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新闻

从明治末年开始到大正初期，随着萨、长势力的逐渐衰退，政府开始依据个人能力任用大臣。从这时起，政府才具有了全国性选拔人才的机制。尽管如此，要完全擦拭掉旧领导群像的残影还需要很长时间。

本文来自《薛定谔的猫先生》公号。

明治维新成功后，负责建国的领袖群体由三个层次构成：核心领导层、实力派领导层和后备领导层。其中，核心领导层是决策的中心，呈同心圆状向外扩展，也可以看作类似金字塔的构造。这种结构的特点还在于它的灵活性，在不同的状况下，同心圆内还可以进行自由的取舍调整。

核心领袖构成：萨、长联手到内阁制

所谓“维新领袖群像”也并不是等于他们完全占据了政府的要职。进入建国阶段后，维新领袖群和新政府又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并行关系。领导群中的成员有的没有进入新政府，却在政府外部发挥着影响力。也有些新政府的领导，却并未发挥出重要领导的作用。比如西乡隆盛在“戊辰战争”结束后就返回了萨摩藩，栖身乡野，以藩的“参政”的身份参与藩政。但作为实行“废藩置县”不可或缺的人物，他终究又被召回了中央政府。

最终核心领袖层中留下的头面人物有三条实美、有栖川宫炽仁和岩仓具视。实际推动政府运转的人物包括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决策层的这种双重特性是维新取得成功的必然。两组人马高呼着“王政复古”的口号，合力促成了明治维新的成功。原本头面领导人物是由许多公卿和藩主组成的，随着逐步的淘汰，最终只剩下上述三位。维新之初，三条实美并不在京都，他和万里小路博房、泽宣嘉等七位公卿一同落难流亡长州。可他却超过了任三职总裁、东征大总督的有栖川宫炽仁居于首位。至于岩仓具视，他身为贵族，属于排在摄家、清华家、大臣家之下的羽林家家格，算是出身较为低等的贵族。尽管岩仓具视在维新中的贡献巨大，并且对皇室极为忠诚，排位却只能屈居人后。但在核心领袖中，岩仓具视才是核心中的核心，实际上发挥着团结全体的向心力作用。

三条实美，朝廷中象征倒幕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指导者。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复兴皇权、恢复天皇和公卿的地位，由于公武合体的八·一八政变而被迫逃出京都。自此他的思想转变为倒幕，明治维新后成为太政大臣，实际上成为政府首脑，直至1885年。

核心领袖中领导政府工作的核心人物是西乡、大久保和木户三位。其余有进入核心层资格的，还有同为萨摩藩家老的小松带刀和岩下方平。但是后来小松病逝，岩下则下到地方为官，之后成为了元老院议官，不仅没有成为决策层，连实力派也算不上了。长州藩还有广泽真臣（兵助）和大村益次郎（村田藏六），但这两位都遭到暗杀，未能完成志向。除此之外，就算还有和他们地位相当的，也早都身故了。之所以将这些人归入核心领导层，是由于他们在维新开启阶段和断行阶段厥功甚伟。他们以此为政治资本，到了建国阶段仍然居于执牛耳的核心地位，且从未受到过第二层实力派领导层的任何质疑。

相当于决策层里头面人物的三位中，三条实美多被评价为优柔寡断之人。即便如此，他作为太政大臣、核心领导中的头面，还要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压力，包括来自核心领导层和实力领导层的抵制。为了避免作出错误的决策，他始终要小心翼翼。此外，他还要根据情况担当起协调和调整领导层成员关系的重担，他作为政府的中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征韩论”决裂之时，三条突然发病。岩仓代替他坐镇指挥，并奏请天皇，不可派出遣韩使。而三条出于对西乡的同情，是倾向派遣使节的。有人说，因为此事，岩仓和三条之间才产生了隔阂。但是岩仓一直以来辅助三条，勉励着维新的众位领袖，推动了维新改革的步步向前。但岩仓这位重视协调的人物到后来却排挤掉了大隈，命令伊藤博文按照自己的意志起草了宪法。而一直优柔寡断的三条反而不惜违背个人意志，也要废除“太政官制”，转而实行“内阁制”，简直不可理解。但是三条却做到了，他发挥这样的作用时，岩仓已经去世了。

