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失利后,我被父亲送进了豫章书院

2017-11-13  黑猩猩表哥


因为体罚学生,南昌豫章书院最近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当24岁的女孩曼曼回忆起2013年秋在书院的日子,感觉就像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

这是真实故事计划的第 245 个故事

 

高三毕业的那年夏天,当电话里的女声冷冰冰地报出我的高考成绩后,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关了整整24小时。我的分数和作为目标的深圳大学相距甚远,甚至都没有过江西省二本线。

一番痛苦的抉择后,我决定复读一年,重整再战,这一想法遭到了父母的坚决反对。他们为我报好了南昌本地的一所民办专科学校,校方在收到学费后很快回复说,暑假结束后就可以去参加军训。

我和父母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确切说,是我和母亲在吵,直到父亲进门后,我郑重地向他表达了想要复读的心愿,然后得到了他的回复——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没有妥协。

那段时间外婆来我家住,父母顾忌到外婆在,不好再打我,但每天跟我念叨着专科学校的事。我没有再理他们,把自己锁在房间,独自默默温习着以前的功课。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三十天。

有天,外婆出去买东西,我一个人待在家里做习题。门铃响了,我打开门,看到父母站在外面,身后还跟着三个穿警服的男人。

“你好,我是青山湖公安局的,”领头的男人自我介绍说,“现在有一起高空抛物砸伤人事件,需要你和你父母配合调查。” 

我望向父母,他们冲我点了点头。那个男人穿着带编号的警队制服,看起来不像是骗子。我和他们来到楼下,坐进一辆黑色的别克车里。              

在车上,不知道迷迷糊糊睡了多久,身边人将我摇醒。下车后,望着眼前的仿古建筑和几个穿民国服装的人,我的脑子里一片茫然。 

“这是哪儿,我爸妈呢?”我隐约觉得情况不太对。这时,身旁的两个人迅速抓住我的手臂,另一个人用手铐锁住我的双手。挣扎中,我的指甲还划破了他的胳膊。 

“老实点!”他喊道,这时,旁边又冲过来几个男人,一番撕扯后将我抬到二楼黑森森的房间,扔到了地上。 

我在石砖上大口喘气,刚才有个穿黑衣服的男人(后来才知道是个学生)朝我的腹部连续打了几拳,现在我的胃抽筋似地疼痛,浑身的骨头仿佛都要散架了。几个妇女走了过来,搜去了我身上大部分的衣物和鞋子,最后拿走了我的眼镜。 

几天后,我才慢慢了解到,这里是一家叫做“豫章书院修身教育专修学校”的特训机构,也是父母给我安排的新归宿。他们希望我能通过半年的“矫正治疗”,恢复成他们想看到的样子,包括在休学一年后重新回到那所专科院校读书。 

我是家里第二个女孩,出生后没多久,父母就到很远的地方去打工了,把我寄养在了位于郊区的外婆家。 

外婆文化程度不高,对我很好,印象里我口袋里的零用钱总比同龄小朋友多,而且还会唱很多好听的童谣,讲一些稀奇古怪的鬼故事。我并没有像很多留守儿童那样没事就打听父母的情况,因为我极少见到他们,在我脑海里,他们只是一个模糊存在的影子。 

直到我六岁那年,父母才将我接回南昌的家里。我难过地大哭了一场,惹得大人们都笑了起来,父亲觉得尴尬,于是更加用力地拽住我,把我塞进回去的汽车。 

家里的生活不如想象中美好,父亲本科毕业,脾气十分暴躁。他小时候,有一次吃饭时顶撞了长辈,被爷爷吊在树上,用赶羊的鞭子狠狠抽打。这种经历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对我的教育方式,一旦我在生活中稍有违背他意志的举动,就会遭到他的斥骂和责打。母亲没什么主见,往往随声附和,使我的处境变得更为艰难。 

以往挨打的时候,我总会告诉自己,我还小,等长大就好了。然而,即便我已经成年,依旧无法把持自己的命运。

关押我的房间光线很暗,只有一扇排气窗的缝隙能透进一丝微弱的光,分不清是白天还是夜晚。两侧的墙壁因潮湿生满了霉斑,靠墙的地板上放着一条没有被套的旧军被,地上有时会看到蚂蚁和蟑螂,这条被子只能半铺半盖。另一侧放着一个用来方便的桶,此外一无所有。 

