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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朱东 01 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文明，在其发展历程中，都曾经历过游牧（或曰野蛮民族）入侵，并且征服农耕（或曰先进）民族的事件。 其实文明与与野蛮不过是从旁人，尤其是从今人的观感上看。如果就当事者本身而言，文明与野蛮都不过是一种生产方式而已。 游牧民族之所以游牧，大概的原因无外乎其所处的地域土地相对贫瘠，只适合长草，而不适合深耕。所以，即使有心学习农耕，也不得其行。所以只能游牧。 与之相对的，就是性格的奔放，举止的粗放，乃至对生命等等，更加接近动物本性的理解，也就是旁人眼中的野蛮。 总之，野蛮与由此而来的劫掠行为，对游牧民族而言，就是一种生产方式，或者生存方式。 只不过，因为大地终究是肥沃与贫瘠相连，所以总会有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接壤，于是也就终究会有文明与野蛮的冲突。 02 于中国而言，五胡乱华固然是最著名的蛮族入侵，然而却并非首次。有史可考的首次，应当即归于黄帝。 黄帝战胜炎帝乃至蚩尤，而奠定华夏民族之根基之事，其实就是一次典型的游牧民族政府征服中原农耕民族的事例——黄帝游牧，炎帝农耕，蚩尤渔猎。 然而与西方历史所不同的是，在征服之后，中原文明的走向，并没有走向游牧，走向野蛮，即同化于征服者。相反而是走向了农耕，走向了文明，即同化于被征服者。 这一现象，于后世之中的另外两次蛮族入侵——蒙元与满清的事例中，显现的尤为明显——蒙元遇草原化中原而终不能，满清则自入关之初，即有意识地“同化”于中原文明。 其中之原因，不在人为，而在现实的利益关系。 任何一个民族（族群）入侵另一民族（族群），其目的归根到底，终究是要为自身的生存谋求更有利之条件。因此，其于征服成功之后，所期盼者不过两点： 第一，包含被征服者在内，整个区域的稳定。否则，到手的就不是利益而是麻烦。 第二，本族群能够从此拥有更加美好之生活。否则，一切的付出都没有了意义。 因此，蛮族入侵之后，文明的最终走向，实在是取决于被入侵的农耕民族自身的强大程度。 如果被入侵的农耕民族足够强大——人口足够众多，地域足够广大。就会首先在客观上束缚住蛮族的杀伐之手，使之无法肆意的将自己的文明强加于被征服者。 因为，无论军事上的优势多么明显，杀伐终究是有成本的。而任何一个优秀的军事领袖，都会熟练的估算即将付出的成本，当这个成本预期超过了他的承受极限的时候，他就会取消原定的军事行动。 03 只要社会能够重归稳定，那么农耕文明特有的稳定与安逸，就一定能够在普遍意义上，征服游牧子民的狂野之心。使农耕民族成为文化，文明发展的最终的赢家。 因此，黄帝入侵之后，中华文明仍能沿农耕而发展，实得益于中原地理之特殊，并基于此而能产生出足够强大之农耕文明，足以承受游牧民族的冲击，且能够挫败其奴役之心。 可见，生活在某一地域上的民族的幸与不幸，实在是与其地域的地理大环境息息相关。 只不过，这一幸与不幸并非永恒，而是与此一地理环境与不同生产方式之适应程度相关。 中原地区，高度适应于农耕，则于农耕时代，得以独领世界之风骚。但是这一地理特征，并不适合孕育所谓资本主义思想，以及与之相对的工业文明，所以在工业文明时代，必然要经历一个低谷——满清固然加深加重了这一低谷，但即使是前明当政，也未必能够顺势发展出所谓工业文明。 因为，人类文明是在以最小之消耗，求得生存的原则之下，发展而来的。既然农耕足以生存，何必工业？因此，任何一个成功的文明，如果不受到外来的冲击，很难突破固有的模式。 这种随时代而变迁的幸与不幸，在常人眼中看来，就可以称之为时运。 然而，大时运实在是生于大地理。 End 作者：朱东，传统文化学者。出版代表作品《原易》《论语通今》等等。微信公众号：东鹤书院（ID：dongheshuyu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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