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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插花艺术源远流长，但究竟起源于何时，是怎样产生的众说纷纭，归纳起来有两种观点：一说，源于佛前供花；二说，源于民间生活与习俗。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1)中国早在公元前11-3世纪的周初至春秋战国时期，民间已有广义的原始插花形式出现。这从中国的第一部民歌总集《诗经》(公元前16-11世纪)和我国杰出诗人屈原(公元前340-278年)的《楚辞》中可以得到证实，如：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引自《诗经——溱洧篇》。此民歌是描述当时未婚男女青年手持花枝香草到溱河、洧水边踏青祭祀，谈情说爱，相聚相离时互赠芍药花以表达爱慕思念之情的风俗。
“视尔如荍，贻我握椒”——引自《诗经——东门之枌》。荍即锦葵花(Malva sylvetris)，椒即一种香草。其意是“我看你像锦葵花般的美丽，你就送我一把鲜花椒吧”。
“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引自《楚辞——九歌•礼魂》。这是描述祭神典礼后，击鼓舞花、跳舞送神的场面(图1)。
“薜荔柏兮蕙绸，荪挠兮兰旌”——引自《楚辞——九歌•湘君》。这是指在柏木船上装饰许多薜荔(Ficus pumila)香草，船的绸帐上挂满兰蕙，用荪草饰桨，兰花饰旌，乘坐这美丽的花船去寻觅、迎接爱侣。
“桂栋兮兰僚，辛夷楣兮药房……”——引自《楚辞——九歌•湘夫人》。这是描述用芬芳的花草装饰屋栋、门楣和门庭，期盼和等待心上人到来的情景(图2)。
(2)佛教是在公元前206-8年的西汉时期或公元25-220年的东汉时期才传入我国的，比周初和春秋战国时期要晚1 000年左右的时间。
由此确信中国插花起源于民间生活与习俗，非佛前供花的观点是毋庸置疑的。
2 中国插花艺术发展简史
中国插花按广义概念(包括容器和非容器插制)计算至少有3 000余年历史。按狭义概念(仅指容器中插制)计算也有近2 000年历史。中国插花在此漫长岁月中，历经坎坷，几度兴衰，但是最终仍伴随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延绵不断地成长和发展，可谓生命力强劲，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美的古典艺术之一，其发展历程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2.1 原始萌芽阶段(先秦时期，公元11-3世纪)
——广义概念的原始插花形式出现
此时期折枝花(切花)得到广泛应用，每逢节庆之日，或踏青戏游，串亲访友以及举办祭祀活动时，先民们将折枝花插在头上(头花)，佩带胸前(胸花)，系于腰间或集把成束地摆放神座前，或悬挂于屋梁、船头、木车等上面，用来装扮自身载歌载舞，或美化环境，或传情抒怀，寄托心曲。此时期中华先祖已有了原始插花制作的意念，并形成了多种表现形式。虽然这些表现形式无艺术造型，无章法和技巧，但是极具实用性和浪漫情趣，以花传情，借花抒怀，将自然美与人文之美(品德、思想)融为一体，不仅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而且也充满了浪漫神奇的文化内涵，这为以后中国传统插花艺术独特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2 初级发展阶段(公元前206-公元589年，
汉、魏及南北朝时期)——原始容器插花
意念的形成与发展
热爱花木，寄情于花木是中华民族的嗜好。此时期先民们已不满足折枝花的直接应用，而是希望将美丽的花草树木、大自然的风光引入居室，融入生活，保留在身边，故而萌生用器皿插花的意念。
