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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代十国至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的近古时期。五代十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纷扰割据的时期，各国财政制度不统一。后周世宗顺应社会的发展，进行财政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为北宋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基础。宋元之际各项经济制度的制订和实施呈现出新的特点，既有中原的制度，又有少数民族本族旧制。 中古时期的赋税和徭役几经变迁，顺势而建，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各个侧面显示出了这一时期的时代特征。 五代十国时期的赋役征收仍沿用两税法，分夏秋两次征收，并时常检核农民的现垦耕地，据以确定岁租额。但各国在税收上也有不少自己的办法，比如在两税以外，还有按人征收的丁口钱、盐铁税等杂税。 由于战争频繁，这一时期的兵役制度被各国普遍重视。 五代是指当时先后占据中原地区的5个王朝，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国是指在江淮以南据地称王的9个小国，即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荆南、南汉，外加在太原一带的北汉。 五代十国时期的赋役征收与徭役征发，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五代十国时期的赋税，主要包括田赋、专卖、关市税和各种杂税。 五代的田赋沿袭中唐旧制，行两税法，分夏秋两次征收。两税的纳税额，是按照土地的多少和田亩的优劣而制订的，史书记载了江南南唐的田税交纳额：上田每顷税钱2100文，中田每顷税钱1800文，下田每顷税钱1500文。 两税的起征时间，在后唐明宗时，按照各地季节的早晚，规定了起征时间。在后周世宗时，明令规定：夏部自6月1日起征，秋税自10月1日起征，从此永为定制。 除了田赋这一正税之外，还有“省耗”及“羡余”等。省耗是朝廷为补偿粮食在征纳过程中的损耗而增添的附加税额，随两税一起交纳。 926年4月，后唐明宗下令罢纳。后汉隐帝时，复令人民交纳省耗，规定于两税之外，每纳田税一斛，加征省耗两斗，百姓苦之。省耗的交纳，一直延续至后周太祖即位，才下令免除。 以上各种加耗，多归地方朝廷，残余部分作为羡余上交朝廷。除此之外，还有随田赋带征的附加税，主要有农器钱、酒曲钱、牛皮税和进际税等。 农器钱是对农民自制农具课的税。931年，后唐明宗因朝廷经营的农具质次价贵，农民不愿使用，改令百姓自铸，朝廷征收农具税。规定每亩纳农器钱1.5文，随夏秋两税交纳。 五代的酒曲，有时官造，有时许民自造，朝廷征税，称为酒曲钱。后唐明宗于928年规定，诸道州府乡村人口，于夏秋田苗上，每亩纳曲钱5文，一任百姓造曲酿酒。曲钱按田亩计征，分夏秋两季征收。 两税之外，再按田亩征收酒曲钱，酒曲钱成为田赋附加税。 牛皮税是因连年用兵而需制造衣甲的牛皮所设立的税收项目。五代各朝都严禁人民私自买卖牛皮，农民的耕牛死后，皮及筋骨要全部交给朝廷，朝廷只付一定的钱。 当时对牛皮税的执行很严格。后汉时规定，凡私自买卖牛皮一寸者，处以重刑。后周太祖时规定，牛皮税按田亩摊派，凡种庄稼土地，每10顷要交纳连牛角在内的牛皮一张。从而牛皮税也成了田赋附加税。 进际税为十国中的吴越所创。吴越国建立者钱镠占据两浙时规定，每40亩虚增6亩，亩纳绢3.4尺，米一1.5斗。桑地10亩虚增8亩，每亩纳绢4.8尺。 五代十国时期，田赋除了交纳两税之外，还有绢帛的征纳。十国中的楚国谋臣高郁治理湖南时，听说湖南民众自己采茶卖于北方商客，于是进行税收，以养军士。 当时为了促进楚国的经济作物生产与发展，高郁下令此税可以用绢帛代替。如此一来，“民间机杼大盛”。楚国的政策促进了茶叶和蚕桑丝织业的发展，也间接地促使生产方法与品种的改进。 由于战争不断，各国财力不足，五代十国对食盐的限制很严，实行食盐专卖或征税。 后梁时，沿袭唐制，实行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办法。后唐时，规定盐民应纳盐税，每产一斗盐，要交纳1.5斗的米作盐税。一般居民按户等征收盐税，户分5等，每户200文至1000文不等。 五代十国时期，朝廷对铁的专卖限制很严，全部由朝廷实行专卖，严禁人民铸造铁器。直至后唐明宗时才下诏开铁禁，允许百姓自铸农器、什器。但同时规定，于夏秋田亩之上，每亩纳农器钱1.5钱，随夏秋两税送纳。 五代十国时期，对酒有时实行专卖；有时实行征税。后梁时，未执行酒榷，听民自造，朝廷不加禁止。后唐时禁酒曲，朝廷实行酒专卖。对私造酒曲5斤以上的人，处以重罪。 五代十国时期，除了对农民征收赋役之外，对商人也予以重课。当时的商杂税主要包括关税、市税、茶税、商旅通行税、油税、蔬果税、桑税、桥道钱、牛租等。 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各地广设关卡，对来往商人课税。 五代自后梁开始，各地设有场院，专门对商品的买卖征税，所征称为“市税”。