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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要是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学内容整理（考通第八章）。这一时期各地考古学面貌纷繁复杂，但又有很强的民族特色。复习时既要有宏观思维，也要能够对这一时期的重点内容（考古学分期、城址、墓葬、文化艺术等）有具体认识。命题方向以名词解释为主。建议结合《魏晋南北朝考古》（罗宗真）、《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贺云翔）、《考古学概论》（栾丰实）等相关学术著作学习。 就考古学而言，这一时期，不同的政权的都城在规划思想和功能设计方面各呈个性，中原地区则出现了从东汉的南、北多宫城制向单宫城制的转变。曹魏邺城考古见证了这种转变的完成。单宫城制自出现之后，一直规范着此后两晋和南北朝直到宋元明清的都城宫城制度。 东晋都城建康出现的郭城、都城、宫城三种城垣及多重宫垣之制，北魏都城平城和洛阳先后出现的里坊制都对后世都城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这种不断对都城甚至都城之外的其他城市设立重重城垣和坊墙的制度提高了城市的防御能力，保障统治者生命安全，加强城市内部管理的作用，但是它也严重限制了城市内居民之间的自由流动和商业的流通，大大降低了激发城市发展活力和不断引领社会繁荣的功用。 本期在帝王陵葬制和一般墓葬制度方面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在帝陵制度方面，从秦汉帝陵的大肆营造和过分铺张，到提倡薄葬，不封不树，不立寝殿、园邑，开启一带新风。不过，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和传统陵制的复兴，到南北朝时期，逐渐又发育出不同政权体制下的帝王陵葬制。这些方面既有别于汉代陵制，同时又为隋唐帝王陵制开创诸多因素，成为本期重要文化特色。 从物质文化方面可以发现，当时南方地区的青瓷业独领风骚，几乎刷新了秦汉以来的物质文化面貌，并且在北朝后期也引发了北方地区瓷器尤其是白瓷的兴起，从而为我国隋唐时期瓷器业全面发展和“南青北白”瓷业格局的出现写下了不平凡的开篇之作。其他如青铜业、钱币业、金银加工业等都有一定程度发展。总之，南北方地区社会经济的共同进步，为隋唐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外文化即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大融合的奇观（石窟寺、佛教寺院、造像等）。在佛教的刺激下，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文化体系也逐渐成型，加之儒、佛、道的碰撞和交汇，使这一时期的各类文化现象呈现出时代的巨变和文化上的逐步整合。这正是后来高度发达的统一的隋唐文明得以产生的强大思想根基。考古学为认知这一过程提供了具体而微的科学解释。 Ⅰ、城址考古 邺城遗址位于今河北省临漳县和河南安阳县的交界处，其中曹魏所建邺北城遗迹大都在今漳河以北，东魏所建邺南城在漳河以南。 曹魏所建时期所建都城。曹魏邺城的平面布局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以建春门和金明门之间的东西大道为界线，将全城划分为南北两区。北区中部为宫殿区及中央衙署区，西面是铜爵园（王家园林区）及军事堡垒，东面是高级贵族居住的“戚里”。