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绝书》“黄帝之时，以玉为兵”释义

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臧。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臧。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大王有圣德。

上面这段文字引自《越绝书》卷十一《外传?记宝剑》。这段文字是一位名叫“风胡子”的人对楚工说的话，迹近神话(两千年来无人重视。最近几十年，由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出土大量玉器，使风胡子的话身价暴涨，人们争相引用，释义纷出。

中国古代文献如山似海，只有《越绝书》把玉与石、铜(铁相提并沦，作为社会历史四大发展阶段之一的标志，《越绝书》是越地人的著作，良渚文化足越地历史最辉煌的篇章之一。良渚文化虽然早巳成为历史陈迹(但是，“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当地人唠明先辈胜迹，世代相传，不绝如缕，乃情理中事。《越绝书》这段话当是良渚文化昔日盛事在后人记忆中长期积淀的反映，并非空穴来风，痴人说梦。

1979年出版的《辞海》立有“风胡子”条目，全文如下:

风胡子，春秋时楚国人，相传奉楚昭王命到吴，请欧冶予、干将铸龙渊、泰阿、工布三把铁剑。曾说:轩辕(黄帝)、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禹时以铜为兵，当时作铁兵。见《越绝书?外传?记宝剑》。

把《辞海》的“风胡子”条目与上引《越绝书》原文对照一下，原文的石、五，铜、铁四个阶段，只剩下行，铜、铁三个阶段，把风胡子原话中最有特色的部分删掉，使它与西方考古学的三期说相一致，此中苦心，颇可发人深思。这说明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史学界、考古学界普遍把玉器并人石器，以致不惜篡改风胡子的原意。中国有无玉器时代，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见解;风胡子的话是否正确，人们也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但是，既然要介绍风胡子的说法，就要忠实它的原意，不可削足适履，强迫它与后来西方考占学的说法接轨-1989年与1999年出版的《辞海》写法基本相同，只把“工布”补充为“工布(一作工市)”，把“当时作铁兵”依《越绝书》原文改为“当此之时作铁兵”。看来，到20世纪之末，西方近代三期说的思维定势还在“削”着中国古代东南地区富有自身特色的四期说的天“足”。

根据各地考古发掘资料，中国古代实用兵器的材料，只经历过石、铜、铁三个发展阶段。红山文化巾土“玉兵”的器类最多，有斧、锛，刀、铲，凿等，但多无使用痕迹，实用兵器仍是石器，五兵只是代表神威，兵威的礼器。良渚文化的玉钺更为尊贵，也只是兵权的象征。因此，就中国的实用兵器言，并没有一个玉器阶段。风胡子所说的石、玉、铜、铁，都强调一种“神”字，应该都指礼器。作为一种代表“神”威的礼器，中国至少在东部地区，确曾经历过石、玉、铜、铁四个阶段。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就是典型的“以玉为兵(礼器)”的时代。

风胡子对“以石为兵”，“以玉为兵”、“以铜为兵”的三个时代，所举的具体事例，是“伐树木”，“治宫室”，“凿地”、“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等，都不是“兵”事，而是生产劳动。可知他所说的兵器是包括生产工具的，古代兵器来源于生产工具，往往混而不分，工具有时也称兵器。对“当此之时”的“铁兵”时代，虽没有说到“凿地”等生产劳动，也没有说杀伐之事，而是说“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可见他说的铁兵仍是一种权杖，说的是这种权杖的“神”“威”。那么，中国广大地区在铁器时代以前，在生产工具方面有没有普遍经历过石。玉、铜三个时代呢?没有。

中国到西周为止，所用的生产工具基本上都是石器，甚至木器。如果以“伐树木”，“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