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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研之前有过一篇文章《皮甲与青铜甲到底谁更强？皮甲只是二流的盔甲？》 ，该文虽然较为详细介绍了同时期东西方两种甲胄的发展方向和水平，但并未提及为何中国军队会舍弃青铜甲而使用皮甲，特别是评论区还有借游戏来讨论问题的。看得笔者不觉技痒，想斗胆再说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先秦时代的中国，完全具备制作青铜甲胄的能力，最后选择皮甲并不是技术原因。相反，先秦青铜甲胄出土屡见不鲜： 商代铜甲胄，造型夺目，出土于江西新干县(旧名新淦县)大洋洲商代墓 西周青铜头盔 西周青铜身甲：陕西长安县普渡村西周墓葬出土青铜甲片及复原示意图，似乎后来的秦甲和其有一定继承关系 此外还出土过一种青铜甲片，推测是胸部甲胄的一部分，用织物编缀在皮革上使用 如果说上一个是否为胸甲还不能完全确定，那么于2013年在宝鸡石鼓山出土的商末周初胫甲就没有争议了。这个更厉害，整块的护腿甲，希腊范儿十足。同时出土的另两件弧形薄片状护甲保存情况较差目前无法复原，但其中一块的尺寸达到残长４０厘米、残宽２１厘米，可能也是整体式甲胄。 非中原文明也使用青铜甲胄，下图为巴人青铜甲及臂甲。 商、西周青铜器多出自王畿，其他地区基本是少量出土，呈点状分布。东周时期其他地区开始大量出土，青铜器工艺水平也愈发精湛，此时中国军队放弃发展青铜甲显然不是因为技术问题。 考古证据显示，先秦时代对青铜的需求量是相当巨大的。除了用于军事用途，更重要的是还要满足生产和祭祀的需求，以及贵族的奢侈品需求，例如曾侯乙墓出土青铜器就有10500公斤。但考古发掘中，商周农业生产工具却以蚌、石材质居多，远超青铜农具。关于这一现象一般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实际即是石蚌多于青铜，另一说认为青铜农具长时间使用后会回炉重铸造成这种现象。但不论哪种，都说明青铜的产量很可能无法同时满足各方面的需求，这种现象一直存在于整个青铜时代。
按照学界观点，先秦中原地区所需的青铜矿料，一度需要从遥远的云南来“进口”。（详见李晓岑《从铅同位素比值试析商周时期青铜器的矿料来源》）恰好云南地区至少两次出土过战国铜臂甲，所以可以相互印证：造甲胄这事儿，的确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矿挖矿、有皮剥皮。
云南江川李家山13号墓出土战国铜臂甲 进入春秋，各诸侯国之间战争频繁且不断升级，所以如果能用其他材料和工艺解决甲胄的生产需求，各诸侯国自然会不遗余力去支持和使用，这才是东周时期选择皮甲放弃青铜甲的根本原因。 笔者在之前那篇复原东周皮甲的文章里已经提到，髹漆后的皮甲防御力不错，能够较好地应对当时的战争环境，相较青铜甲还有轻便、防潮、不会锈蚀等优点，自然大行于世，直到铁金属被使用后才逐渐淡出主流。即便如此，皮甲还是一直用到了明代。
《武备志》皮甲制法 总而言之，对比青铜甲和皮甲，不是争谁高下的问题，而是看它能否符合当时的实际需求，能否出色、经济地完成战争任务，展现自身性能的优势，进而被普遍使用。说糙一点，毕竟打仗不是大家穿上甲胄互相怼，皮漆复合甲能有效抵御青铜武器的攻击，就是一件很好的武备。
根据曾侯乙墓出土的甲片复原的先秦皮甲 此外还有一点必须说明，在先秦，青铜甲胄和皮甲胄并非是两条独立发展路线，而是一直交融互补的关系。河南安阳侯家庄商代墓在出土青铜胄的同时，也发现了一片皮甲残片，表面有黑、红、白、黄四色漆纹，说明青铜和漆皮两类材质的防具，至少在商晚期就是混搭使用的。因青铜胄内部较为粗糙，不排除青铜胄本身就配有皮革内衬或顿项的可能。前文山东胶县出土西周胸甲情况与之类似。从考古证据看，青铜和皮革的搭配方案似乎多种多样，下图描述的西周青铜泡似乎正是后来护心镜的雏形。
其实细究以上例子，我们会明显感受到，后世华夏文明在甲胄技术上一直继承着先秦的思路，比如：甲胄是由统治阶层统一设计和制作，个人色彩较淡：河南和江西出土的商代青铜胄造型风格高度统一，必然是官方所为。又比如说，制作一型甲胄其实并不拘泥于一种材料，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和需要来取材，一套甲可能会用到金属、皮革、织物、生漆、甚至舶来品，这可能和华夏文明所处的历史地理环境有关。所以我们在学习讨论古战和冷兵器时，应多考虑历史实际，穿越式的争论还是以娱乐为目的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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