每天,会有人通过条杠状的活板门送进来一点儿吃的,菜和饭都拌在一个铁碗里,能认出的只有辣椒。刚进去的时候,我把饭都吃了,结果腹泻了整整一天,后来我每次只敢吃一点,不敢多吃。

被关押的最后几天里,我强迫自己和送饭的学生说话,和偶尔来探视的教官说话,甚至对着墙壁自说自话——这会让我暂时抛弃逃跑和寻死的念头。

网络图 | 蓝色门里即是学生们口中的“小黑屋”

在看守我的教官确认我“情绪稳定”的时候,我已经在“烦闷室”被关了七天。解除监禁的那天,我踉踉跄跄地走到院子里,觉得双腿轻飘飘的,白色的阳光耀得刺眼,视线一片模糊。 

接受完一周的封闭式“森田治疗”后,我和其他新生分别被编入修身初中班、心理教育班和大专预科班这三类班级,我进入的是大专班,里面几乎全是和我一样年满十八周岁的成年人。

书院里有名目繁多的规定,例如每天只允许喝一次水,不能随意上厕所,见到人必须鞠躬微笑,被子要叠出棱角且不允许有褶皱。铁架床、水泥地和螺丝插座上不能有一点儿灰尘,学生干部和教官会用手和纸巾实地检测,如果不想挨打,就得用牙刷和脸盆一遍遍地刷洗。此外,刷牙洗脸、背诵古文、站坐姿势、队列练习等,均有固定的代表监督。

每晚七点半后,学校会进行“考德”。考德会上,代表们将当天表现不好的学生名单交给校长,名单上的学生将面临被打戒尺的惩罚。根据规定,每个代表都必须记名单,这使得体罚成了每个人必须习惯的家常便饭。

最寻常的惩罚工具是半米长的铁尺子,惩罚的数目为五的倍数,躲闪与叫唤都会被加罚,但如果不哭的话,同样会被视作“不知羞耻”,从而令处罚加重。在教官和老师眼里,肉体的惩罚是可以净化灵魂的。 

刚来的时候,我们几乎每天都挨戒尺,被打后,手会肿起很久,第二天写字的时候经常疼得握不住笔。这种情况一直到我当上礼仪代表才有所改善。 

来校的前三个月,基本以体能训练为主,文化课只占极少时间。初来乍到,我成了教官和老师们重点关注的对象,很快领教到教官们的惩罚手段。

那是我第一天去体训,规定的是在三百米的操场跑一圈,必须在教官数到十的时候跑完,跑不完就要做十个俯卧撑,然后重新去跑。 

快要跑完一圈的时候,我眼前阵阵发黑,双腿已经不听使唤。

“怎么跑这么慢!”一个姓彭的教官怒吼道,紧接着,他宣布,由于某些同学的牵连,所有人必须站成一排,直视太阳。

我坚持了将近十秒,略微闭了下眼,被他冷不丁一脚踹在了腿弯处。我没提防,重重地摔了一跤,衣服上沾满灰土,手也被蹭破了皮,晚上挨打的时候,疼的差点跳起来。

同学们也给予了我应有的“照顾”。刚来的时候,我买了一瓶沐浴露,第二次打开时发现已经被人换成了一瓶凉水。那天,我还收到了一张处罚通知单,上面写的处罚原因是被子叠放不整齐。我回到寝室才知道,原先叠好的被子已经被掉包了。 

事后,我想到《白夜行》里的句子,世界上最不能直视的:一是太阳,二是人心。

网络图 | 豫章书院供学生使用的部分教材

食堂每天供应三顿饭,早餐是隔夜的剩饭煮的粥、发霉的馒头。中午和晚上吃猪油炒的青椒、冬瓜、南瓜等,但从菜的成色来看并不新鲜。外地同学最难接受的是江西菜的油腻和辛辣,而作为本地土著的我,也很难接受将七分熟的南瓜带皮吃下去。 

