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国际刑警谈江歌案 江歌的案子如今在网上有很多报道和评论。作为曾经在日生活多年的中国人，看到这样一起同胞相残的案件，只能说心中百感交集。 涉案的三个中国人，一个已经死去，一个受到死亡威胁的还活着，一个杀人的等待着判决。他乡遇故知，本是我国人最欣喜的时刻。然而，在我们的国人中，如今已经有一些人习惯以最冷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同胞——错，是以最冷酷的方是对待所有人，而不以为耻。 我想替江歌说句话，但法律层面的真相还在雾里，想了半天，我想这样说是没有错的——她是这三个里面我心目中传统的中国人，无论他们平时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也无论他们的地位高下、伦理倾向，在关键时刻他们总是这样去做的，又总是这样结局。 另外两位我就不评价了，我们可以很聪明地给人讲晏子使楚的故事，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大家会对这个逻辑欣赏备至，加上几句对日本人的讽刺，对没事儿去日本干嘛的讽刺，然后哈哈一笑，说不定几年以后当悲哀不再，还会变成个段子。 可我们很清楚不是这么回事儿。 生了病就得治，欺骗他人，欺骗自己，都是欺骗一个国家的未来。 遇到一个当国际刑警的朋友，问问他关于这个案子的看法。他说：
何为简单呢？这案子以我的理解的确不能再简单了，激情犯罪，清晰的犯罪逻辑和证据链，明显的嫌疑人和责任属性。在刑事工作的领域，似乎只剩下补齐文案，便可以上交检察院了。正因为真的这样简单，我才觉得他的评价话里有话——这位朋友是法医出身的老刑警，警龄很长，而且惜语如金，他这么说，必有特别的道理。 老冯是法医出身，我找他聊案子多在这个方面，而一直没有碰国际刑警这个话题。究其原因，他还是现职，我不能因为想找点儿独家材料就让朋友违反工作规定。 那么，他说简单，却是相对的，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其实很明确，他是说，国际性的案件，处理起来没有一个是简单的，哪怕你看着非常简单。 老冯主动给我讲起了他作为国际刑警处理的第一个案件——对此，我事后觉得他是有意为之，我想，老冯是在借这个机会，让我们真正了解一点国际犯罪和司法审判中的一些有价值的常识。 那是一个发生在匈牙利的案件。我国的一个留学生和一个北欧的女孩儿谈恋爱，双方曾经建立亲密的关系，但因为价值观取向不同，终于还是渐行渐远。后来对方提出分手，这个留学生一怒之下便把对方杀害了，然后在对方警察机关有所动作之前便返回了中国。 基本可以断定这孩子是属于杀人后不知所措，才跑回国来的，倒并不是故意逃避。这是因为回国后不久，他的妈妈便带着他自首了。 缺乏对人情世故的理解，又极端自我缺乏理智，在面对一些应该很容易处理的问题，或人生中常见的挫折时手足无措，一意孤行，最终引发危害社会的极端行为，这似乎是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 虽然生理上早已成年，甚至在学业上早已超越自己的年龄，但却极端缺乏自控、判断和理智思考的能力（或极端自我为中心，无视他人感情与利益到冷酷），在正常情况下似乎应该属于图灵这些异类的问题，却在今天我国的青少年中普遍存在，不能不说是今后教育和社会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匈牙利的案件如此，这次江歌的案件也如此，我们的街头，这样的案件也不少。 回到匈牙利的案件，杀人经过交代得很清楚，自己也认罪伏法，但公安机关对这个留学生的处理却是取保候审。对杀人重案的嫌疑人采取如此态度是不是很不正常？你就不怕他乘机跑掉吗？ 这就是国际犯罪复杂性的体现了。 对司法机关来说，你自首，你说你杀了人，我这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你杀了人，法律是不能惩处你的。而案件发生在东欧，我们的警察既不会接到对方的报案，也没有杀人的证据，所谓自首只是一面之词，在没有取得对其自首内容进行证明的证据前，嫌疑人哪怕说破大天，警方也不应该采信。 如此，除了取保候审以外，还能做什么？法律有法律的原则，在这里便是体现。 按照正常的刑事原则，案件为属地管理。也就是说，这个案子应该是东欧那个国家的警察该管的事情。 但这个嫌疑人本身不是匈牙利国籍，他在当地犯罪，又该如何处理呢？ 