2.2.1原始容器插花雏形的出现
(图3～5)所示考古文物的发掘，不仅反映了先民们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浓厚情趣，也表现出他们的智慧和艺术创造性，完全符合汉代艺术风格，构图对称、形象生动、朴实浑厚。
2.2.2容器水养插花形式诞生
东汉末年(220年以前)印度佛教汉文译本问世，佛前供花及佛教教义的影响促进了我国插花的发展。如：
《修行本起经》(东汉•康孟祥译)中写到：“须臾佛到，知童子心时，有一女持瓶盛花，佛度光明，彻照花瓶，变为琉璃……。”(瓶花供佛)
《道行经•昙无竭品》记有：“其像端正姝好，如佛无有异，人见莫不称叹，莫不持花、香、缯来供养者……。”
《南史•晋安王子•懋传》记：“……有献莲华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
受这些经文的影响，佛教教义开始同中国传统伦理和宗教观念相结合而得以广泛传播，民间插花通过与佛事活动相结合而增添了宗教色彩，佛前供花渐兴，寺庙插花得以发展。
2.2.3文人插花渐露头角
魏蜀吴(三国)至南北朝时期(220-589年)因受战事频繁，政局动荡之影响，文人雅士们为寻求精神上的寄托与安慰，或虔诚于宗教，或隐居于山野，其文艺思想表现出超脱世俗，追求怡然自得的境界，以山水花草为友，吟诗作画，痴迷于花事活动，插花成为他们的最大趣事，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插花诗和画。
(南朝)宋•陆凯《赠范晔诗》：“折花逢驿使，寄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在江南的陆凯摘一枝梅花托驿使送给在长安的好友范晔，以表达深切的友情和思念。)
北周•庚信《杏花诗》中写到：“春色方盈野，枝枝绽翠英。依稀映村坞，烂漫开山城。好折待宾客，金盘衬红琼。”(春天杏花盛开之季，采折一枝，盛放在金黄色的铜盘中款待宾客，表达主人好客的盛情和礼貌。)
中国传统插花，因文人雅士的积极参与，极大地丰富了其文化内涵和品味，为形成独具诗情画意的意境美作出重要贡献。
2.3 兴盛发展阶段(581-960年，隋、唐、五代时期)——插花成为
一门艺术得到广泛普及，步入成熟
正如诗人杜牧在《杏园诗》中记载：“夜有微雨洗芳尘，公子骅骝步贻匀，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这正是当日盛况的写照。由于政局稳定，国泰民安，经济繁荣，文化艺术成就辉煌，为插花的兴盛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加之备受君王的提倡，文士的雅尚，举国上下爱花、种花、赏花之风盛极一时，达到“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的狂热程度，每逢重大节庆日都会举办隆重的插花、赏花庆典活动，极大地推动了插花的普及与发展，取得了众多的成就。
2.3.1插花发展成一门融生活、教化为一体的艺术学科
(1)瓶、盘、篮、缸、筒、碗，六大容器插花形式已齐全。
(2)不同阶层的插花形式渐成定式，各具特色。除寺庙外，宫廷和民间插花极为盛行。宫廷插花极显豪华隆盛、富贵典雅之气，注意容器和花材的选择，以上乘的白瓷和铜器为宜。以格高韵盛的牡丹、兰、莲为主要花材。插制时十分讲究程序和排场，追求整体环境的完美。而民间插花则自由活泼，热闹喜庆，不拘一格。
(3)插花著作有：欧阳詹(博士)的《春盘赋》。春盘即为新春时奉神插制的盘花，以辛辣的韭、薤、蒜、姜与蕖、蓼、芥、鬲、芹等菜蔬为素材插制而成，以求新年自力之意。该文以写实手法表现实景景观，论述了插花应考究容器、花材的形、色、线条、构思、意境等诸元素的内在联系和配合的奥妙，为后世插花理论的完善作出一定贡献。