征韩论争。早在幕府末期日本政府就提出了“征韩论”。明治维新以后，明治政府对是否征韩争论不休。

核心领袖中领导政府工作的核心人物来自萨、长藩阀。大隈曾经说过：“萨、长联手大放异彩。”正是萨、长两藩的携手才能使得厉行明治维新、版籍奉还、废藩置县都顺利得以实现。但是也不能说萨、长之间就是完全一致的。就连决策领导层中的西乡、大久保和木户三人最初也并不是一个心思。他们的合作是权宜性的、战略性的。他们在当时的情形下，组成了坚强的核心团体，像堡垒一样没有挑战者能渗透其中。但是他们三人也常常会彼此反目、互相背离。最初萨、长两藩追求的目标也是完全不相同的。长州藩一直贯彻“尊王攘夷”的立场，他们将推进“公武合体”的萨摩藩和会津藩视为“会奸萨贼”，甚是鄙夷。但在明治维新断行阶段的历史关口，这两个曾经水火不容的萨、长两藩第一次联手，绽放了第一次光彩。但那之后，两藩又回到了各自原来的状态。后来很不可思议的是，在“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的问题上他们又再度联手，大干了一场。再后来是在“征韩论”的立场上，不仅两藩反目，连萨摩内部也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那时长州支持萨摩内部政府军一方。据大隈所述，萨、长合作办大事的光辉也就到此为止了。之后的联手，干的全不是什么好事。这不仅是指“明治十四年政变”，还包括萨、长私相授受政权的情况。

核心领导层是决不允许外围人物向其中进行渗透的。但是在明治十一年（1878年），大久保遇刺身亡。到此为止核心领袖层中政府运转轴心的三位领袖全部去世了。为了填补这个空白，围绕着后继人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角逐。这是一场激烈的“零和游戏”。赶走大隈并坐上首席宝座的是伊藤博文。但是后来也是由他废除了右大臣和左大臣的“太政官制”，引入了不受身份约束的“内阁制”，这改变了政府领导群的性质，但是也将维新领袖群体的基础一起保存了下来。从明治末年开始到大正初期，随着萨、长势力的逐渐衰退，政府开始依据个人能力任用大臣。从这时起，政府才具有了全国性选拔人才的机制。尽管如此，要完全擦拭掉旧领导群像的残影还需要很长时间。

实力派领袖：非决策型领导人

核心领导层的几个人都有着强烈的意愿和决心，那就是要在维新后建设一个崭新的国家。但是说到具体以怎样的形式去建设时，开始都会有些不知所措。不管怎么说，明治维新在日本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没有任何经验，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必须要学习建设国家的许多新知识、制定新政策，而且要多多借助实力派领袖层的力量。所谓实力派领袖层的成员们都是些适应新时代发展需要，掌握着新知识、新技能的人物。要利用他们的所学，为近代国家的建设献计献策，并将建设方案转化为实际成果。拿大隈来说，他本是后备领导层中的一员，由于掌握了洋学知识，才被提拔到了实力派领袖层中。同在实力派领袖层中的还有长州藩的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他们都有着为维新四处奔走的经历，而这一点却是大隈的短板。但是大隈越过了障碍后来居上，凭借自己的实力确立了在同一层领袖中的有利地位。实力派领袖凭借自身的能力进入政府领导阶层，但只可以出谋划策，却不能形成决策，所以又被称为“非决策型领导人”。但是有决策权的核心领袖层对这些实力派的期待和依赖度很高，大久保和木户等核心人物虽然和他们之间有着本质的界限，但是出于对新知识、新力量的仰赖，在政府内外看来，他们几乎是平起平坐的。