南区是一般衙署和城市居民生活区（划分为长寿、吉阳、永平、思忠四里）。邺北城又以中阳门大道为全城的南北中轴线，这条大道北面与建春门——金明门大道相交，实际又构成了“T”字形的城市主干道系统。这种“T”字形城市纵、横轴线布局对此后中国的都城格局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是直到明清时代，它仍是都城主轴线和骨干道路的构造模式。曹魏邺城布局，改变了汉代以来的都城宫殿区分散的布局，中轴线的形成使平面布局更为对称和规整，这种平面规划，对北魏的洛阳城、东魏的邺南城、隋唐的大兴城和长安城的规划，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标志着中国都城发展史的一个新阶段，也见证了多宫城制向单宫城制的转变。 东魏所建都城。邺南城文献记载有14座城门，南北各三，东西各四。经实地勘探，已探出东、西、南三面城墙，其北城墙利用了邺北城的南城墙，城西南、东南角均为圆角。在东、西、南三面城墙外部发现有加强防御的马面设施，并有环绕城墙的护城河。 邺南城的建筑空间并不是完全的中轴对称布局。即南起朱明门，北达宫城内主要宫殿的中轴线，虽然将宫城分成了东、西两部分，但东半部分明显大于下半部分。东魏始建的邺南城的规划受到北魏洛阳城的直接影响，但同时也传承了邺北城的某些制度因素。这种集大成的特点使它成为隋大兴城，唐代长安城规划的直接渊源。 北魏拓跋珪于天兴元年（398年），将都城从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之北的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为盛乐城遗址）前往平城（今山西大同），至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十八年（484年）迁都洛阳，其间历6帝7世，北魏以平城为都达97年，在都城的宫殿、城郭、府署、庙社等建设方面均取得巨大成就，尤其是首开中国里坊制度，给后世都城格局制度造成了深远影响，对北魏社会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北魏平城是在汉代平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有内城（宫城）、外城、外郭城三重。城内发现大量夯土建筑基址。如大同操场城街北魏一号建筑遗址，明堂辟雍建筑遗址。其中，明堂辟雍为史书记载落成与太和十五年（491年）。经钻探，整个明堂遗址的外部为一个巨大的环形水渠，亦即“辟雍”。遗址中还出土少量兽面纹瓦当，磨光黑色筒瓦，板瓦等。很多瓦上都有刻画或戳印的文字。明堂、辟雍建筑遗存的发现，对研究北魏和汉唐之际都城的“明堂”礼制建筑形式及其演变均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中国周、汉、曹魏、西晋、北魏等王朝都城遗址。曹魏、西晋和北魏洛阳城实际上是沿用了东汉洛阳城，加之该地在汉魏两代最为繁荣，学界又经常称之为“汉魏洛阳城”。位于洛阳市东。 现存都城遗址平面为长方形，南城墙因洛河北移被水冲毁，北、东、西3面城墙保存较好。城墙夯土版筑，部分城墙发现有向城外突出的墩台，似后世城墙所筑马面。城墙外侧有护城河遗迹。初步探明了大城城垣、门阙、街道、护城河。大城西北隅的金墉城范围和布局。大城东北角的殿台仓厩。宫城范围及部分宫殿建筑基址。宫城西南的永宁寺遗址。大城南郭的灵台、辟雍、太学等遗址范围和部分殿台建筑遗址。 西城墙探出5座城门，由北向南依次为承明门、阊阖门（上西门）、西阳门（改建）、雍门（北魏时废）、西明门（广阳门）。北城墙探出2座城门，西边为大夏门（夏门），东边为广莫门（谷门）。