津乐道的“桃花坞”，自称桃花坞主，桃花坞中有学圃堂、梦墨亭、蚊蝶斋等美景。在此舞文弄墨，夫唱妇随，生活可谓惬意；加之时有文人雅士会集于此，曲水流觞，品诗论画，此时的唐伯虎才不枉“风流才子”之美名。 唐寅此时所作的《桃花庵歌》是其诗作中的经典，时下关于唐寅的影视作品中常见吟诵，全诗画面艳丽清雅，风格秀逸清俊，诗人状若疯癫的高傲，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怀才不遇的无奈，皆跃然纸上，现摘录于此以飨读者：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开花落年复年。 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富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 若将富贵比贫者，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有沈九娘相伴的这短短数年当是唐寅落魄之后最为舒心、惬意、安稳的一段岁月，这位红颜知己给了唐寅最大的精神慰藉，加上女儿的出生，心里也有了更多的牵挂，此时的唐寅已经人届不惑，经历了人生的起伏、世事的蹉跎，便少了年少时的轻狂，原本作为士子心里头的那功名宦途之念也尘封起来了。 借诗文书画自娱、与九娘相伴终老，想必这是唐寅此时最大的祈望。然而，天不遂人愿，九娘因操劳过度而离世，真是应了那一句“红颜薄命”。九娘陪伴唐寅只有短短的七年，任凭谁都会责备上苍的吝啬、命运的不公。科举的无望已经是这位才子莫大的屈辱，老天却还偏要从他身边夺去最能懂他、爱他、无条件给他支持的心爱之人，悲恸欲绝恐怕已经无法形容唐寅此时的心情了。 九娘虽出于青楼，其德其贤却鲜有人可比。唐寅固然有才子之美誉，可在科场案之后，莫说前途黯淡无望，仅路人的嘲讽唾骂就已不堪忍受了。而九娘却不以为意，在唐寅最窘困、潦倒、落魄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陪伴其左右，给他安慰和支持；婚后不仅要悉心照顾唐寅的生活起居、操持家务，还得抛头露面，揣着唐寅的字画去市集上换回油盐酱醋，此类俗事，以唐寅的心高气傲，自然是不愿意亲自为之的。有了九娘，唐寅没有了后顾之忧，他的如椽大笔才为后人留下了更多的绝妙丹青。 然而九娘走了，唐寅再次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靠卖文鬻画谋生的唐寅带着年幼的女儿，生活倍极艰辛。此时适逢明宗室宁王朱宸濠以重金“招贤纳士”，密谋反叛。唐寅、文征明等人皆在宁王的网罗之中，文征明以病推托，而唐寅却在犹豫中成了宁王的座上宾。此前，唐、文二人已经摈弃前嫌，再相和好，以磨墨度之，对于宁王延请入幕一事，俩人私下应当有过商议，而宁王的图谋不轨，俩人该是不知情的，毕竟宁王身处南昌，离苏州有千里之遥，其反叛密谋更不是一般百姓所能洞察的。文征明之所以推托，估计只是其“不事权贵”的性子使然；而唐寅最终的应允多半是折腰五斗，为生计所迫而已。 《明史》对于此事的记载如下：“宁王宸濠厚币聘之，寅察其有异志，佯狂使酒，露其丑秽。宸濠不能堪，放还。” 待到唐寅“察其有异志”，才发现自己误入了“贼窝”。谋逆反叛是株连九族之罪，唐寅不愿成为政权斗争的殉葬品，可这时要全身而退恐怕没有那么简单了，一般的托辞藉口只会招来杀身之祸，叫苦不迭的唐寅只得仿效战国时的孙膑，装疯卖傻，甚至在众目睽睽之下“露其丑秽”。宁王朱宸濠当然不愿意身边有个疯傻之人败坏他的声誉，这有悖于其招贤纳士、笼络人心、装点门面的初衷，这个时候，他才同意将其“放还”。 然而，以磨墨看来，唐寅此次表演遭受的心理创伤远甚于十多年前的科场案。他毕竟不是孙膑，也不是韩信，要放下深入到骨髓里头的那股傲气来装疯卖傻、忍受屈辱，对他而言，这需要多大的决心啊！堂堂“风流才子”年少即已成名，现在却沦落为“疯流才子”，要靠诈痴佯呆，甚至露阴于大庭广众之下才能保住性命，因此被嘲笑、被讽刺、被唾弃，做人的尊严、傲气消耗殆尽。试想，这样的唐伯虎还能再振作起来吗？这一年他四十六岁。 唐寅余下的岁月几乎是在贫病交加之中度过的，经年累月的纵酒加之心理上难以抚平的创伤使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生活上则靠祝、文二人以及后来的儿女亲家王宠的周济才勉强度日。 嘉靖二年的冬夜，五十四岁的唐寅挣扎着从病榻上爬起，提笔写道：“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 写完后不久便赍志而殁。 唐寅悲凉的一生让人唏嘘不已，借用一句“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来形容这位后人眼里的“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恰如其分。