罗虬(诗人、插花艺术家)的《花九锡》。该书借用古代帝王礼遇臣子的九大项礼物，套用在当时宫廷中插制国花牡丹时应遵守的9项礼遇原则和程序，将其视为至高无上，不容擅动的庄严仪式，就像帝王赐给有功之诸侯大臣的9种礼物一样，表明当时宫廷插花的豪华和排场。《花九锡》内容包括：重顶幄(障风)、金错刀(剪折)、甘泉(浸)、玉缸(贮)、雕文台座(安置)、画图、翻曲、美醑(赏)、新诗(咏)。这9项原则对插花放置的场所、剪截工具、供养水质、陈设的环境等都作了严格的规定，并咏诗、作歌、谱曲、饮酒，尽兴欣赏，追求视觉、味觉和听觉多层次的艺术享受。
2.3.2开创了大型专题插花展览会的先河
五代时期，南唐后主李煜(史称有名的艺术皇帝)十分热爱插花并积极倡导插花。《清异录》(宋•陶谷著)记载：“李后主每春盛时，梁栋窗壁，柱拱阶砌，并作隔筒，密插杂花，榜曰锦洞天。”这是讲述李后主于每年的“花朝日”(2月15日)定时举办盛大的插花展览会，在梁栋、窗户、墙壁、柱子上等能利用的场地都插上花，有悬吊的，摆放的，挂置的……琳琅满目，锦绣灿烂，还题名曰“锦洞天”以吸引观众。实为我国最早的大型专题插花展览会。
2.3.3发明了中外插花史上最早固定花材的容器(花插)——占景盘
郭江舟(909-960年)，后周人，对插花颇有见地，发明占景盘(图6)，即在盘内平底上铸上若干个细长的铜筒，用时逐个添满清水，将花材成束地分插在细筒内。占景盘的发明不仅可使花材站立起来易于造型，增强空间感，而且分束插制利于空气流通，可延长花材寿命，对后世花材固定用具的技术改革作出重要贡献。
2.3.4开创别具一格的插花欣赏方式——酒赏和香赏
唐代对插花作品的陈设和欣赏都十分追求与环境的协调和完美。无论是寺庙插花或是民间插花，尤其是宫廷插花都讲究将作品安置在精美台座上，背面悬挂名人字画作背景，使字画和插花合一，相映生辉，形成“图花”或“书画插花”的特点。欣赏时常盘坐室内，咏诗、饮酒助兴，称为酒赏。至五代时，进士韩熙载提倡香赏，将花与燃香相结合，认为“对花焚香，有风味相和，其妙不可言者：木犀(桂花)宜龙脑，兰宜四绝(4种混合香)，含笑宜麝……。”酒赏和香赏各有特色和趣味，充满了丰富的生活情趣和浪漫色彩，追求多层次感官的享受情景。
2.3.5中国传统插花艺术首次东渡日本
日本传统插花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与中日文化交流密切相关，我国隋唐时代正值中日文化交流之最盛期，也是日本传统插花艺术萌芽时期。此间，日本天皇曾多次派出遣唐使者到我国长安和洛阳全面学习和考察中国文化艺术，包括政治法律制度、文学、儒学、佛学、医学、书法、绘画等，并在归国时将大量书、画等物带回日本，其中我国原产的梅、菊、桃、李和垂柳等观赏花木以及赏花习俗(如斗草、斗花)和佛前供花的形式、器物等都于此时传入日本。中国文化在日本广泛传播和推广，正如日本著名园艺学家冢东洋太郎所言：“中国原产的梅花，是在中唐(710-784年)间由遣唐使者带回日本的。”日本学者西山松之助(1985)所言：“在日本赏花之风始于赏梅，虽然樱花是日本的代表，但玩赏之风源于贵族们效仿中国传来的赏梅习俗。”工藤伸昌也讲：“就平安时期(794-1192年)与中国的关系来说，在日本文化史流程中，给予插花强烈冲击的是从中国传来的佛前供花。”由此可知中国的赏花习俗和佛前供花对日本传统插花艺术的萌生、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推古十五年(607年)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访隋，在学习佛法的同时将中国的佛教礼法及佛前供花和容器引进日本，加之太子大兴寺庙，宣传佛法，从而促进了日本祭坛插花的兴起。小野妹子完成使节任务后，皈依佛教，居住在太子创建的六角堂内的池坊(即太子沐浴水池边居住的房子)潜心修习佛道，日夜以花献佛，并制定了祭坛插花的规矩，后经历代坊主的发扬光大，形成日本最古老的插花流派——池坊流。的起源