伊藤博文，日本第一个内阁首相，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1909年10月26日9时，在哈尔滨被朝鲜爱国者安重根刺杀。

最初只有公卿和藩主才能被任命为“议定”和“参与”，行政长官也从这些人中起用。西乡、大久保和木户三人从一开始就是明治维新的核心领袖的地位。但是在最早的“三职制”中，他们和其他的实力派领导一样，仅列于“参与”之位。大隈被选上来的理由还是比较明确的，是因为他掌握着新知识。但是那些萨、长志士们是靠什么被选上来的，却并非都有明确的基准。实力派领袖层和后备领导层不是从一开始就固定下来的。不仅两个层次之间互相渗透，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不断地从外部吸收新的要素。

实力派领袖层的外围，围绕着众多后备领袖人物。这其中，有些人是以成为实力派领袖为目标的，但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想。也有一些人认为，只要能成为核心领导层或实力派领导层的左右手就满足了。他们按照上层领导人物的指示，或者联系同层人物，从中央向地方一层层地发挥作用。在明治维新的断行阶段，萨、长两藩中一些先知，以个人之力能够发挥巨大的力量，是因为他们能够鼓动起萨、长两藩全体投入的缘故。维新后，原有的藩的秩序崩溃了，但依然必须要通过某些特定人物的作用，将本藩和他藩与中央联系起来。后备领导层的一些人，就是起到了这样的媒介作用。萨、长两藩出身的人，后来很多成为了府、县的知事，不但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利益，而且也变成了中央向地方渗透的媒介。有不少人因为拥有具备先进知识的实力，而进入到了后备领导层中，而且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晋升到实力派领导层中。

领袖统率力之面面观

明治维新的达成并不是依靠一位英雄豪杰，而是依靠一个领袖群体。明治维新的建国阶段，依然是依靠集体的力量，度过国际局势的危机，建设了近代新国家。在不同的情势下，每次行动的首倡者一直在发生变化，但是朝着建国的方向不断努力的脚步却从未停歇过。我们需要认识到，整个领导群体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认识到了自己的特点，并且肩负起了各自的职责，整合在一起才成就了建设近代国家的伟业，维新的成功正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本节主要谈谈这领导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的不同特点，以及他们不同形态的统率力。

第一

领袖是改变历史走向的人。他们能成就旁人所不能成就的大事业。亚历山大和恺撒大帝就是典型的代表。关于拿破仑，路德维希这样说：“当意识到自己的活动能够载入史册之后，就点燃了创造力的火焰。”明治维新的领导群体，改变了历史的走向，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当然，最初他们是否抱着这样的意图不得而知，但是每个人都通过发挥自身价值，燃烧个体的力量，最终一起将日本从封建制引上了近代国家的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可以被人随意操纵。相反，历史总是与试图操纵它的人的意愿背道而驰，或转向其无法预料的方向。即便如此，领袖们都坚持努力留下向前的足迹，因为不这么做就有可能会随波逐流，陷入无法挽回的境地。

第二

领袖无疑是向天下发号施令之人。“天下”按字面的意思指的是国际社会或是国家，事实上也可能是特定的组织、集团,或者就是自己本人的“天下”。为了能留下足以改变特定集合体或组织的历史业绩，领袖通过号令将麾下的人们团结在一起，并使他们步调一致。这种作用力是专属于维新领导群中的核心领导层的。通常靠一个人的力量难以完成,需要合众人之力才能完成某项任务时, 正是需要统率力的时候。为此人们必须同呼吸、共命运。将分散的人力集中到一点上去。如同赛艇运动员需要舵手，足球运动员也需要教练一样。

第三

领袖应该是顶天立地的人物。领袖是能够留下丰功伟绩的人，因此必须具备屹立于天下、敢于担当的气概。当天下是指特定组织或团体时，至少在那个范围内，也需要有这种气势。在领导群中行使统率力时，气概必须是每一位领导人都要拥有的，气概不是由集体生成的，也不可能相互补充或共有。

