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进在历史上的变迁与发展

 
常州武进，历为江东大邑、吴越望县，土地肥沃，经济繁荣，人才辈出，世称“中吴要辅、江左名区”。

　吴余祭元年（前547）封季札于延陵，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延陵邑正式置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改名毗陵县，以后，不论三国时置典农校尉还是两晋时由校尉改郡治，均冠以毗陵一名。而毗陵（县）与武进县既有同一，又有区别。重点讲两个问题：一是武进的地与名；一是武进的易与变。

 首先，我对武进提出三个新的认识：

　1.对武进地名的认识。武进是常州人的母县，是我们真正的故乡。所谓母县就是籍贯。我们的父辈在籍贯上填的都是常州武进或江苏武进。为什么？因历史上的常州，她是治所所在，治所只是一个衙门而已，实土均在县。常州历史上的每一个名称，几乎都与武进相关，如南朝武进改名兰陵，兰陵就是武进；唐代武进并入晋陵，晋陵就是武进；清初，阳湖并入武进，阳湖就是武进。而从大的概念来说，后来的武进就是延陵最初的核心区域，那么武进就是延陵。为什么我要从地名说起？因为地名是一种历史，是一种文化，是一种自信。为什么许多地方为了一个地名要进行长期的争执，如“杏花村之争”，“香格里拉之争”，“诸葛亮隆中之争”，“梁祝故里之争”，还有涉及常州的“兰陵美酒之争”，“齐梁故里之争”，除少数人的功利主义外，更多的是文化传统与历史自信。从武进分出建立新区时,常州许多有识之士提出新建区的区名应该称“兰陵”，而领导最好定的是新北。现在常州人再想做“兰陵”梦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真正的兰陵在山东峄县（现在的栆庄市峄城区），而临沂的苍山县前年已改名兰陵区。国内不可能有同一的两处县级名称。

武进一名一般认为是“以武为进”的意思，同时，也可理解为“止戈为和”、“铸剑为锄”的核心内涵。

“武”由止戈合成，战争之目的为一统天下，天下太平；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一上台，曾给武进改名“永定”，“止戈为和”、“铸剑为锄”不就是“永定”吗！

“进”由“走之”与“佳”字合成，走是追求，佳是卓越，意谓“追求卓越，永不止步”。武进的这一地名决定了常州（武进）人的人文性格，这就是“好胜而不好战，好强而不好斗，好进而不好飙。”虽是强者，但不霸道。（近一百年中，从武进分出的土地有马迹山、嘉山、西来岛、扬中的1/3，五牧、桃花港等。面积逐步减少，但现在依然排名全国前列）

 2.对武进地理的的认识。明万历年陆应阳撰《广舆记》有这样几句话：“三江雄润，五湖腴表，土厚水深，山灵气秀”，武进在江左地区是块“常稔之地”。此说依据何在？唐代常州刺史韦夏卿《东山亭记》这样叙述：“自京口至震泽三百里唯毗陵地高。”土厚地高对于江南低洼地区的人们来说至关重要，这涉及人类的生存环境。

顺便说一下毗陵的来历：

　毗陵一名出自《山海经》。《山海经》云：“浮玉之山，北望具区，东望诸毗，苕水出于其阴，北流注于具区。”《山海经》是先秦时期的一部古籍，所云浮玉山即天目山，位于浙江省西北部，东起湖州，临近太湖平原，西延浙皖交界处，长达200公里，宽约60公里，分为东、西两支，称东天目山、西天目山。主峰清凉峰位于浙江临安与安徽绩溪交界处，海拔1787米，登上浮玉峰顶，向北可望太湖，向东可望诸毗。清初学者陈玉璂就认为《山海经》所云“东望诸毗”就是指彼此起伏、绵延不绝的毗陵诸山，因毗陵（无锡、江阴、武进一带）在浮玉山（天目山）的东面，具区（太湖）在其北面，山中有苕溪流入太湖。按其地形，“东望诸毗”是指毗陵。