中国插花艺术源远流长，但究竟起源于何时，是怎样产生的众说纷纭，归纳起来有两种观点：一说，源于佛前供花；二说，源于民间生活与习俗。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1)中国早在公元前11-3世纪的周初至春秋战国时期，民间已有广义的原始插花形式出现。这从中国的第一部民歌总集《诗经》(公元前16-11世纪)和我国杰出诗人屈原(公元前340-278年)的《楚辞》中可以得到证实，如：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引自《诗经——溱洧篇》。此民歌是描述当时未婚男女青年手持花枝香草到溱河、洧水边踏青祭祀，谈情说爱，相聚相离时互赠芍药花以表达爱慕思念之情的风俗。
“视尔如荍，贻我握椒”——引自《诗经——东门之枌》。荍即锦葵花(Malva sylvetris)，椒即一种香草。其意是“我看你像锦葵花般的美丽，你就送我一把鲜花椒吧”。
“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引自《楚辞——九歌•礼魂》。这是描述祭神典礼后，击鼓舞花、跳舞送神的场面(图1)。
“薜荔柏兮蕙绸，荪挠兮兰旌”——引自《楚辞——九歌•湘君》。这是指在柏木船上装饰许多薜荔(Ficus pumila)香草，船的绸帐上挂满兰蕙，用荪草饰桨，兰花饰旌，乘坐这美丽的花船去寻觅、迎接爱侣。
“桂栋兮兰僚，辛夷楣兮药房……”——引自《楚辞——九歌•湘夫人》。这是描述用芬芳的花草装饰屋栋、门楣和门庭，期盼和等待心上人到来的情景(图2)。
(2)佛教是在公元前206-8年的西汉时期或公元25-220年的东汉时期才传入我国的，比周初和春秋战国时期要晚1 000年左右的时间。
由此确信中国插花起源于民间生活与习俗，非佛前供花的观点是毋庸置疑的。
2 中国插花艺术发展简史
中国插花按广义概念(包括容器和非容器插制)计算至少有3 000余年历史。按狭义概念(仅指容器中插制)计算也有近2 000年历史。中国插花在此漫长岁月中，历经坎坷，几度兴衰，但是最终仍伴随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延绵不断地成长和发展，可谓生命力强劲，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美的古典艺术之一，其发展历程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2.1 原始萌芽阶段(先秦时期，公元11-3世纪)
——广义概念的原始插花形式出现
此时期折枝花(切花)得到广泛应用，每逢节庆之日，或踏青戏游，串亲访友以及举办祭祀活动时，先民们将折枝花插在头上(头花)，佩带胸前(胸花)，系于腰间或集把成束地摆放神座前，或悬挂于屋梁、船头、木车等上面，用来装扮自身载歌载舞，或美化环境，或传情抒怀，寄托心曲。此时期中华先祖已有了原始插花制作的意念，并形成了多种表现形式。虽然这些表现形式无艺术造型，无章法和技巧，但是极具实用性和浪漫情趣，以花传情，借花抒怀，将自然美与人文之美(品德、思想)融为一体，不仅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而且也充满了浪漫神奇的文化内涵，这为以后中国传统插花艺术独特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2 初级发展阶段(公元前206-公元589年，
汉、魏及南北朝时期)——原始容器插花
意念的形成与发展
热爱花木，寄情于花木是中华民族的嗜好。此时期先民们已不满足折枝花的直接应用，而是希望将美丽的花草树木、大自然的风光引入居室，融入生活，保留在身边，故而萌生用器皿插花的意念。
2.2.1原始容器插花雏形的出现
