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我们徐家那么有文化！

徐文化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郭沫若先生曾说过：“中国的真实文化期起源于殷人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在殷朝灭后分为二大支。一支在周人手下在北部发展，一支在徐、楚人手下，在南方发展，西周三百六十余年间南北是抗争着的，周人一直把徐、楚人当成蛮夷。显然，徐人的文明并不比周人初起的文明落后。徐是夏、商就存在的古国，具有相当的经济基础。”还说，“吴越人的汉化一定受了徐楚人影响，吴的支配者虽然是周人的伯夷仲雍，但他们初到吴时也还是半个蛮子，徐楚人和殷人的直系宋人，是传播殷代文化在中国南部发展的。”（见《历史人物》）
    这应该是“徐文化”概念的最早出处。

东夷族领袖伯益协助大禹治水成功，大禹继位，“禹举皋陶（伯益之父），皋陶卒。而后举益，益让帝禹子启，启遂即天子位。”启的继位在当时引起一些人的反对，有扈氏首先起来反抗，伯益也起兵，但启早有准备，击败了伯益。夏启六年，伯益被杀。迫于当时的形势，为了笼络人心，夏启一面以隆重之礼安葬伯益，一面将伯益的二儿子若木封于徐，即山东中部、南部、郯城和江苏徐州丰沛县及邳州一带，后又向南扩展，到了淮河流域。徐国经过强强弱弱的风云变幻，历经夏、商、周，到战国时期的42代君章禹（公元前512年），被吴国所灭。
    然而，存世1600多年的古徐国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徐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仁者，人也。”

（见《论语》）但是，

孔子之前，就有“仁”的思想存在。

例如比孔子早40O多年的徐偃王，

《淮南子·人间训》就称他“有道之君也，好行仁义”。徐偃王因“不忍斗其民”，在周、楚连谋争伐时，选择了回避战争的办法，“走之彭城”，“为楚所败”，

后又南迁至浙江沿海一带。

偃王在临死之前说自己“吾赖文德，而不修武备。好行仁义之道，而不知诈人之心，以至于此”（参见《徐偃王志》）。这里他已经明确他是“仁”者。至于“仁”的内容，肯定就是他的行为内容了。而且由于他“好行仁义之道”，“汉东诸侯三十二国尽服矣”（《说苑》）。

《北宋徐氏谱》曰：“四方诸侯之争讼者，不至周而至徐”，由此而知徐国的仁已为天下知，甚至超过了周。而此前，卜辞中已经有了“仁”字，《商书·太甲》有“怀于有仁”，《诗经·郑叔》中有“洵美且仁”，周公也自称“予仁者考”（《礼记·檀弓》下）。

这里引证的意思是，“仁”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之一，由来已久。到了徐国，其内容已逐渐丰富和具体化了。“仁”（还包括“孝”、“忠”、“恕”等内容）作为徐国文化的核心内容，其实此时已经固定下来了。

徐人和殷人同是东夷人。

据考，商的统治阶级殷族就是

从山东滕县一带发展起来，

然后一路打到中原，几次迁都到了安阳的。

“老乡情结”让徐人依附于殷人，使本来独立的封国成为了殷商的“分族”。《左传》称徐为殷民六族之一（见《左传》定四年传）。尽管殷人对徐人大部分时间是不客气的，但是徐人仍对殷人讲义气。试举一例：商朝末年，周武王伐纣，徐盖父子仍苦守洛阳，虽后来倒戈，实事出有因，情非得已（参见徐伟坚编《徐氏古今文化大观》）。

“义”和“仁”可以看作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之间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殷商时期，统治者既创造了“仁”，夸赞殷人统治的好处，以一种假慈悲役使奴隶和其他外族，作为统治需要，他们又创造了“义”，让被统治者心甘情愿接受奴役和宰割。徐国吸纳并实行了这种文化，偃王“好行仁义”，对“上国”周“力尽忠谟”，“生为忠良之臣”（见周穆王《敕封徐偃王》文告）；对国人则“被服慈惠，身行仁义”（《淮南子》）。总之，对上对下，善待之，很规矩。“仁”和“义”的观念一旦作为一种文化被定格，就有了相对的稳定性和影响力。从历史上看徐国是这一文化的和哲学的观念的积极推行者。