 又据汉初《尔雅》：“吴越之间，具区其湖，周回五百里，襟带吴兴，毗陵诸县界，东南水都也。具区者为之防。”宋初《太平寰宇记》：“具区在苏州西六十里，纵广二百八十三里，即《禹贡》之震泽。取水常震动之义。或曰，震，东方；泽在东也。”毗陵所处的位置正好与之对应。

 毗陵一名来自“毗陵地”。宋《咸淳毗陵志·古迹》云：“毗陵地在天禧桥南。旧传地方丈余，盛雪不积，岂一郡温厚之气所聚欤？或云在丁氏园。”

　清《康熙常州府志》载：“汉高祖五年，初改延陵乡为毗陵县，毗陵始名。毗，厚也。‘古迹’：‘毗陵地在天禧桥南’”。

 天禧桥即今天的弋（驿）桥，此桥位置千年未改。唐代宗永泰元年（765），李栖筠出守常州时在桥侧创办州学；又东，唐代宗大历九年（774），独孤及在此建东山亭及水西馆，与水西馆一湾之隔有荆溪馆，此馆又名阳羡馆，后来改为毗陵驿。

　历史上的这些重要建筑为何都建于此地，是否与“毗陵地”有关，不得而知。“毗陵地”究竟为何名胜，志载不详，后又湮灭。不过，（唐）贞元年间常州刺史韦夏卿有《东山亭记》，曰：“自江之南，號為水鄉。日月掩靄，陂湖蕩漾。游有魚鱉，翔有鳧雁。涉之或風波之惧，望之多烟雲之思。自朱方達于震泽，三百里而遥，惟毗陵地高。”韦夏卿所云“惟毗陵地高”与（清）康熙《常州府志》所说“毗，厚也”意思一致。

 毗为厚土、高地，而陵的本义是为四边方正的大土山。《说文解字》：“陵，大阜也”。《诗经·小雅》：“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因此，毗陵可以理解为土厚地高的地方。在先秦时期，自长江以南的朱方（镇江）至震泽（太湖），皆为一望无际的大泽，惟有常州（毗陵）地势高亢，宜于人居。

　又见清《光绪武阳合志·风俗》云：“邑多丘陵原隰，故曰毗陵。《说文》：毗，厚也。其民刚柔，中文质半。”其意与韦夏卿《东山亭记》“惟毗陵地高”相同。

　毗陵一名源自“毗陵山”。《隋书·地理志》载：“毗陵有毗陵山”。清《康熙武进县志》载：“毗陵，《山海经》曰诸毗。今毗山，跨武进、江阴二县。”江阴旧志云：“毗山，在县南三十里，高一百八十余尺，占地一千五百七十亩。”1992年版《江阴市志》云：“长寿乡境西北的毗山又名毗陵山，汉初延陵乡改置毗陵县，即以此山为名。乡境南莫城为古暨阳县城。”

 毗山又名时山，宋《咸淳毗陵志》这样记载：“时山，（江阴）县东三十里（江阴长寿乡境内）。《源山须知》云：在暨阳。昔有富民时姓族后，此山遂名之。亦谓此山蒋侍制尝读书于此。”

《咸淳毗陵志》并未提及毗陵与毗山的关系。在江阴建县之前，暨阳为毗陵县的一个乡，历史上的江阴，与常州密不可分。在常州与江阴交界处立有巨石，上面刻有八字：“延陵故墟、春申旧封”，意思是说江阴既是延陵季札的故地，又是春申君黄歇的封地。江阴有学者称，“江阴有山三十三座半，秦汉以古延陵邑置毗陵县，惟独毗山曰祖山，或曰母山”，出处大概来自清《康熙武进县志》与《隋书·地理志》。

