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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来源：和讯网 赵文津，中国工程院院士，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主要从事矿产勘查和深部地球物理探测，曾完成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的深部探测，并获得多项重大科研成果。 作为在地质找矿领域深耕多年的专家，赵文津对矿业的感情之深，很难用语言来形容。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表达对中国矿业的感情，赵文津说：“屡遭挫折，继续努力。” 简短的八个字，饱含赵文津对矿业的执着和热爱。 而他对中国矿业企业最想说的一句话则是：“理论很重要，找矿要用现代化知识来引导，要注意多学科应用研究。” 赵文津认为，地质人员要敢于探索，做找矿的“思想家”，而非普通的工匠。 重视成矿规律和模式 《中国黄金报》：您对青藏高原地质的研究蜚声中外，为什么您会对青藏高原有如此浓烈的兴趣？主要研究成果是什么？ 赵文津：在谈到青藏高原时，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曾说：“到1907年1月为止，我们对行星面上的这部分与对月球背面同样一无所知。” 人们逐渐认识到，在研究了地球各个角落之后，青藏高原对人类生存的环境和对科学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地学界，喜马拉雅山的崛起和青藏高原的隆升，是公认的重大大陆动力学事件，其生成的时代最新、变形强度最大、变形范围最少，是迄今仍在强烈活动的地区。它不仅对中国和亚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且还是国际地球科学界研究大陆碰撞造山的大陆动力学课题的最佳野外实验室。 面对这个热门研究课题，美、法等地学家竟相抢占“理论高峰”。但青藏高原在中国，中国地学家应该作出更多的贡献。1991年，原地矿部与美国签订了合作开展喜马拉雅和青藏高原深剖面试验与综合研究协议。从1992年起，我作为项目首席科学家，带领50多位中外科学家以及二三百人的施工队伍，多次爬上“世界第三级”开展深剖面和综合研究。 经过大量工作，我们对青藏高原做了一个大剖面，取得了诸多地学成果，特别是揭开了很多一直以来困扰科学界的难题，如青藏高原怎样形成、怎样隆升、怎样成矿等问题。 《中国黄金报》：青藏高原的成矿原因是什么？那里的找矿前景如何？那里的黄金资源又是什么情况？ 赵文津：我们以前找矿主要是地质学家的事，主要集中在地层表面，说深也不过往下一两公里，但是在青藏高原这样的地方，地壳厚度可达七八十公里，只靠研究地表是不行的，必须要向更深的地方探索。 根据应用基础研究，我们已经在拉萨附近发现了多个很大的铜矿，如驱龙铜矿、甲玛铜矿，还有日喀则附近的熊村铜矿，每个矿的铜储量都达到几百万吨。 黄金和铜矿的形成原理差不多，都是地质活动的结果。我一直主张要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要对地球进行基础构造研究，要明白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成矿。我们知道，由于地壳活动带来了岩浆热液活动，将深部成矿物质带到地壳中。比如金矿，就是从地球深处来的，在软流圈里，热流体裹挟着黄金不断向上涌，最后在离地面一两公里的地方冷却下来，形成了矿床。 《中国黄金报》：找矿方法也很重要，您对找矿方法有什么建议？ 赵文津：传统的物探、化探方法并不过时，“就矿找矿”也非常有效，这是找矿的一种方法，也是最基本的方法。但绝对不能忽视成矿规律和成矿模式的研究，这是思想和灵魂。如果仅仅“就矿找矿”，那就没有了思想。 找矿思想不能受原来看法的束缚，既要重视原有找矿模式的指导作用，又不能囿于原来的认识。要敢于探索、敢于投入必要的钻探工作量。我们应该把找矿经验和成矿理论、模式结合起来，培养地质人才。这样，我们培养出来的地质人才才是专家，是找矿的“思想家”，而不是找矿工匠。很多技术到前沿、尖端阶段的时候，必须有强大的理论科技做支撑。我所做的青藏高原研究，看起来和实际找矿没有关系，但它们却密切相关，甚至没有深部的地质工作就不可能很好地找矿。 地质人才要“屁股方、脑袋尖” 《中国黄金报》：您对中国地质人才的培养提出了诸多观点，您认为，现在我国的地质人才培养有哪些问题？ 赵文津：我国的地质科技人才培养和中国的整个人才培养体系一样，存在诸多问题。讲到这个话题，我想起上世纪50年代。