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贿赂犯罪中的“特定关系人”与“关系密切的人”

 anyyss 2017-11-16



在惩治贿赂犯罪不断严密的法网中,伴随着(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到特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再到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进程,相关概念也同时纳入刑事法律视野。特定关系人关系密切,可以看到法律对贿赂犯罪打击由侧重形式认定向重视实质判断的脉络,也同时引发了理论上的争论与实践中的困惑仅仅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界定上,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特定关系人关系密切相互换用的情形,无疑又进一步增加了司法准确定性的难度。也许,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会是解决难题的一条途径。

一、概念提出的背景与指向  

2007年,“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了“特定关系人”的概念。《意见》第十一“关于‘特定关系人’的范围”规定:“本意见所称‘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意见》第七“关于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问题”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从内容上看,《意见》“关于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问题”与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第(五)条关于“共同受贿犯罪的认定”一脉相承,即“根据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应当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取决于双方有无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收受了他人财物,仍按照近亲属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应认定为受贿罪,其近亲属以受贿罪共犯论处。近亲属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构成受贿罪共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指定他人将财物送给其他人,构成犯罪的,应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也就是说,“特定关系人”概念的提出,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直指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利用与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定关系谋求非法利益的行为。概念的指向主要是根据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围绕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行为如何确定罪名并处罚的问题。换句话说,“特定关系人”用于定罪处罚的基础是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是在构成(共同)犯罪的前提条件下,适用罪名与决定刑事责任问题时的概念。

 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其中又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关系密切的人”。《刑法》第388条之一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

因此,“关系密切的人”是一个立法上的概念,使得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进行受贿的行为进入到了刑法的打击范围。概念的指向在于根据刑法有关犯罪和刑事责任的规定,将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收取请托人财物而国家工作人员对此不知情的情况下,是否将该行为作为犯罪处理的问题。也就是说,“关系密切的人”用于解决罪与非罪(而非罪名)问题,是在罪刑法定原则要求下,解决非国家工作人员因为不具有特定身份而无法单独构成犯罪并追究其刑事责任问题时而使用的概念。

二、概念之间的交叉与包容  

无论是“特定关系人”还是“关系密切的人”,在定罪处罚时,均必然与“关系”的相对方——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或公权力产生关联。正因为如此,“特定关系人”与“关系密切的人”之概念在使用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交叉,甚至是重合。

其一,近亲属既是“特定关系人”,也属于“关系密切的人”。《刑法》中没有对近亲属概念的界定,《意见》和《刑法修正案(七)》也未曾涉及。《刑事诉讼法》第106条则规定了“‘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最高法院在有关民事、行政诉讼的解释中,也分别对近亲属的范围进行了划定。尽管这些规定各不相同,也可能对刑事司法认定“近亲属”带来难题,但从《意见》和《刑法修正案(七)》惩治贿赂犯罪的实质看,“近亲属”在“特定关系人”和“关系密切的人”概念中,仍然可以在外延上统一范围。



其二,近亲属之外因血缘、婚姻、性所产生的“特定关系人”与“关系密切的人”可以互相重合。依《意见》规定,近亲属之外的特定关系人是指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等两种情形。前者是基于违反公序良俗而产生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因此成为“关系密切的人”并不存在世俗观念障碍;后者因为共同利益而产生。在《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之外因血缘关系(例如五代以内的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的旁系血亲)、姻亲关系(例如与配偶有血缘关系的五代以内的直系血亲)形成关系密切人时,通常也会发生共同利益成为“特定关系人”。

其三,“关系密切的人”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可以成为“特定关系人”。从实践中的司法案例看,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形成密切关系,非因血缘、婚姻和性,则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由共同利益,包括因为某种共同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等而与国家工作人员形成紧密关系,相互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二是基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轨迹而形成的情感或利益关系,包括老乡、同学、战友、同事、师生、司机、秘书、牌友等各种关系。因此,关系密切的人一般难以预先设定,种类较多并不固定。《意见》界定的近亲属、情妇(夫)之外的“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一般认为强调的是经济利益关系,即上述两种主要类型的“关系密切的人”,当具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关系时,可以进一步认定为“特定关系人”。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特定关系人”通常包含在“关系密切的人”之中,两者因血缘、婚姻、性而交叉,因共同经济利益关系而重合。

