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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湘湖，我顿感自己是个孤陋寡闻的人。作为一个出生在杭州、至今时常往返杭州的人，竟然不知道钱塘江对岸有这样一处优美的4A级景区，更不知道它有一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跨湖桥遗址。
风景区无须多说，祖国大好河山处处是风景。但这个跨湖桥遗址却是非常难得，把我惊到了。据载，它是经过1990年、2001年和2002年的三次考古发掘出来的，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左右，出土有大量的陶器、骨器、木器、石器以及人工栽培水稻等文物，经碳-14测定和热释光测定，其年代在8000－7000年之间。
八千年！这应该是我听到过的最久远的人类遗址了。我甚至有些怀疑，真的吗？真的有八千年吗？八千年前，人类就在此生产生活了吗？就种稻子，养猪了吗？
除了科学考证，没人能够回答。
于是我查了一下，什么叫碳-14测定和热释光测定。前者的全称是碳-14年代测定法，又称放射性碳定年法，就是根据碳-14衰变的程度，来计算出样品的大概年代的一种测量方法。它是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威拉得·弗兰克·利比发明的，利比博士因此获得了196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而热释光测年法，则是通过测定晶体的热释光强度和每年接受的辐射总剂量，来计算样品的年龄，测年范围介于数百年到100万年，已被广泛应用于考古研究。
如此，我们应该相信，跨湖桥遗址的年代已被科学证明。它早于河姆渡遗址1000年，是当下发现的浙江省境内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这一发现，将浙江的文明史提前到了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也再次证实了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夜晚，我坐在湘湖驿站的房间里，看着资料，暗暗咋舌。原来，在我的家乡，还有这么了不起的考古发现。
当然，我也不必汗颜，采风就是学习。每次采风我都会学到很多东西，只要有个谦虚好学的态度。抱着这样的态度，我走进了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博物馆就建在跨湖桥遗址的水面上，设计别致，与湘湖浑然一体。
当我一一细看那些被小心翼翼挖掘出来，并被反复考证、用科学方法鉴定过的文物时，恍如走入了另一个时空。忽地想起“惊艳了时光”这个词：那些和我们隔着几千年的陶器，石器，骨器，木器，那些牲畜的骨头化石，还有那些不可思议的没有腐烂的稻粒，茶树种，和茎枝类草药，若它们不能惊艳时光，还有谁能？
跨湖桥遗址中有数个“之最”的发现：世界上最早的漆弓，中国最早的彩陶，中国最早的玉器，中国最早的草药罐，中国最早的慢轮制陶技术，中国最早的水平锯织机……当然，最醒目的，当属那艘7500年前的独木舟：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
这艘独木舟由松木制作。就我不多的常识所知，松木并不是特别结实的木头，换言之，并不属于名贵木材，可它竟然七千年不腐，也许是拜那一方土地所赐，它一直被深埋在泥土之下，即使那片土地后来被海侵。
跨湖桥博物馆原馆长，曾为跨湖桥遗址发掘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施加农先生告诉我们，为了保护这艘木船，先要排除木头里的盐分，因为湘湖一带曾被海水侵蚀。将木舟用纯净水浸泡，再晾干，如此反复三次，直至木头里的盐分全部去除。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木船”，已经是薄薄黑黑的一片了，和当初发现时（从照片看）已有很大不同。显然，文物一旦见了天日，保存不是件容易的事。
坐船在湘湖上游览，导游小叶指点远近各处为我们讲述，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看上去却像个年轻姑娘。湖面浩大，三万顷碧波，就是从地图上看，也是很大一块翡翠呀。放眼看去，它似乎和别的湖没有太大不同，苍翠的植被环绕着浩渺的湖水，深绿浅绿浑然一体。岸边树木繁多，柳树，松树，樟树，芙蓉，还有石榴；依水而生的是芦苇，茭白，蕨类；入水而生的是荷花，水葫芦，还有莼菜。高高低低都肆意蔓延，野性蓬勃，暗含着人所不知的秘密。
忽然心生感慨，我是无法像施加农馆长那样，对那些沉睡了几千年的东西充满热爱的。他为了这热爱，果断放弃了正当红的演员生涯，一头扎进跨湖桥遗址的数千年历史长河之中，成为一部遗址活词典。凡我们问到的任何问题，他都能滔滔不绝地细细讲解，已经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文博专家。