第四

第二，领袖无疑是向天下发号施令之人。“天下”按字面的意思指的是国际社会或是国家，事实上也可能是特定的组织、集团,或者就是自己本人的“天下”。为了能留下足以改变特定集合体或组织的历史业绩，领袖通过号令将麾下的人们团结在一起，并使他们步调一致。这种作用力是专属于维新领导群中的核心领导层的。通常靠一个人的力量难以完成,需要合众人之力才能完成某项任务时, 正是需要统率力的时候。为此人们必须同呼吸、共命运。将分散的人力集中到一点上去。如同赛艇运动员需要舵手，足球运动员也需要教练一样。

第五

领袖善于借助他人的力量来达成目标。奥德威·狄德（Ordway Tead）就说过，领袖不应该自己去亲力亲为，而是应该懂得“善于用人的艺术”（the art of getting things done）。通常领袖都是一个人。像维新领导群这样，虽说人数多些，但也是有限的人数。面对无限多样化的环境，人总是显得渺小而无力。为了能够影响周围的环境和追随者，做出能够名留青史的事业，就必须要依靠追随者。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曾写道：“做着改变这个世界工作的是一线的士兵。”这个道理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适用的。领袖不是依靠自己有什么，而是依靠别人有什么。领袖的作用是去引导、动员，最终达成目的。换句话说，领袖就是要给追随者蓄积的能量点火，并引导他们向着自己设定的方向出力，最终达成既定目标。

第六

领袖是可以控制时势之人。领袖可以巧妙地把握时势，不失时机地果断行动。不这样做就无法对环境施加适当的作用，也就不能生成预期的变化。大隈曾说过：“凡是英雄，只要见有机可乘便会奋然而起抓住机遇，这就是控制时势。”（《清国革命论》一）这也叫作“先发制人，后发受制于人”。

如果历史是被必然的法则所左右，那么无论做出多少次尝试，也不会改变历史的走向。但是当历史的潮流是朝着一个非既定的方向流动时，在可允许的范围，对它施加作用就可能将历史引向目标之方向。这才是以人为主体的活动，统率力最早就产生于其中。岩仓使节团在赴欧美考察初期，曾一度倾心于欧美文明的伟大，不过他们经过冷静思考后又发现，这些文明不过是从19世纪以后才开始的，而且欧美也不都是那么发达，不同地域间也存在差异，日本只要通过踏实的努力，完全可以让本国固有的文明大放异彩，于是便充满信心地回国了。

第七

领袖是能够进行思维转换的人。人的行动要依靠以往的经验和积累的知识。领袖要想为历史打上特殊的烙印，如果只是重复前人所为，是不能达成目的的。柏拉图曾经提出“洞穴比喻”的故事，大意就是说有一群人被锁在黑暗洞穴中，不能动弹。在他们的背后有火光。通过火光这些人们只能看见投射在他们面前墙壁上的影像，他们把这些影像当作真实的东西，直到有一天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位有勇气之人，才知道了太阳的存在。于是他鼓励人们走出洞穴，去直视太阳，最终人们纷纷跟随着他冲出洞穴获得了自由。这表现了人类获得智慧的瞬间。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对此的评价是，完成了由“封闭的社会”向“开放的社会”的转换，是人类最伟大的革命。明治维新也是通过思维的转换促成的，通常做出思维转换的是一位领袖。但明治维新是集体创造的结果，很难说出具体是哪一个人的想法。

第八

领袖是将失败和挫折转化为机遇的人。即便遇到失败和挫折，仍不以为意，努力克服才有可能成就大事业。领袖身处于一种矛盾相克的状况之中。如果顶不住那些反抗，就什么也干不成。如前所述，当只存在一种解决方案的情况下，若想行使统率力，就必然伴随着甲论乙驳的情况，既有赞成者，也有反对者。由于明治维新的实施伴随着封建秩序的崩塌，许多人认为这会让他们失去很多，所以维新要获得他们的同意绝非易事。要想实现近代化，阻力不可避免。这种阻力有可能会导致日本近代化历程的失败和受挫。为了保证近代化的实现，必须要行使一种能够克服这些阻力的强势统率力。一旦掌握和维持了制度化的地位，统率力就可以在稳定地行使后，又出现一种零和状况。由此展开新的角逐，产生新的失败和挫折。