    三、概念内涵的区分与界定  

尽管“特定关系人”与“关系密切的人”因对应的原因而包容,但这也仅仅是形式上交叉重合。实质意义上,两者之间也有诸多的差异存在。除前述刑法依据与问题指向不同外,区别点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1.适用具体法条不同。“特定关系人”适用于《刑法》第385条和第388条;“关系密切的人”主要适用于《刑法》第388条之一。《意见》中,依照“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规定,“特定关系人”只会涉嫌受贿罪;依照“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规定,“关系密切的人”如果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并共同占有财物时,也可以构成受贿罪(即有观点对这种情形论证结论为: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则按照“择一重罪处罚原则,选择适用受贿罪或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本人赞同之)。

2.关系内涵立足点不同“特定关系人”立足于共同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解决好国家工作人员指定第三人受财带来的司法困惑。因此,“特定关系人”的内涵关键在“共同利益”认定,核心在于以财物占有为纽带表现出来的经济利益往来或“利益共同体”的形成,纯粹的同学、同事、朋友、战友关系都不属于共同利益关系;“关系密切的人”侧重立足于情感关系,对依附于公权力、利用与国家工作人员的情感关系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加以严格控制。因此,“关系密切的人”的内涵更注重职务“影响力”,核心在于行为主体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即相互影响力。

3.构成犯罪条件不同。“特定关系人”构成犯罪以“共同犯罪”为前提,即直接依附于关系相对方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与财物产生对价关系,无论该国家工作人员是为行为人谋取正当利益还是不正当利益,均可对法益产生侵害从而构成犯罪;“关系密切的人”主要系独立成罪,并不当然直接依附于关系相对方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具体职务行为而对法益产生侵害,并且,该第三方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须以为行为人牟取不正当利益为前提。

4. 罪质特征表现不同。“特定关系人”共同受贿犯罪的本质特征仍然是“直接权钱交易”,即以公权作为权钱交易的对价,直接体现出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故意,利用了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权力所形成的便利条件。无论特定关系人在犯罪中的作用如何,行为整体仍直接受到国家工作人员控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表现为“间接权钱交易”,构成本罪无须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意志的介入,只是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如隶属关系、同事关系等,其行为过程并不当然受国家工作人员控制,或者更多地只是利用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不作为,交换请托人的财物。

5.司法认定标准不同。“特定关系人”的认定标准易于把握,主要依据证据和事实认定;“关系密切的人”认定标准更多地属于自由裁量的范畴,或者说是一个综合标准。由此,行为人是否成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关系密切人,通常就是司法判断的焦点。特别是在表面形式上两者交往可能密切,但是否能够在情感上足以对国家工作人员产生影响,主要依赖于社会经验考量。问题还在于,密切关系的形成通常伴随着一个较长的过程,控方能够举出证据证明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辩方也会证明二者其实关系并不密切,在相关证据出现冲突的情况下,司法是否可能适用“有利于被告”原则也备受关注。

6.犯罪证明要求不同。“特定关系人”构成共同受贿犯罪,既需要法定犯罪构成要件为基础依据,还必须同时运用共同犯罪的刑法规定,但一般只需证明与国家工作人员有无通谋,无须证明其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占有”请托人财物,法律上即因为“共同利益”而推定双方共同占有;“关系密切的人”如果以共同受贿论处,必须在证明通谋的同时还要证明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占有财物,当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论时,则一般无须运用共同犯罪的刑法规定证明通谋要件,只需证明单独犯罪的主观故意与收受财物。



    本站是提供个人知识管理的网络存储空间,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不代表本站观点。请注意甄别内容中的联系方式、诱导购买等信息,谨防诈骗。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一键举报。
    转藏 分享 献花(0

    0条评论

    发表

    请遵守用户 评论公约

    类似文章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