而我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所感兴趣的，依然是人，像施馆长这样的人，像导游小叶这样的人，他们在湖畔长大，他们的生命会比旁人更加丰满水灵吗？
还有那些漫长岁月里与湖相伴的古人。他们被湘湖养育，他们为湘湖付出，比如杨时，比如顾冲，比如孙学思，比如魏冀。
萧山人最熟悉也是最感恩的，是杨时。这位来自福建的北宋时期的萧山县令，是最早挖掘湘湖的人。杨时上任时已年届六十，但看到百姓们苦于屡屡干旱，并没有打算混到退休了事，而是顺应民意，决心建湖解决旱情。他亲自实地勘察，广泛听取意见，最终在北宋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于城西一公里处，“以山为界，筑土为塘”，建成了一个人工大水库——湘湖。当时湖长19里，宽1-6里，西南宽，东北窄，形似葫芦。“邑人谓境之胜若潇湘然”。于是称之为“湘湖”（此说似乎有争议）。且不论名字的由来，湘湖之水的确缓解了旱情，所蓄之水可灌溉九个乡的14万亩稻田。“水能蓄潦容干涧，旱足分流达九乡”，这两句诗，便是后人对杨时关心农事的歌颂。
其实，杨时在做萧山县令之前，就已经很出名了，他是我们所熟知的“程门立雪”之典中的主人公之一。虽然他建湖的功绩远远大于虚心求学的事迹，可因为有典故流传，后人更多的记住了“程门”。好在，湘湖上有一座杨堤，可以永久纪念这位关心百姓的父母官。
不过历来都是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水库建好后的管理问题，一直让历任萧山父母官头疼。杨时离任后，在湘湖灌溉问题上，乡与乡之间，村与村之间，因为用水不均的矛盾日益突出，经常发生诉讼乃至械斗。到南宋·绍兴二十八年（公元1158年），萧山县丞赵善济制定了《均水法》，规定不得私自放水用水，须按序、按量放水。又三十年后（公元1184年），萧山知县顾冲，又在《均水法》的基础上写下了《湘湖均水利约束记》。看资料，顾冲可真是个包公式的好干部，上任即从查处湖霸张提举占湖渔利二十年入手（绝对大案要案），全面清理了私占湘湖的积弊，然后将《湘湖均水利约束记》刻在石碑上，以示遵守。
顾冲之后，到南宋.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郭渊明为萧山县令，继续治理湘湖，加固湖堤，疏浚湖底。他最重要的贡献是根据当时有人在湘湖私建房屋的现象，划定了湘湖边界。据说是采纳了他15岁儿子的建议：“黄者山土，青黎者湖土”，以此定出了湘湖东西两岸的金线（黄土）。
经过历年历代的不断完善和治理（这其间肯定不止是官员的功劳，还应该有民间乃至乡绅的贡献），湘湖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可人。有说堪比西湖的，有说赛过西湖的。我的老乡诗人陆游，就多次来湘湖采风，留下许多诗词。“湘湖烟雨长菁丝，菰米新炊滑上匙。云散后，月斜时，潮落舟横醉不知”，短短几句，清晰地呈现出了他在那年那月的“小确幸”。
再说跨湖桥，也和一个人有关。
早年湘湖有两大姓，湖西是孙氏，湖东是吴氏。孙家出了个官叫孙学思，明朝嘉靖年间他荣升中书舍人（大概属于朝廷秘书），七品官。为了便于湖西的孙氏与湖东的吴氏两姓往来，他在湖上造了一座横穿湖面的跨湖桥。从此，湘湖被分为上湖（南湖）和下湖（北湖）。 据说此桥从水利来讲是不利的，但有利于团结呀。
现在因为遗址的发现，跨湖桥的名气更大了。这个，估计孙老师绝对没想到。不过我还是很好奇，他当时已在外做官，怎么想到为了方便孙家和吴家的沟通要修一座桥呢？会不会是他们家和吴家结了亲？还是吴家有他同学好友？我猜想其中一定有故事吧。
后来看资料，果然看到了孙吴两家结亲之事。忍不住笑出了声。
魏骥也是湘湖本土人，于明朝永乐年间中了举人。进京做官，参与了《永乐大典》的纂修工程。其后一直做官到吏部尚书，从政45年后告老还乡。77岁的他布衣粗食、克勤克俭，足穿草鞋行走乡间，而且为百姓利益秉公而行，与侵占灌区的恶势力作斗争，清退出7300多亩湖田。又主持修筑了多处塘堰，号召百姓广植杨柳保土固堤。一直到86岁还亲自挑石头加固堤防。九十多岁时，还撰写《水利事述》《水利切要》等著作，将治水经验留给后人。
不知怎么，魏冀让我想起了杨善洲。杨善洲，原云南保山地委书记，在任时清正廉洁，被百姓称为“草帽书记”，退休后主动放弃省城生活，在家乡施甸县义务植树造林22年，建成一座面积5.6万亩、价值3亿元的林场，去世前将林场无偿移交给国家。这样的人，无论身处哪个朝代，也无论是在山上还是在水边，他们的名字都不会消失。
船在湖上穿行，思绪在湖下奔涌。凝神湖水，我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的名字，他们中有官员，有学者，有文人，有乡绅，还有更多更多的面目黧黑的劳动者。这成千上万个名字，形成了细细盈动的波纹，形成了水草和鱼虾，形成了浩大的碧绿的湖面。
如此，湘湖怎能不美。
2017,10湘湖归来 本文即将刊于《文汇报 笔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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