东边城墙探出3座城门，北起第一门为建春门（上东门）与阊阖门相对，第二门为东阳门（中东门）与西阳门相对。第三门是青阳门（旄门）。文献记载的南城墙有4门，自西向东为津阳门（津门）、宜阳门（小苑门）、平昌门（平城门）、开阳门，现已无迹可寻。（括号内为东汉时期） 城内共钻探出东西横街4条，南北纵街4条，基本都与城门相连。其中，建春门——阊阖门是一条横穿宫城的主干大道。东阳门——西阳门，从宫城南侧通过，将全城划分为南北两半，北起宫城南门向南直达洛河边宣阳门应为该期“铜驼街”。街道两侧发现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
重要遗迹发现有永宁寺（宫城西南），灵台位于南城墙平城门（东汉）大道西侧（灵台是汉晋皇室用来占星云，卜凶吉的地方，也是研究天文、气象的专门机构，是我国发现的 一座中最早的天文观测台遗址）；明堂、辟雍等礼制性建筑。明堂为太子之庙，是皇帝祭祀祖先接受臣下朝觐的地方，位于灵台之东。辟雍是封建统治阶级“行礼乐，宣德化”的地方，位于明堂之东；太学。（中国最早大学，创于东汉光武帝，“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在此出土）。 洛阳城自汉代至北魏时期的变化 汉魏洛阳城的形制自东汉到北魏变化不大。 一、东汉时期洛阳城平面略呈长方形，共有城门12座。其中西门有3座，南门有4座，东门3座，北门2座。城内主要宫殿为南宫、北宫，东北隅太仓、武库，中部西侧为金市。城外东部有马市，南郊有南市 二、曹魏和西晋洛阳城，依照前制，只是在魏明帝时在洛阳城西北角增修了金墉城。 三、北魏时仍利用东汉、魏晋的城墙和城门，只是把西城墙中间的雍门向北移了约500米并改称西阳门。在西城墙北端靠近金墉城处又开一门，称承明门，在城内废除了东汉以来南北宫的制度，建立了单一的宫城，街道也有些变更。 四、北魏时期宣武帝于景明二年（公元501年）增修外郭城，号称“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有320个坊及大市，小市等工商业区，范围极广，东汉以来的旧城成为北魏洛阳城的内城。 金墉城 曹魏明帝建于洛阳城西北角的重要城堡型军事要塞。一度也是皇帝宴乐和居住或废主弃后幽居的场所。有三座小城构成，从北向南依次排列，北依邙山，南连大城，城垣宽厚，地据险要。这三座小城其实是不同时期建筑增扩的产物。甲、乙两座小城的建造年代不早于北魏，仅丙城才是曹魏明帝是创建的“金墉城”。而甲、乙两小城的建造年代应是北魏至唐初文献中记载的晚期金墉城。 Ⅱ、帝陵考古 依山为陵，不封不树，不建寝殿，不设园邑，不通神道，地面上不留任何痕迹。对秦汉以来的厚葬之风是依次很大的打击。 基本沿袭曹魏制度，也没有回复陵寝制度和上陵的礼仪。 北魏帝陵均为砖石结构，建筑材料皆以特制的优质青砖为主。墓室结构都是由墓道、前甬道（或称前室）、后甬道、墓室四部分组成。墓壁无壁画。随葬器物中包括陶器、瓷器、铜器铁器和一些小件饰品等。墓葬既显得简朴，又不失壮观，雄浑，庄严的气氛。坟丘从早期的方形向晚期圆形演变，方形的霉变长和圆形的直径都在一百米以上，正和“魏制”，即六十步。各代帝陵都在一处，陵墓之间仍采用了昭穆制的排列方式。墓内有宠臣陪葬。 西魏、北周帝王陵均为长斜坡墓道，多为天井，土洞室墓；多无封土；墓室多有后室，后龛或侧室；多无地面石刻；随葬品中均有大量造型风格相同，大小相若的半模陶俑，陶俑的种类和组合也大体相同。 东魏、北齐帝王墓葬的平面结构都是长墓道砖砌单室墓，由墓道、甬道、墓室组成；墓室前方都设置石门；墓室内部有壁画，墓道，甬道以及出行依仗图为主；出土大量随葬品。 综合上，东魏、北齐继承了前代的帝陵制度，一方面地面有圆形陵冢，陵冢四周有陵垣，单墓室制，长坡形墓道，砖砌墓室，青石铺地，有大量以陶俑为主的随葬品，并进一步融合佛教艺术，流行散花、莲花等装饰图案。