那时候，我刚刚参加工作，虽然每个人挣得钱不多，但没人计较，甚至饿着肚子都拼命工作。再看现在，国家给了很多钱，有些人还不干，即便干也不认真干。 从教育现状来说，有些老师不认真教、学生不认真学、科研人员不认真做科研，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却没有取得相应的效果。 就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来看，很多研究性人才，特别是在某一领域比较突出的科研人才，通常有固执的想法，在外人看来不合群，有时候在科研问题上如果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便会有情绪，因此不讨领导的喜欢。我想，对于这样的人才，作为领导需要有包容心。 我们做科研工作的，要“屁股方、脑袋尖”，说的是要坐得住，并且对研究工作能够钻得下去。现在很多人是“屁股尖、脑袋方”，坐不住、钻不进。科研工作者就应该踏踏实实地干工作。 《中国黄金报》：您所说的这些地质人才培养方面的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呢？ 赵文津：现在，有些领导在科研领域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和评论员，对专业领域的工作，代替专家指挥一切，工作成效可想而知。 在科研工作和人才培养上，领导要深入实际，反对“四风”，特别是要反对官僚主义，要特别重视对科研工作的成果审定。当前盛行的“唯论文主义”会害了科研工作，因为论文并不是科研成果，审定一个科研成果，特别是地质科研领域成果的贡献，要与促进生产力发展相结合。 国家出资支持科研是要得到有价值的成果，因此，我们必须认真评审，才能发现那些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在现有体制下，管理科研经费的人往往只负责完成花钱计划，而不去关注所取得成果的好坏，这样很难取得成效。 《中国黄金报》：我国的学校教育特别是高等学校的教育，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赵文津：“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我正要上小学，那时候我们受日本人欺负，我们这里不行、那里也不行。当时人们都在想，怎样才能奋发图强、励精图治，使国家强大起来。有了这样一种精神，我们学习起来都特别刻苦。所以要做科研，首先要学做人，做一个有追求的人。现在的大学，一味扩招，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科研搞不了、野外勘查拿不起来。我们还是要更重视综合素质的培养。 每个项目都有遗憾 《中国黄金报》：多年来，您最满意哪一项科研成果？ 赵文津：没有。这并不是我谦虚，我只是觉得，每次做完一个项目都有遗憾，都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中国黄金报》：在您的研究生涯中，哪些事最令您难忘？ 赵文津：1952年8月，我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次年担任旧锡矿区物探队队长，带领10多名地质队员在皖南大地上进行了大面积的普查找矿工作。1956年，我又被调到西南物探大队，重点在西昌康滇地轴区和个旧外围区、红河一带，开展了铁、铜、锡、镍矿大规模普查。 当时那里不仅自然条件恶劣，还经常发生不稳定事件。我们物探队一位警卫班长叫刘英，才20多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刚结婚不久，就被当地的非法武装势力打死了。 在那段动荡不安的日子里，我们找到了3个大型铁矿区，拥有了几十亿吨的矿藏量，那里成为我国主要的矿区，特别重要的有钒及其他特殊金属。我所在的物探队1980年获得了原地矿部颁发的最高奖励——“30年找矿功勋物探大队”称号，其他两支物探队发现了大庆油田和攀枝花铁矿。 《中国黄金报》：今后中国矿业发展过程中，您最关注的是哪个方面？ 赵文津：我最关注深部研究，人类对地球的认识必须重视基础，光看地表不行，要在大的空间内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原文标题 做找矿的“思想家”——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文津） 来源：和讯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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