 毗陵一名取自“毗陵寺”。这一表述不够确切，毗陵一名早于东汉，即在高祖五年（前202）。如果两者真有源缘，应是古刹借用毗陵邑名。据《沙洲县志》载：南沙乡高峰村有毗陵寺，古刹始建于东汉。寺内凿有毗陵井（又名泓泉），此井以石砌成，井底铺设木槽，上有六角青石井栏，水质清洌，大旱不涸，至今完好无损。张家港（沙洲）西部数乡原属常州江阴县，南沙为江阴一乡，六朝前期属陵县域。

 南沙古刹、古井取名“毗陵”，是否还与佛教毗卢有关？或为谐音？值得探究。佛教在东汉时由古印度传入我国，按照以上记载，毗陵该是佛教传入东土最早的地区之一，当与洛阳白马寺相提并论。

 3.对武进地形的认识。清褚邦庆《常州赋》云：“地为齐祖发祥之邦，曾钟王气；山留虞帝巡行之迹，未必无稽。”历史上的武进，不仅人文荟萃，而且还是吉祥之地。这与武进地形有关（我们是说历史上大武进或毗陵县的概念）。早在秦代，秦开始皇说这里有“王子气”，因此，派3000身穿红色囚衣的囚徒开京岘山，凿路由直变曲，因此才有丹徒与曲阿之名。而在晋代，有人在武进掘得“五枚金铎”，堪輿大师郭璞视为吉祥之兆，建议晋元帝司马睿在建业登基，年号“建武”；南朝时，梁武帝作梦，武进有“六龙荫聚”，故产生齐梁两代皇帝与30余位宰相。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明邹忠颕《毗陵高山志序》这样说：“毗陵之北缘江北数十里，不得一培塿焉。何足以当东北锁钥，惟是六龙阴聚于毗陵，右以铁瓮诸山（镇江沿江一带山脉），左以利城诸山（江阴沿江一带山脉），若东西户屏尔。夫利城诸山即今君山、黄山，由里茶歧峦蚰，相错于江上者也，而西止于武邑大宁之舜峰，舜峰者高山也。”

 4.对武进地利的认识。一个地方的发展离不开天时地利，地利的地利在于襟江带湖。武进境内南有五湖，北有大江，三江五湖皆与此地有关。所谓三江：武进南部之中江（吴楚运河）、南江、北江（常州段长江，历史上的常州段长江东起黄泗港，西至九曲河[包港]，最早延伸至高资港）；所谓五湖：大五湖为太湖、滆湖、射湖、贵湖、洮湖；小五湖为南阳湖、北阳湖、宋建湖、茭韶湖、临津湖。正由于三江五湖、土厚水深的缘故，武进才能成为真正的鱼米之乡。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早在明清时期，武进衙署前竖三座牌坊。朝南一座曰“中吴首善”，朝东一座曰“兰陵花茂”，朝西一座曰“姑幕风清”。中吴、兰陵、姑幕都是武进的别称，数百年后，牌坊上的词意一一应验。至今武进号称首善之城、花都水城、生态绿城。

　而历史上的武进，并非一成不变，经历“四易四变”。

　据宋《咸淳毗陵志》载：“望武进县，曲阿、丹徒旧境。吴析丹徒为县，晋废归丹徒，寻析二县复置，隶毗陵郡。后又尝侨立南兰陵郡于县，南齐太祖四世祖萧整自东海兰陵避地来，居县之东城里。梁改为兰陵县，隋开皇九年，并入曲阿县；唐武德三年，以故兰陵县地复置；贞观八年，省入晋陵，垂拱二年复置。”

 在建邑以来的2000余年间，武进主要经历了这样四次大的变化，简称“武进四易”。

　三国易名。三国时期的武进，由丹徒改名而来。丹徒为孙吴霸业发祥之地，也是孙氏家族的中兴之地。建安十三年（208），孙权与刘备建立联盟，大败曹操于赤壁，形成三分天下之势。

章武二年（222），孙权由丹徒徙至金陵称王，黄龙元年（229）称帝，建立吴国，筑京城于丹徒。嘉禾三年（234）二月，诸葛亮由斜谷出兵，派出使者约东吴同时举兵，合围曹魏。是年五月，孙权兵分三路北伐，策应蜀汉。为此，孙权取意“以武为进”，将丹徒改名，武进一名由此而来。

