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伊斯兰现代主义先行者们与印巴分治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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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来自：《南亚伊斯兰现代进程》，作者刘曙雄、晏琼英、雷武铃、王旭、王希等。《宗教与国家——当代伊斯兰教什叶派研究》，作者王宇洁，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不代表本号观点。

《南亚伊斯兰现代进程》

P45：

艾哈迈德·汗开始反省：“我们是多么羞耻，我们认为政府替我们安排孩子的教育是理所当然。我们也指望政府投资建设宗教场所。遗憾，遗憾，一千个遗憾，我们说了几百次、几千次，我们注定要沉沦，我们不配和任何文明人相比。”

艾哈迈德·汗认为资本主义比印度古老的封建制度优越。他还说：“看到英国人个个有教养而敏锐，就会充分认识到印度人特别是穆斯林的风俗和行为是多么糟糕和需要改变。我相信如果具备英国的这种条件，得到英国人的这些知识，伊斯兰的基本信仰会得到加强，这比去麦加朝觐还有益——安拉宽恕我如此断言！”

P48：

1870年12月艾哈迈德·汗回国以后组织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讨论四个问题：明确穆斯林忽视西式教育的原因；分析穆斯林未能利用英国政府提供的教育机会的客观原因；寻找挽救办法，消除穆斯林的反感和政府在穆斯林教育问题上的障碍；向社会征集意见。委员会一共收到3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都指出现代教育的世俗特点是穆斯林反对它的主要原因。穆斯林不愿接受现代教育的原因是，穆斯林想接受宗教教育；在西式学校中对宗教特别是对伊斯兰教的排斥；受现代教育的学生道德丧失，缺乏传统礼节；穆斯林普遍较低的经济地位。所有的文章都强烈地攻击了现代教育的方方面面，不鼓励学生接受现代教育。总结起来根本的原因还是现代教育的世俗性特点使穆斯林不能接受。

对此艾哈迈德·汗写道：“穆斯林的盲目偏见阻碍了他们吸收西方的教育和科学技术成果。穆斯林社会错误地崇拜那些顽固傲慢的人，他们偏执自大，以为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在他们之下，却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是单靠自己取得进步和精神幸福的。”

P62：

接受对先知作用的这种解释，艾哈迈德·汗对宗教、沙里亚和世俗事务进行区分。宗教指对神和其属性的信仰，以及崇拜的行为。沙里亚包括那些与人类道德和灵性净化相关的事务。艾哈迈德·汗认为先知不会关注与我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所有事物，作为信仰的“宗教”是不会改变的，但是人类的心灵和道德需要以及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取决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如果认为所有这些事情都在先知的职能之内，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就需要其他的先知，这与默罕默德作为封印使者的终极性相矛盾。伊斯兰教宣告的是完美和终极的信仰而不是沙里亚。如果沙里亚不是终极性的，那么每个时代每个国家的穆斯林的职责在于按照伊斯兰教的基本道德和灵性教义以及自己的需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为了这一目的，他遵循伊本·泰米亚的道路，和伊本·泰米亚一样，艾哈迈德·汗否认四大教法学派具有终极性，而是返回最初的源头探寻新的答案。

P244：

殖民者采取的措施包括：建立和完善行政和司法机构、改革地税制、大力发展交通运输设施等。但最重要的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适应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需要的教育、社会改革。

首先，推广英语教学和开办现代学校。出于培养为殖民服务人才的需要，英印殖民统治者提出，“我们必须努力造就一个阶层，沟通我们和我们统治的千百万印度人。这一阶层，尽管血统和肤色是印度人，但趣味、观点、道德和智能上却是英国人”。对于在印度推广西式教育，英国国内也并非没有争议。特别是刚刚经历了美国独立之后，许多人担心印度的“西化”也会最终导致其政治上要求独立。但在这一问题上，英国政府表现出了足够的“远见”：“任何政策都不能防止当地人最终寻求政治上的独立。一个受我们训练并享受着幸福和独立、具有我们知识和实行我们政治制度的印度，将成为英国善意的丰碑。”

第二，传播基督教。

第三，推动社会改革。

第四，放松对新闻的管制。

P245：

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生活在印度次大陆的两个最主要的群体。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生活方式都有明显差异。他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和处境也迥然不同，因此对英国的殖民统治的态度是有差异的。对印度教而言，英国殖民统治者只是取代了穆斯林统治。他们在政治上能接受英国的殖民统治，而且一直在努力适应。英国对印度进行殖民统治之前，穆斯林是印度的统治阶层。他们对被英国殖民统治取代，失去了统治地位，抵触情绪十分强烈，不愿去适应形势变化，学习西方文化。