另一方面在墓室结构方面也有所变化，首先是将以前的前、后甬道缩小，形成南北两段，以石门隔之，其次是墓室开始满饰壁画。 南朝帝王陵墓的地下玄宫部分平面呈凸字形，由排水沟、甬道、墓室等构成，墓前有长长的排水沟。由于南方气候潮湿，地下水位高，为防止墓室积水，必须采取特殊的人工排水设施。排水沟一般都是一端起自墓室，经甬道一直通向墓前水塘，长度均在百米以上。甬道内设一进或两进石门，大抵是帝后一级设两进，王侯一级设一进。门额以浮雕各类人字形拱为最显著的时代特色。流行双人合葬，砖砌墓室规模宏大，最长将近7米，最高达6米余，均为大型单室券顶结构。 墓上建筑颇具时代特色。一般而言，神道与陵墓位于同一条轴线上，神道两侧排列石兽，华表和石碑。六朝陵墓前的水塘也是区别于其他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其作用主要是用于蓄积墓内泄水，也有推测可能同时具有“堪舆术”中“风水塘”作用。 帝陵墓壁多装饰拼镶砖画及壁画，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羽人戏龙等大型砖画，而王侯一级墓葬多用各种类型的花纹砖装饰。 Ⅲ、各地区墓葬 南抵淮河，北迄燕山，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区域。 主要分为三期。曹魏、西晋时期（公元3-4世纪初）；十六国至北魏迁洛以前（公元4-5世纪末）；北魏迁洛至北齐、北周（公元5世纪末-6世纪）。 一、曹魏、西晋时期 曹魏墓葬在形制结构方面，保持了东汉末期特点。多为斜坡墓道，甬道，耳室和长方形前室，长方形后室的砖墓。这时期墓葬与东汉相比，不论是墓葬结构还是随葬器物，都有简化的趋向。西晋墓葬以洛阳为最多，已从多室墓向单室墓过渡，这一时期具有前后室的双室墓减少，多为单室方形砖墓和长方形竖穴洞室墓。 二、十六国至北魏前期 均为带长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墓道壁流行设置生土台阶，大型墓往往带一长方形天井。墓室以单主室和主室带侧室占主流，主室平面均呈四方形，攒尖顶或穹窿顶。后室、侧室平面多呈长方形或梯形，平顶或弧顶。封门分砖质和土坯两种；流行多人合葬墓，尤以2-3人的夫妻合葬墓最常见；随葬器物以牛车，鞍马，侍俑为主，其中的女侍俑，铠马和牛车机具时代特征。 三、北魏后期至北齐、北周时期 这一时期墓葬一般是有墓道、甬道、墓室等部分组成。墓顶基本上皆呈穹庐式或四角攒尖顶。可分为砖室墓、石室墓、土圹墓三种。 北魏迁洛以后，大型的双室墓，多室墓很少发现，单室墓增多。东魏北齐时，砖质单室墓是关中地区贵族官僚墓葬的流行形式，西魏北周时期流行带天井的土室墓。 墓内装饰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壁画上，北魏平城时期和北魏居洛时期，墓内壁画较少见。到东魏、北齐时期墓内壁画较为盛行。不仅大型墓葬内有丰富的壁画而且规模较小的墓也都绘有不同程度壁画。 墓葬结构上，庭院屋宇化倾向得到发展。一是表现在北魏晚期以后，墓葬的门墙顶上出现了砖刻或木刻的屋宇结构。二是表现在墓葬总体结构上有庭院化倾向。另外，这一时期墓葬开创了隋唐墓葬多天井，多小龛，多屋舍型葬制的先河。 这一时期的随葬品以陶俑为最多，包括武士、仪仗、男女侍从等三大类。 嫩江，辽河以西，长城以北。西迄新疆以东的广大地区，主要是慕容、拓跋鲜卑墓葬。其次是河西魏晋十六国墓葬。 一、鲜卑墓葬（以冯素弗夫妇墓为代表） 使用头宽脚窄的墓穴和棺椁下葬死者，一些墓穴的宽端顶部设二层台或一侧设龛。台上和龛内陈放随葬的器物和殉葬家畜；使用牛、马、羊、狗等家畜殉葬，往往是使用肢解家畜头和蹄作象征性殉葬；随葬铜斧和铜戒指等具有草原色彩的器物；随葬陶器的表面往往饰有暗纹。 