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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的冰与火

 轻轻徐风 2017-11-16




记得在没有看下面这部纪录片之前,印象中的大同还是地理上的煤炭城市,历史上的鲜卑旧都,以及并不如龙门、莫高闻名的云冈石窟这些字眼。一次机缘巧合,在硕大的山西卫星图中游走时,便被那方极为规整的城池所吸引,难道这是保留至今尚且完好的旧物?在现在的中国,二三线城市中存在完整古城墙的屈指可数,一时间我对大同的印象提升了好几个层次。

历史的恢宏之感,不管用多少文献记载,也比不过眼前这一真真切切存在过的一砖一瓦,一坊一市,这也许就是古城的魅力

而这一甜头很快在真相的刺激下变得五味杂陈。



金马奖最佳纪录片《中国市长》节选



从太空看大同古城

然大同最灿烂的时期是由少数民族鲜卑族掌权,但现存的城墙同绝大数城市的城墙一样,是明清城墙的遗存。大同作为京畿屏藩,拥有极为重要的军事意义,明洪武五年,大将徐达在前朝城墙的基础上增筑,形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城墙。

墙的修缮巩固与荒废凋零往往与战争有着直接的关系,明朝末年,随着明王朝与蒙古鞑靼部的议和,大同成为双方互市的场所,明朝城墙迎来第一波衰退期,这样的衰退其实一直在持续,直到耿彦波走马上任。

位对中国文化有着极其高涨热情的一把手,在上任后很快就推翻了以前对于旧城的改造规划,将古城的保护、修缮以及复建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修缮从城墙夯土墙的包砖开始,到城内法华寺在内的古建,耿彦波期待在其5年任期内可以将大同古城修缮完毕,再现当年边境繁华古都的风貌。

然中国有着自上而下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能够最快的将行政命令付诸于行动之中,但五年内建设好一个新的“古城大同”显然是一个不太现实的理想,更何况还有来自于民众的强大阻力。



如影片中所说的,主要集中了居住、文化功能的古城复原拆迁,向商业、旅游功能过度需要将500000人搬迁异地安置,这占了大同市总人口的30%,50万人中倘若只有1%的人是反对的,那也有5000人之众,但实际上我们并不能如此简单的来算这一项大工程所带来的影响极其受到的阻力。



局无非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拿到自己满意补偿,搬迁至新环境下的居民大概眼中只有古城崛起的新面貌,而在这场利益竞逐中得不偿失的人们则困顿在这座冷酷无情的砖石监狱中,至于那些与他们利益丝毫不沾边的普通民众而言,大概只是多了一个谈资而已。

到有关大同这个城市最核心的问题上来,如此大规模的拆迁重建工程是否得当?相信大多数人会被文章最初那部纪录片的沉闷压抑的情节所影响而偏向于否定的答案,这也许也是影片最成功的地方。


“太折腾,太劳民伤财!”这样的答案似乎正在被大多数人急于说出,巧合的是,相似的回答也出现在高铁修建、承办奥运、载人航天、三峡、南水北调等等这些国家特大工程上面,只不过前者似乎离我们更近些,而后者带来的经济利益、自豪感似乎也能大大减弱这些项目的负面效益,前者大多数人更能感同身受,毕竟“拆迁”每天都在发生。

当这一切放到古城保护这样一个短时间见不到经济利益甚至是文化意义的话题上来,我们也便有了更多可以“膨胀”、“发酵”的不满感。在过去的40年甚至是70年来,我们在对待传统古城的态度何尝不是恪守“不折腾”这一理念,大而化小,小而化了,从无视一个过气文人的破败院落,到无视一个古代文豪的气派故居,我们仅用了多长时间?结果又是如何?

或许,我们也应该在文化上折腾一下了。


同,现在已经和耿彦波这个名字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这项极度个人喜好色彩的造城运动,将这位中国市长推上了风口浪尖。过去,是“时势造英雄”的时代,现在我们还需要这样个人主义色彩明显的“英雄”吗?学过历史和政治的人大概都会背过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但倘若没有“英雄”,时代应该还会进步,只不过会慢些。如果耿彦波是中国的首席城市规划师,那他或许将背上更多的荣誉和赞美,但却无法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可现实中他却是政治代表,一个极度敏感的身份,在怀疑和怨言中推动了一项看似很不专业、极其做作和表面化的工程,将古城保护的问题及其复杂性又一次赤裸裸的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同有了耿彦波,赶上了最好的时代,却也是最坏的时代。

论怎样,再现行的中国制度面前,这都不能说是一次完全失败、没有意义的探索,下一位耿彦波或许会做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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