这就是江歌案相对简单的地方——尽管嫌疑人和被害人都不是当事国国籍，但案发所在地的警察依然可以按照当事国的法律处理这个案件，和处理本地居民的刑事案件没什么区别。 而老冯处理的那个留学生杀人案就不一样了——嫌疑人回国了。 这时我国的国际刑警工作已经在一定范围开展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既然他自首了，而且承认是在那边杀人的，不是政治案件而是刑事案件，那就引渡给对方处理吧。 这是不可以的。 按照我国《引渡法》的规定（案发当时引渡法还在酝酿中，但处理原则也是一样的），凡我国国籍者不受他国引渡。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抓起来，送给一个外国刑事机构进行处理，这涉及到一国政府对其公民的管辖权问题。 这时唯一可做的，便是我方对此案异地立案，在我国进行审理，而这样一来，案情的核实（比如当地是否真的死了这样一个人）等，都要得到对方公检法部门的协助。 历史上的确有这样的事情，两个某国人在外国杀人，一个跑回本国，一个留在当地，于是两个国家都对此案立案，并分别按照自己的法律进行审理，最后给以相应的判决。 这时候，便是轮到老冯他们出场了——他们要到匈牙利去作工作，核心问题，便是拿回犯罪证据。 这样一个听来顺理成章的事情，对方却合情合理地拒绝合作。 为什么呢？ 在写下和老冯的交流之前，先说另外一个问题。有朋友给我打来电话，问以我所了解的情况，陈世峰如果被认定杀人罪成立，在日本会被判处死刑吗？ 答案可能是很多朋友不能接受的。 应该不会判死。 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熟悉日本法律的朋友曾经谈过，其中主要谈及的是能否确立其谋杀罪成立。其实，即便对陈确认是谋杀而不是激情犯罪，即便证明犯罪手段恶劣，民愤极大，推测也不会判处死刑。 这是因为在日本此前30年，还从未有因为谋杀一个人而被判处死刑的先例，其通常被判处的刑期是12至20年。被判处死刑的案例中，均为杀一人以上或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比杀多人更为严重）的情况。 这是其司法惯例，并不会因某一案件或某一人群或社会舆论而有所改变。 ▲ 2007年，英国女教师林赛在日本被杀，死前惨遭蹂躏和殴打达20小时之久，案犯市桥逃跑。此案引起日本社会各阶层的愤怒（最终是日本普通人通过人肉搜索的手段发现其潜逃线索的），而日本警方也极为重视，在两年中动用了十万警力才最终结案，但其最终也只“从重”被判无期徒刑 所以，这一推论是从技术层面的分析。一个热心的女孩子毫无理由地被杀害了，从我们中国人的法律和道德诉求上，是希望为她报仇的。也许分析的结果离我们期待的正义还有距离，但分析就是分析，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心理预期。 这是我觉得某些国家允许公民拥枪在当地具有合理性的原因——法律能够维护的主要是秩序，你无法对它要求更多。 然而……一个中国人杀害另一个中国人的案件，难道不应该按照中国法律来审判吗？很遗憾，在这种国际案件中，属地管辖权是具有优先权的，只有当案发地的警方放弃了自己的管辖权，或案犯进入我方管辖范围时，才有可能启动我方的司法程序。 老冯到匈牙利处理这个案件，便是这种情况。案件发生后，受害者的母亲联系中匈双方，敦促尽快破案，追缉凶手，对其加以法律的制裁。经双方协定，由于嫌疑人的国籍所在和拘押地所在，最终匈牙利同意由中方实施对这一案件的管辖。 这一决定，在经过一番波折之后，得到了受害人家属的同意。 老冯因此飞赴国际刑警组织总部维也纳，他的任务是与匈牙利方面进行证物移交，包括杀人用的水果刀、DNA检材等，没有这些，我国检察机关无法对这一案件进行起诉。这也是我国第一次和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的创始国发生具体业务。 国际刑警组织的创始国是匈牙利？确切地说是奥匈帝国。1914年，国际刑警组织的前身，是在奥匈帝国皇帝约瑟夫（也就是茜茜公主的那位丈夫）的推动下建立的。约瑟夫提出创立这样一个组织，来进行国际警务合作，解决欧洲的跨国犯罪问题。二战期间该组织曾停止工作，到1946年重新提出再建这一组织，1952年基本完成架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1985年正式成为国际刑警组织成员的。 关于这个组织存在一个误区，总有人认为国际刑警的形象类似于詹姆斯·邦德，是职业冒险家。