二、河西魏晋十六国（甘肃、嘉峪关一带） 考通P473 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包括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及云贵川黔地区。 一、世家大族墓 墓葬选择十分讲究风水。多分布于土山、丘陵的半山腰。士族门阀生前聚族而居，死后仍聚族而葬，拥有大片土地，其他族不得侵占。家族墓地内各墓的排列方式有三种，一是一行排列式，二是前后排列式，三是综合排列式。家族墓地内各墓的排葬次序依照长幼尊卑的辈分。 二、一般墓葬（长江下游地区，包括以南京为中心的江苏以及相邻的安徽、浙江地区） 孙吴西晋时期的砖室墓可分为多室墓、双室墓和单室墓三种类型。多室墓数量不多，但规模庞大。双室墓数量较多，最常见的是平面呈“凸”字形的前后双室。单室墓一般规模较小，分“凸”字形、刀形、和长方形三类。综合来看，这一时期砖室墓类型多样，大中型墓盛行多室墓和双室墓，墓室、甬道一侧或两侧常附耳室或侧室。 东晋时期墓葬类型趋于统一，鲜见此前的多室墓和双室墓，平面呈“凸”字形的单室墓成为主流。 南朝时期砖室墓主要是凸字形和长方形单室券顶结构。 辽河以东、鸭绿江以北地区。这个区域内主要发现的是魏晋十六国墓葬和高句丽墓葬。 一、魏晋十六国墓葬 以辽阳地区为代表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公元2世纪-3世纪初）整体上看，大都用石板、石块砌筑墓室，砖筑墓室少见。墓葬结构多用石板支砌的平顶多室墓，室内有彩绘壁画。葬制方面，除使用漆木棺外，开始流行将尸体陈放在尸床上的无棺葬，头枕两端起翘的石灰枕。 后期（公元3世纪-4世纪）墓室仍用石板支砌，结构与前期相同，唯墓顶改为前室从四壁上部用四层石板抹角叠砌，中间形成方形室顶，再以石板盖之。壁画题材大多与前期相同。葬具用木棺，随葬器物仍以陶器为主，也有少量青瓷和钱币。
二、高句丽墓葬 考通P475 Ⅳ、遗物 制瓷工艺有了很大进步，主要生产青釉瓷器。以浙江越窑的青瓷质量最高，胎呈灰白色，质地致密，釉色均匀。西晋时婺州窑为了弥补胎质粗糙的缺陷，还应用化妆土。在青釉瓷器上还出现了饰褐色点彩或彩绘的新工艺。东晋时浙江德清窑的黑釉器，色泽光亮，犹如漆器。北朝后期，在北方出现了白釉瓷器，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中出土的白瓷器，釉呈乳浊淡青色，说明它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时期江浙地区的窑炉，仍采用龙窑，北方地区则用馒头窑。在成型技术上，普遍采用轮制拉坯及拍片、模印、镂雕、手捏等多种方法，出土的大型青瓷莲花尊、鸡头壶、狮形烛台、蛙形水盂、虎子及各种人物、动物俑等都反映出成型工艺的水平。一般器物的器底多较厚重，以适应叠装烧造时的承重力，避免器物变形。 墓志 一般出现于帝王陵和世家豪族墓中，按质地可分为石质和砖质，其作用和墓碑一样，是把墓主人的生平，埋葬情况和后人对他的颂扬祝福刻于石上，埋之于地，以期千秋万载，永世流传。不同的是，墓碑大多是树于地上的，而墓志则埋于地下。墓志的出现晚于墓碑，它的起源应在西汉，至东汉时期还存在简略的具有早期特征的墓志，而大量汉墓尚无墓志发现，发展很不平衡。可见，在汉代随葬墓志并未形成制度。进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墓志逐渐增多，尤其是北朝墓志出土最多。此时墓志形制日趋定型，在上层社会逐渐得到了普遍使用。