当时市税税法很乱，几乎是逢物必税。后唐明宗时，曾下诏令整顿税法，确定征税商品的名目。五代时期，市税的税率约为2%。 五代十国时期，设置茶税场院，对茶叶征税。如后梁末帝朱友贞时，盐铁转运使敬翔奏请于雍州、河阳、徐州3处重要场院税茶。当时的税率已无从考据。十国中的楚国，以茶税和茶专卖为朝廷的主要税源。 五代十国时期，为了朝廷财政需要，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征收多种杂税。吴越对捕鱼的税收，规定必须每日交纳数斤，称之为“使宅鱼”。 五代十国时期的徭役是那个时代所决定的。五代主要实行募兵制。当时征集在乡的壮丁为兵，这就是乡兵。 后晋在各个道、州、府、县点征集乡兵，规定7家税户共出一兵，并以“武定军”为号，后改“天威军”。但因乡民不娴军旅，不久就取消了这一征兵方式。 除经常的庞大军费开支外，五代的军将对士兵的赏赐很多，比如后汉高祖刘知远就曾经把后宫所有资财拿来劳军。 兵役以外，还有土木修建的劳役。比如后梁荆州节度使高季兴建南平国后，曾经征发力役筑城，后又用力役修筑城的外郭和子城。此外，后唐庄宗盛暑修建营楼，都曾经征用大量力役。 十国的徭役制度散见于史料，主要反映在兵役和力役上。在十国之中，南唐的徭役制度，比较典型地反映出整个南朝的徭役情况。 南唐力役主要表现在船户力役、城建力役、宫殿力役、庙宇力役和苑囿力役等方面。由于江河纵横，船夫力役的征发相当突出。 这个时期是江南城市发展的黄金阶段，不仅都城的建造兴师动众，江南许多地方州城建设也紧锣密鼓。洪州、歙州、池州、润州等城池的修葺拓建，也必是力役所为。 营宫造殿，修庙造陵，在南唐显得尤其突出。今天，我们能从南唐后主李煜“想得玉楼瑶殿影”、“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等词句中，遥想当年南唐宫苑雕栏玉砌的豪华盛景。这些词句，客观地反映了当年力役的伟大智慧。 [旁注] 后唐明宗（866年或867年～933年）。五代后唐皇帝，谥“圣德和武皇帝”，庙号明宗。即位后杀酷吏，褒廉吏，罢宫人、伶官，废内库，注意民间疾苦。但因其不通汉文，难亲理朝政。又兼用人不明，以致变乱迭起。 后周世宗（921年～959年），柴荣，今河北省邢台人。五代时期后周皇帝，谥号“睿武孝文皇帝”，庙号世宗。在位期间，整军练卒，裁汰冗弱，招抚流亡，减少赋税，使后周政治清明、百姓富庶，中原开始复苏。 后汉隐帝（930年～951年），刘承祐，沙陀族，后汉的最后一位皇帝，谥号“隐帝”。在位时期大权旁落，后诛杀权臣，引发了郭威叛变，950年叛军攻开封，刘承祐被杀，后汉亡。 后周太祖（904年～954年）。今河北省邢台人。五代后周的建立者，谥号“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即位后，减轻赋税，削减严刑峻法，使北方地区的经济，政治形势渐渐趋向好转。是在五代十国时期一个清廉勤政的好皇帝。 钱镠（852年～932年）。今浙江省杭州临安人。吴越国创建者。在位期间，曾征用民工，修建钱塘江海塘，又在太湖流域，普造堰闸，以时蓄洪，不畏旱涝，并建立水网圩区的维修制度，有利于这一地区的农业经济。 高郁（？～929年），唐末五代扬州，即今属江苏人。五代十国楚国谋臣。掌管湖南时，曾令民造茶以通商旅，然后收其税。商人出境，均以楚国所铸铅铁钱易货物而去。他又使民用帛纳税，以发展蚕桑，湖南由此富强。 朱友贞（888年～923年），后梁末帝。在位期间，因为信用赵岩，外戚张汉鼎、张汉杰等人，大将出兵也派他们随往监视。赵岩等人又仗势弄权，卖官枉法，离间将相，赏罚不明，致使忠臣退避，上下离心，前线将领自相残杀，因此与后唐交战屡遭大败。 刘知远（895年～948年），也叫刘暠，其祖先本为沙陀部人，世居太原。后汉高祖，五代后汉开国皇帝，谥“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在位期间，努力遏制契丹的南侵，对恢复和发展中原地区的生产起到某种积极的作用。 高季兴（858年～929）字贻孙。陕州峡石，即今河南省三门峡人。五代十国时南平的创建者。南平是十国中最小最弱之国。高季兴的荆南地区兵不多，地不广，但在乱世之中却能长期生存，这并不是高季兴的才干所致，而是大国以荆南为缓冲地带所致。 后唐庄宗（885年～926年），李存勖，五代时期后唐政权的建立者。他经过多年的南征北战，实现了对我国北方的大部统一。以勇猛闻名。洞晓音律，能度曲。 李煜（937年～978年），字重光，初名从嘉，号钟隐、莲峰居士。五代十国时南唐国君。他虽不通政治，但精书法，善绘画，通音律，诗和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千古杰作《虞美人》、《浪淘沙》、《乌夜啼》等词。被称为“千古词帝”。 [阅读链接] 李昪是南唐建立者，原称“徐知诰”。 他在位期间，勤于政事，有时日夜连续地批阅奏章，设宴奏乐之类享乐的事也很少做，为大臣们做出了表率。 但对于为国牺牲的人他毫不吝啬，一般都给家属3年的俸禄。对于农田的赋税也尽量公平，他派使者到各地去调查记录各户农田的肥瘠，然后分出等级纳税，百姓纷纷称其公允。从此江淮一带调兵和摊派赋役时就以土地的肥瘠为标准，杜绝了官吏的层层盘剥，从根本上减轻了百姓负担。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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