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人处世智慧，做人千万不能缺失这一点

曾国藩：一个人的名声和自身实际的关系，犹如物体和影子一样。如果德才兼备，那么他的名声一定非常好，就像一个少女，如果容貌美丽，那么她的影子也必然是美的。

现在有些人不知道加强修养，却企求在社会上有一个好名声，这就像自己相貌丑陋，却希望在镜子中看到美丽的影子一样。

高明的人，从根本上忘记了对名声的追求;中等的人，希望通过立身行世求得好名声;最差一等的人，则去窃取别人的名声；无意追求名声的人，其言行自然合乎道德的规范，并享受到鬼神的赐福和保佑，而对名声则不感兴趣;立志追求名声的人，注重自身修养，谨慎行事，而且总是担心不够荣耀显赫，对名声自然不会轻易谦让;窃取名声的人，貌似厚道，内里奸诈，而且时时都想沽名钓誉，其名声自然不是以正当手段得来的。

人所站立的地方，不过几寸见方，然而有时即使行走很近一段路，也往往会从悬崖峭壁上坠下去。即使走过一座独木桥，也常常要掉进河流山谷，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除此之外，别无他路可走。君子的立身行事，大概也是这个道理。有时一句非常真诚的话，人们可能不相信;一种十分纯洁的行为，往往受到怀疑。这都是因为这个人有了不好的名声，其言行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曾国藩常常受到别人的诋毁，便每每以此来责备自己。如果能够开拓出通行大车的道路，建造起浮桥一样宽阔的大桥，那么，我们就能达到高尚的境界，言而有信，胜过高坛结盟;以信攻城，赛过精兵强将。

曾国藩认为，看世上有些人，既拥有清廉的名声，又得到大量的金钱;既有显赫的信誉，又做出不讲信用之事。可惜的是，他们不知道这样言行不一，自相矛盾，终究是要败坏自己名声的。

子贱说：“只要自己诚实，便能影响别人。”人的虚实真伪发自内心，又无不表现在他的行动上，只是有时没有被人看清罢了。一旦被人识破。那么弄巧作伪倒还不如笨拙诚实的好，反而会蒙受极大的羞辱。

曾国藩发现，历史上和生活中的“反面教材”真是数不胜数。伯石虚心假意辞让卿的职位，王莽装模做样不接受执政大权。当时，他们以为自己做得巧妙周密天衣无缝，但后人却把这种行为记载下来，并且传给千秋万代，足令后人为之毛骨悚然。

曾国藩经常给弟弟讲述这样一个故事：邱下有一年轻人，担任襄国县令的时候，倒是很能尽职尽责。凡他经办的公事，都能做到体恤民情，以求得一个好名声。每次征调兵役，他都亲自执手相送，有时还送给他们每个人梨枣和干粮，并且说：“这是遵奉上司命令行事，就我个人来说，确实不忍心征召你们。一路上饥渴难免，这点东西表示我一点心意”，因此老百姓对他赞不绝口。

等到他升为泗州别驾后，这方面的开支越来越大，也就不可能保证经常和普遍了。既然感到是一种负担，内心不再虔诚如初，那么以前的做法便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因此，他的功绩名誉便逐渐地丧失了。

曾国藩的思想主干是宋明理学，宋明理学的开山祖是周敦颐。周敦颐把人放在《太极图说》的中心地位：“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人纯粹至善的最高品质就是“诚”，“诚者，圣人之本”，“圣，诚而已矣”，人极即圣，人极即诚。

《中庸》指出：“唯天下至诚，则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焉。”

所以，人只有诚，并且通过诚，才能认识自己的真实本性，也才能认识其他人的本性以及整个世界的本性。

可见，诚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不能做到诚，即不能认识自己，也不能认识他人，更谈不上认识整个世界。人做不到诚，就做不了曾国藩所说的“第一等人物”。

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友人，预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气凌我之身，或次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

所以，曾国藩强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怨天，不尤人。如果“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凡不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最终也不能立己达己。历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点。所以，曾国藩主张：“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

曾国藩告诫他的儿子说：自己希望得到别人的尊敬，首先自己要尊敬别人;自己不想被别人羞辱，首先自己就不要去羞辱别人;“欲人之爱己也，必先爱人”，若要别人善待自己，首先自己要善待别人。

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曾国藩有济世匡时、整顿人心的志向，却能够不自我设限，以自己的目的来推度和要求同事和属下们。转任“一线经理”之初，曾国藩发觉不少干才不肯竭诚为己所用，颇感沮丧，不久他就悟出其中的道理：来做共同事业的各种人所怀的目的大有不同，务必使各遂所愿，方能获得他们尽心尽力的服务。

于是曾国藩采取了种种激励措施，究其根本，无非银子加升迁加道义。除了用成就共同事业的精神感召之外，曾国藩发现，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广荐人才。为了使有雄心的辅佐们能有一个理想的归宿，他屡屡上书，向清廷举荐部下，替他们谋官、要权、争职位，使得人人都升迁有望。

虽然曾国藩本人不重钱财，却深谙人心所向，主张以“利”来获取军心，以厚赏来搞定兵将之勇。因此他不惜精力，多方努力筹措资金，坚持实行厚饷养兵的统军方式，得到了部属的奋勇效命。当时湘兵的兵饷是绿营的三倍，加上是乡里子弟兵，造成了湘军异常忠勇的一个关键源头，因地制宜地勤用这两个人事激励的法宝，使得曾国藩有了高素质人才源源不断的供应。

曾国藩的“己之所欲，先施于人”，实在比古今中外所谓“黄金法则”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上一层楼。李鸿章在做曾氏幕宾时常蒙其教诲，他回忆曾国藩对儒家伦理的诠释：只有让人站稳了，自己才能步步站得稳，这是“己欲立而立人”;而只有成全了他人，自己才能处处行得通，才称得上“己欲达而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