　此时的武进，与毗陵密切相关，孙权为发展江南，扩充军力，在无锡以西建立毗陵典农校尉，无锡、毗陵、曲阿、武进等县属之。

由丹徒改名的武进之名，存在时间并不长，共为47年。

　司马炎统一天下，建立西晋王朝，三国随之灭亡。太康二年（281），罢“天下军役”，革除“人地分离、游所不农”的屯田制，毗陵典农校尉撤销，改置毗陵郡，武进复改丹徒。而从毗陵、无锡二县又析地，新置暨阳县（今江阴）。

 历史上的丹徒与常州关系密切，为什么在西晋时晋陵郡郡治二度设于丹徒与京口？晋太兴元年（318）晋陵郡治于京口；咸和三年（328）晋陵郡治丹徒；义熙四年（408）复还晋陵。就是说晋陵郡治有92年在今天镇江，而不在常州。原因有二：

　一是广陵过江即为京口，京口为江左重镇，建城早于晋陵，西晋末，晋元帝避乱渡江，在建业建立东晋王朝的事件，当时大批缙绅﹑士大夫及庶民百姓随之南下，史称“衣冠南渡”，士族首选此地；一是晋陵郡内时局不稳，先后有石冰、陈敏、钱璯作乱，义兴周玘“三起义军定江南”就在这时期。丹徒本属毗陵，晋陵郡治暂时移治丹徒理所当然。

　石冰（？～304），西晋时蛮族起义军将领。太安二年（303），张昌发动荆州汉、蛮各族人民起义，派他分兵东攻扬州，击败刺史陈徽，占领扬州诸郡，不久攻破江州，临淮（今江苏盱眙）人封云起兵响应，进攻徐州。永兴元年（304），在建康（今江苏南京），为陈敏所败，被迫北依封云，与封云同为叛徒张统所杀。

 晋永兴二年（305）至永嘉元年（307），晋右将军、前锋都督陈敏起兵反晋，割据江南地区作战。太安三年（304），陈敏因镇压石冰起义军有功，被封广陵。自谓勇略无敌，渐有割据江东之心。陈敏遣其弟陈昶率兵数万进屯乌江（今安徽和县）阻击。陈昶、司马钱广系周圯同郡人。周圯密使钱广将陈昶杀害。顾荣、周圯进而劝说陈敏部将甘卓出降，甘卓遂叛。陈敏自率万余人进讨甘卓，其军不战自溃，陈敏单骑北逃，至江乘（句容西北）被俘，斩于建业。

 钱璯是吴兴人，东海王司马越命其为建武将军，讨伐陈敏，后来钱璯自号平西大将军，八州都督，劫孙皓子孙充，立为吴王，然后杀之。以后不断侵犯义兴、晋陵一带。周玘复率合乡里义众，与逸等俱进，讨璯，斩首于建康。

　西晋易地。在武进复改丹徒的同时，晋武帝从丹徒、曲阿两县析其以东地区新置武进县。南朝宋《州郡志》载：“太康二年（281）复武进为丹徒县，云阳为曲阿县，分丹徒、曲阿置武进县，无锡、毗陵置暨阳县。”这就表明，西晋之武进已不是原来由丹徒改名而来的武进，而是新设立的县域。

　新置武进县与毗陵（永嘉五年改晋陵）、无锡、丹徒、曲阿、延陵、暨阳、南沙等同属毗陵郡，县治于晋陵城（常州）西北万绥。

此时的武进县大至范围主要位于常州（晋陵城）的西北部，即旧时的安东、安西、鸣凤、孝东、孝西、千秋、大明、旌孝、钦风、尚宜、怀南、怀北等10余乡，与晋陵县诸乡毗邻。

　晋建武二年（318），兰陵郡、兰陵县侨置于武进县内。梁天监元年（502），南东海郡改名兰陵郡，武进县改名兰陵县。隋开皇九年（589），兰陵县并入曲阿，直到唐武德三年（620），“以故兰陵县地置武进县”。