杨荣国先生说：从“德”的含义上来说，

“德”就是“得”，就是做事做得适宜，

于人于己都过的去，无愧于心，

这就是“德”，也就是“得”（《中国古代思想史》）。

上文提到的周穆王敕封徐偃王的文告中，周穆王就自夸“为祟忠褒烈，必当其人；论德报功，必核其实”，

他对徐偃王的敕封是根据徐偃王的行为实际作出的。

本来徐偃王是被东方诸侯推举出来反对周穆王的，因周穆王西巡，留恋瑶池而忘归，不理朝政，民怨四起。周连楚伐徐，偃王避而不战，走而失国，穆王不仅不问罪，反而敕封，且又让偃王后代重振徐方。是周穆王大度吗？其实是周穆王迫于民声，偃王有德，万民膺服，不敕封不足以顺民心。韩愈说徐国“处得地中，文德而治”，“以君国子民”（《衢州徐偃王庙碑》）。可见“德”在徐国已被公认为统治思想了，并普遍推行而达到“治”。在《徐偃王志》卷二“纪事第一下”里，记述了徐伯关于有道和无道君臣的言论，内有“以怀其德”、“循其祖德”等内容，说明徐国对“德”的认识是相当“前卫”的，以至于齐桓公等诸侯纷纷效法。

信”和“诚”往往是连在一起的，

信则诚，诚则信。

穆王六年，徐诞朝拜周天子，

“锡命为伯”（《竹书纪年》），

“乃分东方诸侯徐偃王主之”（《后汉书·东夷传》）。

徐偃王以为天子分封了，发话了，徐国可以高枕无忧了，他是以“信”而信人了。于是，“外坠城池之显，内无戈甲之备”（《抱朴子》）。以至于“不知诈人之心”，“走死失国”。这是因诚信而放松警惕、不知戒备的例子，反证了“信”在徐国的分量，“信”已成为了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礼”是规范秩序的行为准则。

举一个例子：公元前574年，邾娄考公丧礼，徐君使容居吊丧，当时礼节十分严格。容居欲行王使进侯王之座。邾娄国掌司者恶其潜比王使，拒之曰：“诸侯之来敝邑者，臣行臣礼，君行君礼，君臣礼杂行者未之有也。”容居理直气壮地说：“容居闻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遗其祖，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徐于诸侯无所不用王制也，容居愚鲁不敢忘其祖。”说得堂而皇之，气理充足，显示了徐国的气魄（引自徐永生《再论徐国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说明了徐国“礼”文化的发达。

任继愈先生在《老子新译》

书里说“道”这个范畴是老子首先提出来的。

其实在老子之前就有“道”，

《诗经》上有“周道如砥”的话，

《广韵》说“道”是“理也，众妙皆道也，合三才万物共由者也”，《易经》又说“一阴一阳谓之道”。

徐人讲的“道”，则具体得多，如“德行之道”、“有道之君”等。在他们看来，天有道，地有道，人亦有道。“道”虽然大到包涵万物，而万物也是各各有“道”的。《管子四称》里徐伯的言论可以看作徐文化里“道”的内容，“桓公善之”，认为很好。徐伯为徐国的国君，穆王命徐子为伯，夏王命以徐伯主淮夷，徐伯之称是袭旧号。这里徐伯的“四曰”内容已很广泛，有治国大道，也有处世之理，还含有仁、义、礼、智、信、忠、孝等，由此可见当时徐国文化之发达。

徐文化的存在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徐文化曾经十分发达，并对当时和以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很高的地位。我们应该认真地研究徐国历史和徐文化，还徐文化以本来面目，把徐文化研究成果运用到当前的文化建设中去。这是一项功在千秋的事业，是有利于培养民族自尊心和凝聚力的事业，是爱国益民的事业。

就区域文化建设而言，徐文化研究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文·蒋岚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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