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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一 清代著名学者崔述在《夏史考信录》中指出：“禹之后嗣见于传记者，曰启、曰相、曰杼、曰皋，皆其名也。上古质朴，故皆以名著，无可异者。惟太康、少康则不似名而似号。不知二后何故独以号显？且太康失国、少康中兴贤否不同，世代亦隔，又不知何以同称为‘康’也？仲康见于《史记》，当不为诬；何故亦沿康号而以仲别之？至孔甲则又与商诸王之号相类，岂商之取号于甲乙已彷于此与？” 尽管崔述先生还基本停留在怀疑层面，但也鲜明指出“孔甲”与商王名称的相似。 假说二 提到夏商世系之间的关系，很容易联想起陈梦家先生的《夏世即商世说》（《古史辨》第七册下）。陈先生将商先公世系与夏后氏世系进行比对，认为“启”、“相”、“槐”、“芒”、“不降”、“履癸”等夏后名字可能是商先公名字演化而来，“夏商两代各十四世，而殷之报乙报丙报丁示壬，仅存庙号，无由知其私名，外此十世与夏世相合者七。” 陈先生认为处于同时的商先公世系与夏后氏世系的相似之处可能意味着“夏商一家”，尽管没有成为主流观点，这篇文章却经常被引用来说明夏世系存在疑窦。 假说三 顾颉刚先生在著名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开辟性地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史观，最重要的例子就是关于“禹”的讨论。纵观《古史辨》，顾先生在夏史研究方面创造了自己独特的体系。 顾颉刚先生在《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中认为禹在古人心中是最古的，西周中期以前是天神（当然顾先生也不排除在这之前的禹最开始是人后来被神化），西周中期以来开始了由天神向人王的转变，也就是『神话的历史化』（《古史辨》第一册）。在与童书业先生合著的《鲧禹的传说》中认为尧、舜、鲧、禹、启本身都是不相关的（《古史辨》第七册下）。 顾颉刚、童书业二位先生在《夏史三论》（《古史辨》第七册下）中认为启在古代文献中“除了儒家的经典以外都是说他不好的，自从孟子说了‘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又造出朝觐诉讼讴歌的人不到益那边去而到启这边来的故事，启才变作一个好人，而他的不好的行为全送给太康收受了。至于太康，是本来没有这个人的，乃是启的分化”；关于《楚辞》“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中的“康娱”，沿承了戴震的观点，认为其乃是一辞，不同意旧解以太康释“夏康”；关于后羿，认为“在西汉中年以前，羿的时代还没有固定，有的书说他是尧时人，有的书说他是夏时人，又有人说他是周幽、厉时人。羿的性格也没有固定，有的书说他是有功的好人，有的书说他是有罪的坏人，又有的书把他当作世职的名称看。最通行的是他的传说。到了西汉初年以后，才有羿为夏帝的说法。”还指出“桀是在古书中最早出现的夏代之王，相大约是商祖相土的分化，他原是‘四征不庭’的贤君。杼的来源虽不可确知，但似与越民族有相当的关系；在《国语》里看，杼是夏的一个中兴之主，同商族的上甲微，周族的高圉太王差不多。孔甲大约是商王祖甲的分化，关于他的故事，大部分是西汉人所造。至于皋、不降等，我们差不多只知道一个名字而已，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夏王，已不可知了。” *
如今看来，顾先生颇具卓识，着实是一位不世出的伟大的历史学家。作为秉承先生理念的后辈，有责任斗胆替顾先生做做“补辑”工作。 夏世系与商先公世系可以分为传说、过渡、现世三个阶段。借助殷墟卜辞可知，仅仅现世阶段可以得到证实，过渡阶段世系是连接传说阶段和现世阶段世系的人为虚构的世系。 处于过渡阶段的“太康～中康～相～少康”四位夏后的历史是商代中期“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五位商王事迹的史影（参见拙作《夏世系研究》）。夏后太康的原型是商王太戊、夏后中康的原型是商王仲丁、夏后相的原型是商王河亶甲（戔甲）、夏后少康的原型是商王祖乙。甚至连商王所处的都城都被“改名换姓”成为“夏都”，所谓的“斟寻”的原型是商都“隞（嚣）”，而所谓的“斟灌（商丘）”的原型是商都“相”。 这个“移花接木”的作伪行为应是周人所为。动机很简单，周人自称是『夏』的后人，但又对夏史说不清楚，这着实是件令人尴尬不已的事（众所周知周人甚至对自己的先周世系也是说不太清楚的）。那就用『拿来主义』，把他们知道的神话传说和模糊记忆运用从商世系中借来的部分连接起来。 中国古史的最大骗局于是成功地被策划了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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