 后唐易治。自西晋至隋唐，武进独立置县，独立建城，县城位于常州西北之万绥，县治于此。清《光绪武阳合志》载：“武进故城在古之千秋乡，今之通江乡，去今县西八十里。晋太康中析曲阿、丹徒二县地置。”

 隋唐时期，武进区域变化较大，隋开皇九年（589），兰陵（武进）县并入曲阿（今丹阳）；唐武德三年（620），又以原来兰陵县地复置武进县；贞观八年（634），武进并入晋陵县；垂拱二年（686），又分晋陵县以西地区复置武进县。也就是说，隋唐时，武进共有83年已不存在，其中，31年并入曲阿，52年并入晋陵。数百年间，由于分分合合，位于万绥附近的武进城逐步边缘化，城池难以适应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需要。后唐同光年间，常州数县又属杨行密所建吴国（五代十国之一）地域，加上江盗侵扰，民难定居，最终，县治于同光年间（923-926）徙于晋陵（常州）城内。宋《咸淳毗陵志》作这样记载：“后唐同光间，伪吴据其地，时江盗旁午，民不奠居，徙附郡城。”

 武进徙治郡城后，又数次易地。县衙先是迁于金斗门外街西（今大庙弄南），再迁状元坊（今东横街），直到明洪武四年（1371），才迁至平易坊（常州市政府旧址）。

清初易县。所谓易县，是指清初武进与阳湖二县分设。

明洪武初，晋陵并入武进，武邑成为江南大县。全县共辖36乡，四至范围：东至苏州府常熟县东大海339里，西至镇江府丹阳县吕城50里，南至宜兴县黄土桥60里，北至扬州府泰兴县新界河115里，东南至无锡县五牧界牌45里，西南至镇江府金坛县梅庄村50里，东北至江阴县龙窟塘（龙虎塘）20里，西北至镇江府丹阳县包港110里。据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统计，晋陵有户35150，人口257018；武进有户42761，人口178013，两县人口共计445031。

 清雍正四年（1726），朝廷实行大县分治，新设阳湖县。阳湖县域基本承袭原晋陵县域，在此基础上略有调整，其中原来晋陵县的依东、依西、循理、德泽4乡划归武进，滆湖以东原属武进的惠化、延政二乡划归阳湖。至此，阳湖设有18乡42都246图，而武进设有17乡40都205图。武进县治仍然位于平易坊，阳湖县治则选在子城河北马山埠（今第一人民医院）。

 武进、阳湖分设后，二治同城，且城内居民也一分为二，城区以雪洞巷为界，以东属阳湖，以西属武进。直到民国建立，常州府撤销，阳湖重修并入武进，全县共计35乡，城区辟为19镇，有户151660，人口698993，其中，城区有户13729，人口88149。

 不过，民国时期的行政区划时有变化：民国十八年实行新组织法，全县分10个区363个乡，83个镇。城区19镇：城一、城二、河南、西右、中右、东右、西左、东左、天宁、名山、浦前、南运、太平、卧龙、盛莲、普济、三堡、青山、新丰。

 日伪时期，全县又调整为11个区188个乡（镇）。民国三十六年，又调整为4区47乡、27镇，其中城区改设龙城、名山、新民、崇法、荆川、永丰、青山、乐善等八镇。注意，城区八镇是行政区划，不是市镇的概念。如龙城镇、名山镇、青山镇究竟在那里？实际上，武进城区没有本来意义上的镇，只是大概的区域范围，千万不要去寻找所谓龙城镇、名山镇、青山镇。解放前夕，武进城区人口已由6.9万增加到14.1万，面积6.6平方公里。

   薛焕炳会长主讲武进在历史上的变迁与发展

作者简介：常州市吴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常州大学乡贤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常州社科院历史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原常州市总工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