地券 地券实际上是墓主人所执的“证券”，也可说是一种“所有权证明书”。已出土的地券从内容上可分为实在使用的地券，迷信用物以及更为广泛使用的物券和奴婢券等三类。从地券质地来看，一般可分为铅铸、砖刻、木质。铅铸最多，砖刻较少。 实用地券，除刻死者姓名外，主要刻死者拥有的土地数量和购买土地时所用的钱数。这些地券是一种具有法律意义的契约凭证，肯定了官僚地主阶级占有土地，私拥奴婢的合法性。 具有迷信成分的地券，是在现实地契的形式基础上，增加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其内容多荒诞不实毫无真实意义，是一种典型的奴役鬼神的迷信思想。 还有一种地券，是类似“护照”性质和附属物券内容的，完全列举随葬衣物清单的“证券”。 这些地券都没留下书写者姓名，往往是同一种颇带滑稽口吻或魔心色彩的字句来结束，多与当时盛行道家、方士思想有关。 该时期青铜铸造业，从总体上来看，比两汉时代衰退了。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南方铸铜业比北方兴盛。这一时期青铜制品，仍主要沿袭两汉以来的传统，一般要比汉铜器粗糙许多，同时由于民族融合，青铜铸造业也表现出各民族相互学习和借鉴特点。 这个时期的铜镜仍属汉式镜的范畴。由于南北分裂，社会经济状态不平衡，铜镜的形制和花纹不仅随着年代推移而变化，而且还有明显的地域上的差异。三国和西晋时期，黄河流域因汉末的战乱，铜镜铸造业不很发达。长江流域汉末未遭动乱，经济发展较快，铜镜铸造业尤为兴盛。所铸铜镜不少是与北方相同的，但画像镜和神兽镜始终是南方的产品，尤其是神兽镜，铸造量最大，其种类除东汉以来的“环状乳神兽镜”外，还流行新的“同向式”、“重列式”和“对置式”神兽镜。十六国时期北方战乱不已，铜镜的铸造几乎完全停顿。南方的东晋保持安定，铜镜铸造业得以维持。所铸铜镜仍以神兽镜等为主，但镜的图纹趋向简化。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仍然沿用东汉以来的旧式镜，而且数量甚少。南方的宋、齐、梁、陈，铜镜的生产也逐渐衰退。 南方地区的佛教遗存，有零散出土的有关遗物和少量的寺院遗迹。长江中下游自吴末迄东晋的墓葬中，多出附有佛像的器物。南方开窟凿像之风远逊于北朝。南京摄山（栖霞山）永明二年迄梁天监十年（484～511）营造的无量寿佛和浙江新昌石城山永明四年创建面璞、开监十五年竣工的弥勒佛，是仅知的两处南朝大龛。两大龛原皆前接木建殿阁。主像和外观均与同时期的北朝石窟有别。南方地面建寺盛于开凿窟龛，但已发现的寺院遗迹甚少，较重要的一处是成都西门外万佛寺遗址。该地先后出土了一批罕见的萧梁石像，其中中大通元年（529）梁武帝孙益州刺史萧范所造螺发、着通肩大衣的释迦立像，可以视作南朝后期佛像的典型。
北方地区的佛教遗迹主要是石窟寺和佛寺遗址。石窟寺院主要分布在河西、雁北两区。重要的石窟有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敦煌莫高窟、肃南金塔寺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和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最东边的一处是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河西区多塑像、壁画，大同、义县石窟皆石雕。石窟的种类有大像窟、佛殿窟、塔庙窟、禅窟和禅窟群。 钱币市场上多以谷帛交易，或用金银，故钱币需求量减少。不少政权虽也铸造钱币，但发行量并不多，而汉以来的各种旧钱，长期以来一直流通。从汉武帝到隋的700 多年之中，各王朝或地方政权所铸的钱币，基本上不出五铢的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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