有次我和几个同学被锁在二楼帮厨,教官们在一楼开会,离开饭时间尚早,我的胃通过痉挛的疼痛传递饥饿的信号,我用手扶住桌子,勉强让自己忘掉晕眩的感觉。

饭熟了,同学们纷纷涌进厨房,我落在后面,注意到桌子上摆着几块泛黄的豆腐,是没切开的那种,七零八落地散放在塑料袋里。我不暇思索,抓起一块塞进嘴里,来不及咀嚼就用力吞下去。那一刻,我忘了自己是个女孩子,也没听到身后急促的脚步声和教官声嘶力竭的吼声。 

那天下午,被抓住的人统统被罚跪在孔子像前曝晒,晚上又统统被打戒尺。我是初犯,被记了二十下。晚上的考德会结束后,我站到教官面前,众目睽睽下九十度鞠躬,伸出手摊平手掌,看着那把打弯了的铁尺高高挥起,挟着风一下一下落在手心。可能是内心的麻木使然,我感受不到痛,但仍然努力让自己掉下眼泪,以示忏悔。 

在说“感恩老师教诲”的时候,我苦笑了一下,因为确实不明白需要感恩什么,老师又通过体罚教会了我什么。

“龙鞭”是一根一米左右的细长金属,表面没有纹路,非常光滑,闪现着一层玻璃钢特有的枪色光泽,提起来沉甸甸地压手。在豫章,如果犯了打架、男女交往过密或顶撞师长这样的“严重错误”,就很有可能尝到龙鞭的厉害。有时候,教官甚至会在深夜紧急集合,以便于让我们围观执行龙鞭的场景。 

第一次目睹龙鞭的威力是在入校十多天的时候,挨打的是一个温州的十岁男孩,他受罚的原因是私自拿了父母捎带给自己的零食,却没有经过教官的同意。 

男生挨龙鞭的时候,女生是要背过身去的。所以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下,我只瞥见几个教官扑上去,把小男孩按倒在水泥地上,随后扒下他的裤子,紧接着龙鞭猛然抽了下去,带着“咻咻”的尖利风声,小男孩开始还极力忍耐着,七八鞭下去,开始大声哭叫求饶。几个女同学被吓哭了,我的心也随着他惨绝的哀嚎声一抖一抖,难以平复。

我在文化课上认识了阿华,那时候他成绩好,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上。我时常写一张求救的纸条,趁大家昏昏欲睡的时候塞给阿华,他会帮我把纸条从窗子里丢出去,如果遇到检查,他就压在舌头下面。后来,我传给他的纸条逐渐增多,会问问他的事情。每当他递一张字条给我的时候,看起来总是很拘谨。 

阿华读高二的时候交了个女朋友,但做生意的父亲很不喜欢她,强制两人分手。父子俩为此争执了很久,最后阿华拒绝离开那个女孩,父亲一怒之下以早恋为名将他送进了豫章书院。 

阿华是在我们认识两个月后发生改变的。那天他表情阴郁,一直伏在桌子上,晚上的时候,教官宣布对他执行龙鞭,因为他私自打开了学校的电脑,并登陆qq与外界联络。

挨打时,他一声不响,还被多罚了几下。这件事后,他开始频繁违反校规,有时候甚至会抬起头,冷冷地盯着老师。这令他成为同学里挨龙鞭次数最多的人。

“你到底怎么啦?”我按捺不住好奇心,一再追问他。他终于告诉我,那天冒着风险潜入教官的房间,是想联系自己的女朋友,可联系上后,女友对阿华提了分手,因为她已经有新男友了。

阿华说,当时他坐在电脑前彻底懵了,直到教官们撞开门冲进去将他逮住。在此之前,他一直想早点从书院毕业后和女友团聚,这件事后,他再也没有什么值得追求了。 

小梅在寝室里人缘最好,是这里的老生,二进宫,和教官与老师都混得很熟。根据山长的特殊指示,她父亲因为第一次对她“改造失败”大发雷霆,甚至提出了退款的要求,小梅不得当选议员之类的学生干部,必须和我们一样接受相同的矫正教育。