写完唐伯虎凄凉、落魄的一生，少不了嚼几句“吴中四子”。 时下关于唐伯虎的影视剧中，“吴中四子”一同出场搞笑的场面颇多，其实就如同“点秋香”一样不合于史实。吴中四子虽生活的年代接近，相互之间也有交往，但并非影视剧中可一同出场、年龄相仿的四位青年才俊。 四人中，唐寅和文征明生于同年，祝允明（枝山）大二人11岁，而徐祯卿则小了9岁。据史料看，“吴中四才子”之名大抵始于徐祯卿作笔记体小说《新倩籍》（相当于唐、文等人的传记）之时，徐祯卿时年17岁，而祝枝山37岁，唐、文二人也已26岁，此时，后三人成名已久。 就性格而言，唐寅与祝允明接近，洒脱、狂放、不拘小节，所以流传下来的关于此二人的民间故事颇多，内容也多诙谐幽默；而文征明则与徐祯卿相似，为人淳朴，治学严谨。文征明后来继承了老师沈周的“吴门画派”宗师的地位，又享寿近九十，该是一儒雅大师的风范；徐祯卿是四人中唯一中进士的，虽为“吴中诗冠”，其诗论在当时影响很大，惜乎其“貌寝”，即丑陋，而又英年早殁，故而鲜有其流传于民间的故事，以至于多数影视戏剧中以虚构的“周文宾”来代之。 如磨墨在上文述评唐寅时所提及的那样，唐寅、文征明和祝枝山三人交往密切，生活中相互多有照顾扶持，在才情上也相似，三人不但能诗，而且更擅于书画，以多才多艺见称。 在中国的书画史上，唐、文二人的画家地位远胜于其书家地位。二人早年师从沈周，后来二人与其师齐名，成为“吴门画派”的中坚力量，使“文人画”走向极盛时期。后人多谓文征明的绘画才艺胜于唐寅，并以之后其画坛宗师地位为证，磨墨认为并不尽然，文征明享寿近九十，其流传于后世的画作自然更多，晚年的画风更趋于精到、成熟，这对于任何一位书画大家自是不言而喻的成长规律；而唐寅仅活到五十四岁，存世的画当然不如文征明多，以现存两人的画作做比，有失偏颇，况且，唐寅后来又师从职业画家周臣，使院体画与文人画风格相融，同时他又能打破南北画派的门户之见，扬长避短，各取所长，自成一貌。所以，磨墨拙见，很难以孰优孰劣来简单评判文、唐二人的绘画才艺。 以书法而言，唐寅、文征明和祝枝山三人的风格差距颇大。文征明诸体俱工，尤善真书和行书，风格稳健，字里行间一派儒雅气息，正所谓“字如其人”，他的帖也是磨墨年轻时临习得最多的，自然也是最爱的。祝枝山书法主要成就在于狂草和真书，特别是狂草，其风格也尽与其性格相似，汪洋恣肆，洒脱狂放，直追张旭、怀素，是明朝的草书大家。唐寅留存于世的书法并不多，行书《落花诗册》可为其代表作，书法风格俊逸秀拔，中规守矩，有赵体字的神韵，与其放浪不羁的性格截然不同。据磨墨自身的喜好而言，三人的书法作比，文征明胜。 四人的诗文成就，徐祯卿远胜其他三人一筹，为历史公认，无可辩驳。徐祯卿短短三十二岁的一生中，流传后世的诗歌颇多，仅一句“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扬州树树花”便可力压三人。徐祯卿的诗歌风格多复古，与李梦阳等人同列为明中叶的复古派“前七子”。祝允明的诗风则最为接近徐祯卿，他虽未入“七子”阵营，但其诗歌的复古转向非常明显，如其《戴进风雨归舟图》：“黄陵庙下潇湘浦，西风作寒东作雨。鹧鸪啼舌到无声，谁管行人望家苦。柳州刺史幸不违，长沙太傅音尘非。翠蛾斑管在何处，万古重华呼不归。”文征明的诗歌风格则又与其性格契合：整饬雅致。如其《月夜登阊门西虹桥》：“白雾浮空去渺然，西虹桥上月初圆。带城灯火千家市，极目帆樯万里船。人语不分尘似海，夜寒初重水生烟。平生无限登临兴，都落风栏露楯前。”唐寅诗文以才情取胜，多不拘成法，非常口语化，时常掺有吴中俚语，上文所录的《桃花庵歌》便可为证，其词作更是如此，如其《七十词》读来更似随意而为：“人年七十古稀，我年七十为奇。前十年幼小，后十年衰老，中间止有五十年，一半又在夜里过了。算来只有二十五岁在世，受尽多少奔波烦恼。”以当时徐祯卿等“七子派”的标准，唐寅诗词的格调绝对不高。 致亲们： 已经快三个月没有写文字了，单位的琐事让人忙得喘不过气来。修改了一下年初写的《落魄唐寅》，纪念磨墨自己真正“不惑”之年的到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