实际上大多数国际刑警的业务，其主要工作对象都是对方的司法机构而不是直接追捕案犯。所以，老冯工作的对象是匈牙利警方的外事国际合作部部长。 这一过程最初很不顺利。对方要求于我方的文件极为苛刻，甚至让人怀疑有没有合作的诚意，让老冯很不适应。 事后他才理解，这正是对方具有合作诚意的表现——一旦证物交给中方，万一中方不了了之或未给予公平的审判，匈牙利方面也无法再对这个案件进行审判了。理论上这很容易引起受害者家属或者舆论对他们的攻击，因为舆论很难理智地接受司法机关没有证物便无法工作的事实。所以，在移交物证前，他们必须把功课做足，预先把漏洞堵死。 最终老冯看明白了这其中的奥秘，于是针锋相对地提出，如果你们再不提交物证，我方无法提起诉讼，只能将嫌疑人释放，因为已经是超期羁押了。对方这才“被迫”交出了物证。 其实，整个过程中大家合作得十分融洽，并没有谁强迫谁的问题，只是在工作程序上都必须完成必要的交代，我们也是在工作中逐步理解了处理跨国问题的复杂性和操作方法。 老冯对这个案件的处理过程颇为经典，或许以后我会专门找时间来写一下它，便可以体会国际刑警是怎样一个行当了。 因为物证的取得，这个案件最终在北京进行了审判。 结果如何呢？我问老冯。 老冯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注意到我讲过，在同意中国方面进行这一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受害者家属曾给我们造成了一番波折？ 当然记得。 这是怎样一种波折呢？ 受害者的母亲最初担心我们不重视这个案件的侦破，曾发动了欧洲五国的社会团体与我方交涉，吁请我方全力破案。但当我们把犯罪嫌疑人已经自首，且有可能在中国对该案进行审理的时候，那位母亲却希望我们做出一个承诺，在满足这个要求的条件下，她会签字同意该案在中国进行审理。 她要求我们给一个“非死承诺”。 什么？最初我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然而，老冯又重复了一遍——“非死承诺”。 女儿被杀了，母亲却要求不判凶手死刑，为什么？显然，这件事对于我们的警方来说，也是一件颇有些意外的事情，老冯对我讲述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他甚至有了一点异样的感情波动，这对于一个老刑警来说，是很不寻常的。 他说，那个妈妈说，按照他们国家的法律理念，是没有死刑的。他们认为法律没有剥夺一个人生命的权利。她希望中国方面在审判的时候能够考虑这一点。 “她是含着泪对我们提出这个要求的。”老冯说，“她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也没有什么政治目的，就是坚持这个非死承诺。” 最终，杀人者确实没有被判处死刑，这也是符合我国法律的一个判决——杀人者有自首情节，依律可以从轻。 我想，如果没有江歌的案件——好吧，即便有江歌的案件，我不敢保证不会有人用“圣母”一类的词汇评价那位母亲。但是，对比一下这个案件中的杀人者和藏在门后面的那一位，什么是高尚，谁会为自己的民族赢得尊敬，我想每个人心中都有杆秤。 那么，有人会问，对于江歌案，你是觉得不应该去汇集签名要求判死了？ 我先告诉你老冯是什么人。他是法医出身，第一次出现场，遇到的便是一具腐尸。而他就抱着这具腐尸从地下井中走出来——他在那具腐尸的耳边说了一句当时只有自己听见的话：
一个带着这样正义感进入司法之门的老刑警，信奉的便是正义之剑，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他不会同意瑞典那位母亲的理念，但会尊重她。 他被感动，是因为那个母亲的善良，更因为她对自己信仰的坚持。 瑞典的那位母亲坚持不判凶手死刑，是因为她信仰人的生命不应由法律来剥夺，这是她对信仰的坚持，我们汇集签名要求判凶手死刑，是因为我们坚信恶行必当以同等偿还，这是我们对信仰的坚持，我们的信仰不同，我们的本心一样。 也许，在日本的司法体制下，某人不会被判死，但你千万不要再回到这个国度，在这里，我们依然有一种权利，叫做追加审判权，中国从来没有放弃过！ 你千万别回来吧，每天夜里，那个冤死的灵魂，都在这里等你！ 完 在我们的国人中，如今已经有一些人习惯以最冷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同胞——错，是以最冷酷的方是对待所有人，而不以为耻。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