P248：

印度穆斯林启蒙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和改善广大穆斯林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但是，随着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深入，特别是印度国大党宪政改革等政治主张的提出，艾哈迈德·汗意识到，印度穆斯林在人口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距，国大党的政治主张无法保障印度穆斯林的利益。与此同时，印度教复兴运动中的一些极端思潮也引起了穆斯林领导人的警觉和疑虑。印度教复兴运动把矛头对准穆斯林，有些领导人主张纯洁印度教，使改宗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的印度教教徒重新信奉印度教。印度教一些文学作品也宣扬反穆斯林思想。19世纪90年代穆斯林与印度教教徒因语言问题发生冲突，在此前后，一些城市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之间又爆发大规模教派主义冲突，也加剧了印度教与穆斯林两大群体的对立。

在这种背景下，艾哈迈德·汗等穆斯林领导人认为，印度穆斯林必须强化自我认同。他们提出，穆斯林与印度教教徒宗教信仰不同，语言文化各异，生活习俗对立。因此，印度穆斯林是一个不同于印度教的单独实体，与印度教构成两个不同民族的思想。“两个民族”理论标志着印度穆斯林开始把教派利益和民族利益并列，甚至置于民族利益之上的动向。

P253：

印度穆斯林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宗教与政治的矛盾。对伊斯兰教而言，政治和宗教是不可分离的。穆斯林联盟虽然高举拯救伊斯兰教的大旗，宣传巴基斯坦运动，但其主要目标不是要成立一个全面实施伊斯兰法的伊斯兰国家。真纳等穆斯林联盟领导人对未来的巴基斯坦的国体并没有明确的设计。真纳对待伊斯兰教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与参加巴基斯坦运动的乌里玛等伊斯兰宗教人士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乌里玛要建立的是一个伊斯兰国家。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对巴基斯坦并不热心，甚至持反对态度。他们因此攻击真纳不是虔诚的穆斯林，违背了伊斯兰教的教义和利益。

第二个问题是现代和传统的矛盾。伊斯兰文化如何应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重建昔日辉煌困扰着穆斯林。现代派主张引入西方教育，学习借鉴西方现代文化，使伊斯兰教适应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思想，显然是同乌里玛等伊斯兰传统派对立的。是否需要对伊斯兰教进行改革，如何改革，是一切回归原教旨，还是根据现代化的要求，创造性地改革伊斯兰教是两种思想和理念斗争的焦点。

P255：

以国父真纳为代表的世俗派坚持认为，巴基斯坦应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伊斯兰教的作用和地位需要在这一框架内定位。1947年8月11日，即巴基斯坦独立前三天，真纳在巴基斯坦立法议会首次大会上发表讲话，为伊斯兰教在新生的巴基斯坦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地位定下基调。在说到巴基斯坦的未来及其公民的信仰问题时，真纳说：“你们可以去寺庙拜佛，可以去清真寺做礼拜，你们可以去巴基斯坦任何地方追求你们的信仰。你们可以信奉任何宗教、教派。这些问题国家不会过问。”“我们应该把世俗化作为我们的理想。经过一段时间后，你们会发现印度教教徒不再是印度教教徒，穆斯林不再是穆斯林。当然这不是在宗教意义上讲，因为这是个人信仰问题。在政治上，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都是一个国家的公民。”

真纳的讲话表明，在新生的巴基斯坦，所有公民无论信仰什么宗教，在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巴基斯坦将是一个建立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政体框架上的现代民族国家。真纳当时并没有明确提出要在巴基斯坦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真纳提出，制宪应考虑到伊斯兰教基本原则，但仍然强调巴基斯坦应实行民主代议制。

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反对巴基斯坦运动的伊斯兰传统派对巴基斯坦有他们自己的构想。巴基斯坦最重要的宗教团体“伊斯兰促进会”创始人毛杜迪提出，巴基斯坦应奉行政教合一的体制。毛杜迪认为，伊斯兰教是以信仰为基础的道德标准、文明方式和社会制度。巴基斯坦的宪法应根据伊斯兰教法规定，使其成为一个伊斯兰教国家。毛杜迪认为，真纳等穆斯林民族主义领导人的思想受西方影响太深，唯有伊斯兰教才能拯救巴基斯坦。

《宗教与国家——当代伊斯兰教什叶派研究》

P256：

巴基斯坦国家的建立本身就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属于两个民族理论的结果。建国之后，定名为“伊斯兰共和国”及宪法对伊斯兰教法的定位，似乎暗示着这个国家不仅以伊斯兰教立国，而且会实施伊斯兰教法。但是，伊斯兰教究竟应该占据怎样的地位，在何种程度上实施伊斯兰教法，以哪个教法学派的见解为主导，如何对待那些不认可这种教法权威的其他教派，这些问题从来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和明确的规定。虽然早期的领导人尽力建立一个世俗化的政体，以某种高于伊斯兰教的认同来统领这个国家，但是国家建设历程迭受挫折，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比较稳固的体制，导致政局频频变动。为了稳固统治、赢得支持，领导层选择民众中影响深入的伊斯兰教为政治合法性基础。在国际上与沙特等伊斯兰国家拉近关系，与伊斯兰促进会互相利用，都是这一思路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