(图3～5)所示考古文物的发掘，不仅反映了先民们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浓厚情趣，也表现出他们的智慧和艺术创造性，完全符合汉代艺术风格，构图对称、形象生动、朴实浑厚。
2.2.2容器水养插花形式诞生
东汉末年(220年以前)印度佛教汉文译本问世，佛前供花及佛教教义的影响促进了我国插花的发展。如：
《修行本起经》(东汉•康孟祥译)中写到：“须臾佛到，知童子心时，有一女持瓶盛花，佛度光明，彻照花瓶，变为琉璃……。”(瓶花供佛)
《道行经•昙无竭品》记有：“其像端正姝好，如佛无有异，人见莫不称叹，莫不持花、香、缯来供养者……。”
《南史•晋安王子•懋传》记：“……有献莲华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
受这些经文的影响，佛教教义开始同中国传统伦理和宗教观念相结合而得以广泛传播，民间插花通过与佛事活动相结合而增添了宗教色彩，佛前供花渐兴，寺庙插花得以发展。
2.2.3文人插花渐露头角
魏蜀吴(三国)至南北朝时期(220-589年)因受战事频繁，政局动荡之影响，文人雅士们为寻求精神上的寄托与安慰，或虔诚于宗教，或隐居于山野，其文艺思想表现出超脱世俗，追求怡然自得的境界，以山水花草为友，吟诗作画，痴迷于花事活动，插花成为他们的最大趣事，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插花诗和画。
(南朝)宋•陆凯《赠范晔诗》：“折花逢驿使，寄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在江南的陆凯摘一枝梅花托驿使送给在长安的好友范晔，以表达深切的友情和思念。)
北周•庚信《杏花诗》中写到：“春色方盈野，枝枝绽翠英。依稀映村坞，烂漫开山城。好折待宾客，金盘衬红琼。”(春天杏花盛开之季，采折一枝，盛放在金黄色的铜盘中款待宾客，表达主人好客的盛情和礼貌。)
中国传统插花，因文人雅士的积极参与，极大地丰富了其文化内涵和品味，为形成独具诗情画意的意境美作出重要贡献。
2.3 兴盛发展阶段(581-960年，隋、唐、五代时期)——插花成为
一门艺术得到广泛普及，步入成熟
正如诗人杜牧在《杏园诗》中记载：“夜有微雨洗芳尘，公子骅骝步贻匀，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这正是当日盛况的写照。由于政局稳定，国泰民安，经济繁荣，文化艺术成就辉煌，为插花的兴盛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加之备受君王的提倡，文士的雅尚，举国上下爱花、种花、赏花之风盛极一时，达到“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的狂热程度，每逢重大节庆日都会举办隆重的插花、赏花庆典活动，极大地推动了插花的普及与发展，取得了众多的成就。
2.3.1插花发展成一门融生活、教化为一体的艺术学科
(1)瓶、盘、篮、缸、筒、碗，六大容器插花形式已齐全。
(2)不同阶层的插花形式渐成定式，各具特色。除寺庙外，宫廷和民间插花极为盛行。宫廷插花极显豪华隆盛、富贵典雅之气，注意容器和花材的选择，以上乘的白瓷和铜器为宜。以格高韵盛的牡丹、兰、莲为主要花材。插制时十分讲究程序和排场，追求整体环境的完美。而民间插花则自由活泼，热闹喜庆，不拘一格。
(3)插花著作有：欧阳詹(博士)的《春盘赋》。春盘即为新春时奉神插制的盘花，以辛辣的韭、薤、蒜、姜与蕖、蓼、芥、鬲、芹等菜蔬为素材插制而成，以求新年自力之意。该文以写实手法表现实景景观，论述了插花应考究容器、花材的形、色、线条、构思、意境等诸元素的内在联系和配合的奥妙，为后世插花理论的完善作出一定贡献。