第一次绑到这里来时,小梅还在睡梦里,当时,她重重踢了为首的学长一脚,据说那人当场就弯下了腰,好久没能站起来。而第二次,她淡定了许多,踩着高跟鞋直接走进了小黑屋。可在回寝室那天,她和几个认识的女孩子相拥,哭成一团。 

在豫章,举报他人是可以减免处罚的。当时各地区的同学大都抱团住在一起,所以相互举报也是常事。有一天,几个教官忽然闯进我们寝室,领头的捏着一截烧完的香烟。“这是谁抽的?”他环视着我们每个人。见没人应声,他随即宣布,将我们统统带到操场上,进行体能训练,直到有人承认为止。 

我们知道是被人诬陷,但也确实没法证实自己没抽烟。做了几百个蛙跳后,大家全都累瘫在地上。 

教官轻蔑地俯视着我们,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小梅忽然缓缓举起了手,“我承认,烟是我抽的,”她淡淡地说。“她们都没参与这件事。”

那天小梅被打了二十鞭,我一下一下数着,不敢看她的表情。她的手指紧紧地抠着地面,指节捏的发青。

打完后,我们把虚脱的小梅扶到一旁的石阶上,她的衣服被汗水湿透了,浑身上下不住发抖,前额的头发被泪水打湿,有几绺斜斜地贴在脸颊上。我们简单帮她整理了下衣衫,教官又在大声呼喝起来,因为包庇犯错同学,我们全寝室的人都要加训一小时。做蛙跳时,我悄悄瞥了小梅几眼,她始终一动未动地匍匐在石头上,像一具僵伏的尸体。 

“总要有人站出来承认的,否则教官不会放过我们,拖延下去只会导致所有人都挨打,”小梅在事后故作轻松地说,“他们忙着动手,没来得及仔细搜查,连我垫在身上的几层毛巾都没发现。” 

她笑得很得意,但其实伤得很严重,腰以下的皮肤大面积地肿了起来,一条条鞭痕纵横交错,泛着秋葡萄那样黑紫的颜色,淤血处形成凝固的硬块,看上去触目惊心。 

我想起上回家人来访时,带来了一瓶活血化瘀的红花膏,于是去翻自己的包,但找了半天一无所获,红花膏不知是被教官还是学长拿去了,只留给我一些不允许穿的衣服,以及一本父亲特地叮嘱带来的临摹字帖,上面印着《礼记》里的章句。 

我忽然哭了出来,眼泪沾湿了手里的书本。 

四个月后,在外婆和舅舅等人的帮助下,我以请假的理由,终于获得了从豫章书院“保释”的权利。捏着用五百元换来的请假条(豫章书院规定,学员请假需交500元保证金),我泣不成声。外婆心疼地看着我说,曼曼你瘦了。我哭着对她说,姥姥,我想回家。 

网络图 | 豫章书院

我没有遵循承诺去上那个专科学校,父母也没有联系我。在豫章书院忍受四个月的折磨后,我们已经两不相欠了,所以连表面的关系也无需维持。但我时常害怕他们再送我去那里,已经不相信身边的任何人了。 

我频繁地失眠、焦躁,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很多时候,在迷迷糊糊中睡着,又很快从噩梦中惊醒,后来不得不用被子蒙住头。当门外有风吹草动,我还是会下意识地坐起来,摸向枕头下藏着的水果刀。有时,我会觉得,自己仿佛中了宇智波鼬的月读幻术,精神世界里长达一年的折磨,在现实世界只过了一秒。

在外婆的鼓励下,我很快在火锅店找到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只有在高强度的环境里,我才能暂时忘却曾经的痛苦。

一年后,我听说小梅和阿华也相继出去了,小梅很快嫁人了,而阿华被父亲送去当兵。我给他发过信息,但很少收到回复。他的qq始终没更新过,保留着刚入豫章书院时发的动态:“你说对了,好男人就是一个骗子,因为男人永远都是打掉牙咽下去,再回头对着你傻笑说一点都不疼。” 

我的学业和快乐终结于高考完的那个夏天,而阿华的记忆则停留在了2013年。(应口述者要求,文中部分信息已做模糊处理)


口述:程曼,原豫章书院学生 

采写整理:孙崇岳,现为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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