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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信的一生跌宕起伏，从“贫无行”的流浪汉，到“略不世出”的大将军；从功高震主的齐王，到身陷囹圄的犯人，驰骋疆场、功无二于天下的一代名将最终死于妇人之手，死无其所，怎不令人扼腕叹息。有人说韩信的悲剧是历史造成的，是封建君主唯我独尊意识的牺牲品，这一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封建帝王具有极度自私的排他性防范心理，这种心理在天下未定时暂时地收藏起来了，而一旦“天下一统，四夷皆伏”，便破土而出且茁壮成长，功高震主者的悲惨命运就在所难免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千千万万之“韩信”们的血液奔腾呼啸，仿佛就在我们的耳边回响，形成一个共同的旋律，而这共同的旋律，又是由不同的乐章组成的，因此说，要认识韩信，就不能不考察韩信之为韩信的地方，品一品韩信乐章独特韵味。 韩信是矛盾的统一体，有时“忍”字当头，有时“不忍”泛滥，“忍”与“不忍”贯穿一生，彰显其鲜明的个性。
且看“忍胯下之辱”与“不忍南昌亭长之怠慢”，都发生在韩信落魄时，同一个人，前后表现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高高大大、身带佩剑的韩信在众目睽睽之下趴下来从一无赖胯下爬过去，是因为他不愿用自己壮志未酬之躯去换一条泼皮无赖的命，英雄要干大事的抱负使他无视无赖的羞辱，一笑而过，大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英雄气魄。当南昌亭长妻因厌恶他长期蹭饭而不为他准备饭筷时，能忍胯下之辱的韩信的第一表现是“怒”，非常的愤怒，然后是“绝去”，再也不去了。韩信不能忍受南昌亭长的有意怠慢，是因为羞辱他的人不是无赖，而是胸怀仁义道德、身为一乡之首的“国家工作人员”，这种怠慢极大地刺激了韩信的自尊心，胸中的大志极度地膨胀漫延，最终爆炸，“不忍”乃成。这里的“忍”与“不忍”是统一的，折射出他不甘沉沦的远大抱负，胸怀大志的将者风范。这里的“忍”与“不忍”也是韩信走向发达的精神力量。没有这里的“忍”与“不忍”，历史的长空就不会闪现驰骋于战场上的一代名将的耀眼光芒。
如果说前面的“忍”与“不忍”促成了韩信的辉煌，那么接下来的，就是韩信悲剧的导火索了。“不忍无王封号”索要齐王称号，“忍蒯通之说”丧失时机，沦为阶下囚。一个功勋卓著、追求名誉地位的能臣勇将为什么在权力面前会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呢？ 且看韩信在忍受了胯下之辱后的辉煌：亡楚归汉，登坛拜将，定策汉中，擒魏取代，破赵胁燕，东击齐，南灭楚于垓下，赫赫战功无人能比。韩信的威信与地位已达到顶峰，只需隐忍与等待，说不定刘邦一高兴，还能给他更大的权势，就像“以神仙自脱”的张良，“以谨畏自保”的萧何，从始至终都能获得汉王乃至其妻子儿女的宠爱。韩信却与他们大相径庭，其大大咧咧的行为让刘邦非常恼怒。汉王刘邦被围困在荥阳，盼望着韩信带兵来解困时，结果盼来的是韩信请求自立为代理齐王的书信，能不恼怒吗？此时不仅是刘邦大怒，读史者也不禁倒抽一口凉气：“略不世出”的韩信在政治权谋上怎么如此地近视如此地小儿科呢？难道说思维缜密的他就没有想到此举会带来什么后果？思来想去，无非得出以下结论：一是韩信确实追权逐利。这也无可厚非，中国封建时代，加官进爵是每一个有志之人的人生追求，也是当时判定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韩信有这样的想法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其二是韩信如此不避嫌疑地提出做代理齐王的要求，显示了他对自己的文韬武略很自负，又沉溺于自己建立的赫赫功绩，不能对帝业已成的刘邦的唯我独尊意识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其三说明韩信非常信任刘邦。韩信初时侍奉项羽，不被重用乃投奔刘邦，当刘邦诚实地认为自己确实不如项羽时，韩信拜了拜很是佩服，从此一心一意跟定刘邦，认为他是爱才识才用才的真正的王者，真正的王者又怎会小肚鸡肠地计较他的微小不恭呢。
韩信在刘邦的困境时刻自求为王，无疑是一重磅炸弹，在刘邦的心中投下了封王自重的阴影，然而“不过能将十万”的刘邦极具政治家的气魄和权谋，欲擒之，故纵之，兼抑之，因此有封真齐王、去齐王改封楚王、去楚王降为淮阴侯的一系列动作，前后落差之大让天真的韩信始料不及，极度郁闷。齐人蒯通审时度势，力劝韩信反。在此之前，已有武涉劝反，韩信不予理会。高明的蒯通反复设喻，句句不离韩信的自身利害，言辞恳切，韩信不是一点也不动心,但最终还是忍了下来，留下千古遗恨。假若此时韩信听从蒯通之劝，起兵反汉，成功的机会不是没有。然而心高气傲的韩信为何就这样坐失良机了呢？此时的“忍”字反映了特定时代正统价值取向在韩信身上留下的烙印：韩信是“重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仁”是儒家伦理道德学说一以贯之的唯一原则，被历代君臣视为最重要的政治价值取向。韩信的“不忍背汉王”既因为他不忘知遇之恩，更因为他不能挣脱“仁”这一传统封建价值取向的束缚。因为顾及“仁”，韩信才在个人权欲与唯汉命是从的的思想斗争中选择了后者，从而给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又添了惨烈的一笔，让后人平添一份惋惜与哀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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