罗虬(诗人、插花艺术家)的《花九锡》。该书借用古代帝王礼遇臣子的九大项礼物，套用在当时宫廷中插制国花牡丹时应遵守的9项礼遇原则和程序，将其视为至高无上，不容擅动的庄严仪式，就像帝王赐给有功之诸侯大臣的9种礼物一样，表明当时宫廷插花的豪华和排场。《花九锡》内容包括：重顶幄(障风)、金错刀(剪折)、甘泉(浸)、玉缸(贮)、雕文台座(安置)、画图、翻曲、美醑(赏)、新诗(咏)。这9项原则对插花放置的场所、剪截工具、供养水质、陈设的环境等都作了严格的规定，并咏诗、作歌、谱曲、饮酒，尽兴欣赏，追求视觉、味觉和听觉多层次的艺术享受。
2.3.2开创了大型专题插花展览会的先河
五代时期，南唐后主李煜(史称有名的艺术皇帝)十分热爱插花并积极倡导插花。《清异录》(宋•陶谷著)记载：“李后主每春盛时，梁栋窗壁，柱拱阶砌，并作隔筒，密插杂花，榜曰锦洞天。”这是讲述李后主于每年的“花朝日”(2月15日)定时举办盛大的插花展览会，在梁栋、窗户、墙壁、柱子上等能利用的场地都插上花，有悬吊的，摆放的，挂置的……琳琅满目，锦绣灿烂，还题名曰“锦洞天”以吸引观众。实为我国最早的大型专题插花展览会。
2.3.3发明了中外插花史上最早固定花材的容器(花插)——占景盘
郭江舟(909-960年)，后周人，对插花颇有见地，发明占景盘(图6)，即在盘内平底上铸上若干个细长的铜筒，用时逐个添满清水，将花材成束地分插在细筒内。占景盘的发明不仅可使花材站立起来易于造型，增强空间感，而且分束插制利于空气流通，可延长花材寿命，对后世花材固定用具的技术改革作出重要贡献。
2.3.4开创别具一格的插花欣赏方式——酒赏和香赏
唐代对插花作品的陈设和欣赏都十分追求与环境的协调和完美。无论是寺庙插花或是民间插花，尤其是宫廷插花都讲究将作品安置在精美台座上，背面悬挂名人字画作背景，使字画和插花合一，相映生辉，形成“图花”或“书画插花”的特点。欣赏时常盘坐室内，咏诗、饮酒助兴，称为酒赏。至五代时，进士韩熙载提倡香赏，将花与燃香相结合，认为“对花焚香，有风味相和，其妙不可言者：木犀(桂花)宜龙脑，兰宜四绝(4种混合香)，含笑宜麝……。”酒赏和香赏各有特色和趣味，充满了丰富的生活情趣和浪漫色彩，追求多层次感官的享受情景。
2.3.5中国传统插花艺术首次东渡日本
日本传统插花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与中日文化交流密切相关，我国隋唐时代正值中日文化交流之最盛期，也是日本传统插花艺术萌芽时期。此间，日本天皇曾多次派出遣唐使者到我国长安和洛阳全面学习和考察中国文化艺术，包括政治法律制度、文学、儒学、佛学、医学、书法、绘画等，并在归国时将大量书、画等物带回日本，其中我国原产的梅、菊、桃、李和垂柳等观赏花木以及赏花习俗(如斗草、斗花)和佛前供花的形式、器物等都于此时传入日本。中国文化在日本广泛传播和推广，正如日本著名园艺学家冢东洋太郎所言：“中国原产的梅花，是在中唐(710-784年)间由遣唐使者带回日本的。”日本学者西山松之助(1985)所言：“在日本赏花之风始于赏梅，虽然樱花是日本的代表，但玩赏之风源于贵族们效仿中国传来的赏梅习俗。”工藤伸昌也讲：“就平安时期(794-1192年)与中国的关系来说，在日本文化史流程中，给予插花强烈冲击的是从中国传来的佛前供花。”由此可知中国的赏花习俗和佛前供花对日本传统插花艺术的萌生、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推古十五年(607年)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访隋，在学习佛法的同时将中国的佛教礼法及佛前供花和容器引进日本，加之太子大兴寺庙，宣传佛法，从而促进了日本祭坛插花的兴起。小野妹子完成使节任务后，皈依佛教，居住在太子创建的六角堂内的池坊(即太子沐浴水池边居住的房子)潜心修习佛道，日夜以花献佛，并制定了祭坛插花的规矩，后经历代坊主的发扬光大，形成日本最古老的插花流派——池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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