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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大案： 【头条】观点丨韩嘉毅：辩护律师向被告人展示卷宗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二条】深度丨朱苏力：如何解剖麻雀——关于个案研究的一点反思 作者：朱苏力 来源：中国法学杂志社 2017-09-29 节选自《法学研究中的定量与定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一、 个案研究的重要性 在过去几年中，“大数据”研究越来越多，“大数据”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在一定意义上，“大数据”确实很可能改变我们学术研究的传统，因为大数据研究它不再需要讨论因果关系了。比如说，如果所有人类在九十岁以后都会得癌症，那讨论什么原因导致癌症便不再重要，我们可以直接断言，到一定年龄段，癌症是人类细胞自我死亡的一个本能。在这里，因果关系实际上就没意义了。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大数据可能会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但定量研究是没有办法取代个案研究的。 首先，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已经养成了一种用“因为—所以”的方式来思考问题的偏好。也许有少部分人会喜欢大数据，但大多数人都喜欢用“因为—所以”的方式来阅读文献。从这个意义上讲，大数据是没办法替代个案研究的。其次，人类所有的研究，哪怕是大数据研究，其实都是基于我们对社会生活中具体事件的理解，然后才可能把大数据的关联关系给建构起来。第三个原因与我们的职业有关。在法律学习过程中，我们大量遇到的是一个个特殊的事例，一个个奇怪的案件，一个个难办的案件，然后我们要从这些难办的案件中去分析这其中哪些因素是难办的，哪些条件、哪些概念是难办的，进而解决我们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个案研究是社会科学中一种标准化的研究方法。它是与统计分析相对、强调对某一个单一个体的研究对象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那么什么是单一个体呢？它可以是个人、个别群体或机构，因此这个“个体”实际上是构建出来的，强调仔细辨识和充分描述与研究问题有关的一切事项或因素。法学过去是不太强调个案研究的，虽然它也研究案例，但是较少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所以个案研究通常被认为是属于社会学、人类学或田野调查研究的方法。
但个案研究也很容易出错或遗漏，有人就提出个案研究是否具有代表性的问题，特别是由于经验不足，对相关语境不熟悉，你可能看到了但没看见，碰上了但没察觉，感觉到了但没觉悟。一个好的学者就要做到看到了同时也看见了，碰上了同时有察觉，感觉到了同时有觉悟。 在现代社会当中，我们会因为各种原因而保有很多前见，这些前见会影响我们的研究。一直以来，我们都觉得平等是好的，但学界最近的一个研究发现，平等的社会大多是非常落后的社会，只有有差别的社会才是比较富裕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平等是不是值得追求的价值？平等会使这个民族、群体衰落，丧失竞争力，最后这个群体实际上是会消失的。我们人类其实是有等级性的，我们一方面希望平等，但另一方面每个人心里都有等级，比如男性歧视女性，就是用我们主观上的东西来创造等级，自我感觉高人一等。因此扎根于人类本性当中有这么一项弱点，但这一“弱点”是弱点吗？如果按照前面统计学分析结果来判定，回答是否定的。
有时候我们会为了某种学术收益或意识形态信念的收益这么去做，在一条路上渐行渐远。就是说，你知道是错的，但是你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比如你想评职称，想多发表几篇文章，最后就“裸奔”。而且在实践上也很麻烦，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不平衡的大国，而我们的法律基本上是以现代工商社会为背景的，进入农村做研究，如果做得好，还很难反驳，因为很多田野研究的个案是不可重复的。其实国外也有这种“作弊”的现象，最典型的就是1928年玛格丽特·米德到非洲去做研究，调查指出那一地区的青少年没有性禁忌，这打破了西方学者的传统研究结论，直到1985年才有人重新到那里进行调查，结果发现米德所说全部是谎言。所以个案研究是有弱点的，前人的研究后人很难去证实和完善。
对同一文本做出理解，什么是同一文本，实际上与阅读者有关，阅读者把什么立场带进来，把什么视角带进来，把什么观点带进来，把什么学术背景带进来都会产生影响。因此会出现你看的是同一个文本，但看到的却不是同一个文本。等一下我会举一些例子，这些问题都是思辨的问题，每天都会遇到，其实是没有答案的或者说有答案但是无解的。我经常给大家说要保持敏感，但是怎样保持敏感呢？说老实话，敏感是没办法保持的，你不可能在大清早出去的时候特别敏感，到傍晚回来的时候依然敏感。因此你不是想什么时候敏感就什么时候敏感，这需要一些天分，也需要学术训练，通过训练慢慢地把不经意的东西变成经意。 二、 个案研究的优点和局限 现在很多人挑战个案研究，认为个案研究不具有代表性。个案研究其实不是想了解现代社会的总体情况，比方说研究某个人的头发、牙齿、面部表情，并不是要试图以此说明全人类的头发、牙齿都是如此。我这篇文章的主旨为什么叫“如何解剖麻雀”，并不是要通过麻雀来推断所有的鸟类都是什么样的，我只是想了解麻雀是什么样的，它不关心事物在某个特定时期的基本态势和整体格局，不关心真实世界的全称判断，因为这些问题的结论是没法从个案研究中获得的。如果想从一个个案得出对于全中国的结论的话，就会出错。当然也要根据个案研究提出一个问题，有关中国社会的一个问题，但它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关于态势或格局的问题。
在我的经验中，个案研究主要用来做两件事。
第一，理解小环境或微观层面人与人之间的复杂互动，因为在宏观层面或者统计数据当中是看不到微观层面的问题的。个案研究是研究他如何做决定的，不研究他这种决定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是全称判断，但这种全称判断不是基于北京人出行的全称判断，而只是基于某个人或某个家庭决定去哪些方向旅游的全称判断，从这当中可以了解人的一些基本特点或人性，可以发现一些宏观层面无法看到的有意思的现象。 第二，用个案研究来挑战、补足、修改有时甚至可能是推翻一些言之凿凿的基本判断和宏大话语。有人说世界上所有的乌鸦都是黑的，你只要发现一只白乌鸦或者不是黑的乌鸦就可以推翻这个判断。做个案研究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去修改命题，能够把一个命题给推翻，或者一定程度上修改这一命题，便可以说是有所发展。 中国法学界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搞“意识形态”，表面上看是在高歌法治，其实都是搞“意识形态”，就是在宣扬“法治多么重要”。我们应该研究的是法治在哪一点上重要，为什么重要，可能是国家的法律不太重要而民间的规则重要。实际上，法治总是有缺陷的，任何落实到人间的事情总是有残缺的。令法律人失落还没有问题，重要的是国家、社会和老百姓经不起折腾，我们现在把好多东西说得太好，而老百姓最后发现不是那么好，这样反而更容易失落。 而且我们必须知道，个案研究是不可能结束的，因为现实生活当中，多样性和丰富性普遍存在、持久存在，生活不可能在绝对意义上完全重复。虽然也有重复，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上都是重复，但我们仍从自己的生命当中获得新的东西。就像爱情是非常古老的故事，但是你还是会获得新的体会，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都会从自己的爱情当中获得体会。个案研究也是如此，在一定意义上没什么新的东西，但另一方面永远都是新的，因此你能不能仔细体会、去发现新的东西或者你能不能把这新的东西找出来，有一部分是依靠幸运，还有一部分是靠努力。因此个案研究就有可能发挥定量研究所不能替代的作用，这也就是我认为的个案研究最主要、最常规的作用。 昨日大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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