第九

领袖是要始终拥有坚定的勇于行使统率力的人。如果没有毅然行使统率力的决心和勇气，或是没有在领导位置上号令众人的强烈意愿，就会像没穿衣服的国王那样，让追随者们渐渐离他而去。前面讲过，孟子曰：“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气是五体之统帅，而志，乃气之帅；志，就是行使统率力意愿的源泉。西乡也曾说：“必须培养勇气。”这也是依据孟子所说的“吾养吾浩然之气”的意思。如果没有这种勇气，也不可能产生号令一众的决心。这种勇气虽是天生的，但必须靠后天的学习和不断强化来加强。按照西乡流的说法：“欲学刚胆之处，必先观察英雄之所为，且品味其功绩，必以身处其事，方得安心之境地。”

第十

领袖是能主动承担责任的人。领袖必须能够明确责任之所在，并且要做好承担后果的心理准备。领袖是要改变历史之人，“天下以一己而立”之人。因此他做事时必须要考虑到自己的巨大影响力，并要为此承担责任。虽说领导要懂得善于用人之术，不要一个人做所有的事情，但还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自己指挥别人做的事情自不必言，就连那些为了别人好而做的事情也要负责。《尚书》中就写：“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还有西乡隆盛曾说的“将天下人的仇恨都归于我一人吧”就体现了这种责任心。要为接下来所有的行为负责，当然也包括为最终的结果负责。结果是不可逆转的，有时错误的开始就会导致无可挽回的结果。因此责任意识是从一开始着手做某件事情起就应该具有的，而且持续伴随在事情发展的全过程中。这时候责任意识的重点不是负责任的方式，而是以一种怎样的思想准备去面对即将发生的事情。

以上列举了领袖的十种形态。我尽可能客观地叙述，但是难免掺杂了一些哲学中“当为”的色彩。作为领袖，不见得十种特质都具备，但至少应当具备其中的几种。而且越是大领袖，需要符合的内容就越多。这其中包含着各种矛盾碰撞，但是人本身就是矛盾体。能够克服自身内部的矛盾，让人感觉不到矛盾的才是领袖。具备这些特质的领导，往往容易被理想化，但实际并非如此。以上的各种特质是在领袖与追随者的人际关系中显现出来的。领袖也是普通人，要想去发挥领导作用，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想成为领导别人的人，首先要领导好自己。（本文摘选自《大隈重信传》，片冈宽光 著，李颖 译，东方出版社2017年出版，经出版社授权刊发。原标题《明治维新之领导权》，文章有删减。编辑：吴珊莹，标题、图片为编者所加，图片源于网络，合作、转载请留言。）

作者介绍

片冈宽光，政治学博士，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早稻田研究生院政治学系委员长、公共经营研究系教授，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名誉教授，日本行政监察学会理事长。

内容简介

大隈重信是明治时期著名的改革者、政治家、演说家，有名的财政大臣。他是早稻田大学的创始人，日本著名的教育家。他主导的改革成功让日本建立了近代工业，不但挽救了刚成立不久的明治政府，还为未来日本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书以独特的视角，去脸谱化的历史，重寻明治维新变局源头，深刻透视大隈重信作为明治维新核心领袖层中的一员，为开启近代日本现代化过程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书中为读者全景式展示日本明治维新那段波澜壮阔的真实历史，从世界观、人生观、宗教观、历史观等多个角度描绘了国民领袖大隈重信如何突围与重生。跟随明治维新三杰，行使超强的统率力，深度挖掘近代日本转型时期的历史，探索中国当今问题之根源。

这里是每天带给你惊喜的小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