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半部论语治天下，读四书有感！

        谈及国学，四书五经不可回避，基于中国几千年独尊儒术的传统，四书五经成了后世国人圣经般的教科书。

        四书是孔门子弟按照儒家宗旨发展而来的，是一脉相传的儒学经典。代表了前期儒学四大家孔子、孟子、曾子、子思的主要思想。 

        四书现行顺序是按照作者的名气来编排的，然而在学习时，应从大学入手。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中庸为孔门传授心法之书，孟子即孟子的略具开创性的个人思想，论语为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记述的孔子言行的大作。 

        大学，即经邦济世之学，因为治国安邦才是孔子创立儒学的目的。这在开篇词上就有体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它讲述了儒家的终极理想。其意为：要把原本人自身的善良通明的品德展现出来，并通过与周围人相亲近，知其所难，助其所危，最终达到“止于至善”的目标。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儒者心中有一个大同的世界模板，那就是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单纯善良，互敬互助，和谐无间。而实现这样的大同，需要每个人的努力，“明明德，在亲民，止于至善”即是必要手段。 

        为此，要求人们在处事为学时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要把知识与生活结合起来，活化知识，不读死书。“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曾子注重人的理想教育，为人们的前进提供一个明确的航向，即：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以期接近“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概言之，《大学》的根本宗旨在于为实现大同而进行的基础人格教育，也就是后人所演绎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基于《大学》所确立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步骤，中庸为学子们提供了更为明确的心理修养和行为准则：儒家最高心法就是中和，这是自然和谐天人合一的一种大化境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一切和谐无碍。 

        为致中庸，需要“至诚无妄”。不偏为中，不移为庸，中庸即是注重客观事实，客观事实就是天道，如果人能熟练得运用它，就拥有了人道，就可以化天地而用之。 

        在修行方面，儒家强调对自己“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对别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生活中要“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即修身养性，理解包容，言行如一。 

        中庸要求儒者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更要脚踏实地，从小处着手，把知识应用于实践，避免过犹不及，以期不偏不倚。“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鉴于此，儒家强调行为内敛，隐其锋芒。“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淡而不厌，简而有文，温而成理”。即“知者敛之，愚者追之”。 

        在对儒家的继承方面，孟子从性善论入手，对孔子的“仁”提出具体的措施，即“克己”、“修身”，使仁的观念得以现实化。然而与其它儒学大家的隐忍相比，孟子无疑是个另类，其大胆的革新与扬弃给传统儒学注入了新生的血液，使之历久弥新。 

        我以为，《孟子》中通篇论述的主要有一下几点： 

        第一，他总结了人性“四端”，同情心，羞耻心，谦让心，是非心，以此来验证人性本善。并论证有善因不一定有善果，只有每个人不断扩充善良的本性，才能使得天下安定。 

        第二，孟子自认最擅长的是“养浩然之气”。“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于道；无是，绥矣。”在这里，孟子的浩然正气与孔子的天人合一具有一致性，只是孟子将其另行表述，并提出要以“明道”和“积义”来实现之。 

        第三，孟子开创性地提出暴君放伐论，这是亘古未有的胆略与智慧。在乱离纷争的春秋之世，自命“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孟老夫子，却无用武之地。无奈之余他将自己的治国报负书面化，即后来的“民贵君轻”、“王道与霸道”思想。他认为，不懂王道的人，不配做国君，杀之当然不算弑君，百姓有革命的权利。对于当时君主，这是一句谶言；对于后世帝王，这又是一道紧箍咒。

        第四，孟子从实际出发，注重经济之于国家的作用，他提出要称王，先致富，没有物质的富足，则国之仁爱家之孝道皆无从谈起。 

        《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整理的孔子的言行录。因孔子一贯坚持“述而不作”，故所留文字不多。事实证明，孔子是正确的，因为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后辈将其文字神圣化以使儒家禁锢不前的机会，另一方面因为无据可考，最终让自己在世人心中成了凌驾于凡世之上的一尊图腾。 

        确切的说，论语主要教人为人处世的生活细节，因为缺乏系统化，所以很难独立成立思想体系，但其是四书的基础。这四本书一旦堆砌，就成了指引中国三千年盛世的一座丰碑。 

        综合而言，四书中先为人们确立一个终极目标，即通过“止于至善”的人格修行为实现儒家的“大同”提供前提。在目标指引下，需要人们内心自省，外露仁爱。表现在实际生活中，就是要“不偏不倚”，尊重客观事实；要“至诚无妄”，尊重客观规律；要“素未而行”，尊重社会本位；要“行而不倦”，尊重生活实践。这些，为古代的国人提供朴素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即唯物又辩证，特别是孟子的暴君放伐理论，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先祖。后世赵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正是这种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成功演绎。 

        说到这里，我不免悲哀。其实我们的古典文化中也有很多值得发扬的瑰宝，而喧嚣的现实社会却无谓将其冷落。我们言必称西方，而没用心发现自身的价值，这是长期心理自卑的惯性。 

        遗憾的是，在独尊儒术的古代社会，四书五经逐步神圣成经，于是后世儒者的工作只能为经作传，再后来，传后又有疏，疏后有议……大类而今的各种讲座或速成班……

        不可否认，中华文明传承至今，与儒家的这种努力不可分，然而也正是这种类似疯狂的传承方式，让传统的儒学画地为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