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出刁钻上联，让人对也不是，不对也不是，却被此人轻松对答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这四个人中，论学问、论科考最得意者，莫过于张之洞。

张之洞原藉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其本人生于贵筑县(今贵阳市)，7岁时随父到兴义府城就读，13岁始回河北原籍应试，一举考取秀才；15岁时赴顺天府乡试，中式第一名，成“解元”；26岁参加会试、殿试，中一甲第三名，即俗称的“探花”，授翰林院编修。

张之洞最为后人称道之处是其在中国教育由封建传统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张之洞门下弟子张继熙曾说：“公常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故以兴学为求才治国之首务。”

美国学者威廉·艾尔斯在其《张之洞与中国教育改革》一书中对张之洞对中国教育改革作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在张之洞的一生中，中国教育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此，他的努力具有决定性意义”。

张之洞在湖北地区先后成立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武备学堂、农务学堂（今华中农业大学），以及武汉科技大学的前身—湖北工艺学堂。

不仅是湖北地区，张之洞任两江总督时在南京创立三江师范学堂，是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的前身。

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在成都建立尊经书院，手订条教，并撰写《輶轩语》、《书目答问》两本书，以教导士子应读什么书，应怎样做学问以及修养品德等。这两本书在当时和以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大史学家陈垣先生就是阅读了《书目答问》而走上治史一途的。为此，大师晚年回忆平生所读书籍，独对《书目答问》赞赏有加，感恩不已。

在四川尊经书院，张之洞悉心培养了五名少年子弟，第一名是杨锐，后来成为戊戌变法运动的六君子之一；第二名是廖登廷，即后来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廖平。

张之洞平生慷慨讨论国家振作，主张反抗侵略，致力办洋务企业。维新派对之推崇有加。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称张之洞“有天下之望”。谭嗣同则说：“今之衮衮诸公，尤能力顾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权达变，讲求实济者，要惟香帅一人。”

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到北京，也曾说：“中国办事大臣，惟张香帅一人耳。”

张之洞学问很大，有自负的资格，则他经常恃才凌人的事也常有发生。

很多人都熟知这样一件事：

早年孙中山从国外回来，专门去拜会张之洞，给门房递呈的名帖上写“学者孙文求见孝达兄”。

必须说明一下，孝达为张之洞的字，而张之洞生于1837，孙中山生则于1866年，两人相差近三十岁，孙中山称张之洞为兄，是有些托大了，并且，张之洞任两江总督，孙中山只是一个海外归来的游学青年。

张之洞因此不爽：“这算什么事嘛？一个平民布衣，竟然这般大模大样来与我称兄道弟，真不知天高地厚。”于是在那帖子背面写：“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生竟敢称兄弟！”吩咐门房把名帖还给孙中山。

孙中山看了，不卑不亢，索笔题：“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傲王侯！”

张之洞看了，惊服此人气魄，赶紧出门迎请。

这是张之洞因联礼遇孙中山的故事。

还有一件张之洞因联礼遇梁启超的事。

梁启超出生于1873年，比孙中山还小了七岁，他到武昌讲学时，也兴冲冲地去拜访张之洞。

再补充一下，梁启超也是个神童级的人物，其12岁便入学成为秀才，17岁举人，22岁上京会试，和老师康有为闹了一出震惊中外的“公车上书”，名声很响。

由此，张之洞决定试试这位年轻人，说：“听说先生熟读经史子集古今典籍，才高学富，老夫想请教请教。我出过一上联，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下联，想请你对个下联。”

梁启超含笑相对，说：“敬请出上联。”

张之洞拈须吟哦：“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来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

四水为江河湖海，四时为春夏秋冬，江在四水中排第一，夏在四时中排第二，当时的武昌为江夏县（改江夏县为武昌县是民国以后的事），老一辈神童张之洞已在江夏，新一辈神童梁启超也来江夏了，那么以后，论学识，谁是第一？又谁是第二？当然，张之洞的潜台词是“老夫第一”。

不用说，这上联出得刁钻辛辣，几乎是无下联可对。

但梁启超不慌不忙，信口对答：“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前？何敢在后？”

三教为儒道佛，三才为天地人，儒为三教之前，人为三才之后，儒人即书生自称，“何敢在前？何敢在后？”意思是说，晚辈要尊敬前辈，本来是不敢居前的，但实力太强，居后又太对不起自己了。

张之洞听了，拍案叫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