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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17年第11期 草 白 大地是热的
冬天到了，爷爷坐在泥土上，他的身体高出土地许多。他要将冰冷的番薯藏进土里，让土壤来温暖它。他先是默默地在土里挖一坑洞，底部铺干草，干草上放番薯，上面盖枯树枝，然后才是玻璃纸和泥土，秩序井然，好似那些冰冷的番薯不是放入土地里，而是藏进一个人温热宽厚的身体里。 每过一段时间，他便去取一点出来吃。冬天是冷的，枝条上的叶子掉光了，池子里的水结了冰，墙头缝隙裂开大口子，女人刚刚洗过的头发冻得邦邦硬，只有那些番薯是热的。它们变得无限甜美，饱含汁液，好像来自远方亲人的问候。 只有吃到这些甜润、酥软的番薯时，我们才会想起，那些远去的人，那些走丢的事物，正在一个温暖如春的地方等着我们。
木壁里的歌声
奶奶家里的木壁上虫孔密布。这些木头老了，松弛了，瓦解了，那些虫子进攻了它，占领了它，就此住下了。 夜深人静，那里面发出细细尖尖的声响。失眠者用拐杖击打着，它们才会安静片刻。谁也没有亲眼见过那些虫子，它们是怎么进去的，又以何为食？木头里面不知被它们弄成什么模样了。 即使有那么多虫孔，虫孔的数量越来越多，墙壁也没有坍掉，房子也没有毁掉，一切都还好好的。 我们靠在木壁上，等待着，聆听着。沉默的木壁看着这家的老人被抬出去了，年轻人出门远游了，偶尔回来的人只是远远地打量它一眼，头也不回地走了。 现在，再没有人听那细细尖尖的声响，也没有人拿拐杖去敲打它，那些孤独的虫子在里面，默默建立起自己的国度，夜复一夜地唱着那只有捂住耳朵的人才能听到的歌声。
破碎的手
我不是蛇，可有一天，我发现自己的手在蜕皮。这件忽然发生的事让我惊惶不已。 我的手，它到底遭遇了什么？之前，它虽然也属于我，被我所用，可我就像是第一次认识了它，不得不动用全部精力观察它，不敢轻易使用它。 那些薄如蝉翼的皮可不像人体换衣服那样，一下子蜕尽，而是一点点，一点点地破裂，就像干涸大地上露出的裂隙。 我决定不再需要那些皮，既然它们已经破碎，决意离我而去。所以，一旦它们露出裂隙，我就去撕它，撕得手上毛细血管隐隐，火辣辣地疼。每一天，都有新的碎裂点在生成。性急的我常常等不及它们碎得更加厉害，就将它们生生撕扯下来。 我感到疼。 我觉得我的手快要散架了。总有一天，那些薄弱、破碎的皮，将包不住里面的肉和骨头。我无法想像会有那么一天，可那一天无疑正在临近。 这双破碎的手，开始远离火，远离蒸汽，远离任何携带高温的东西。甚至连松针，都有可能刺破它。我感到自己是一个有缺陷的人，因为我有一双这样的手。 那时候，经常有人到我们家里来玩。每当他们说到什么稀罕事，就会联想到我的手。母亲趁机就说，把你的手伸出来给大伙儿看看。 我举着手，对着太阳，照了又照，发现指缝之间充溢着红光，指头变得像麦管一样透明，而整个手掌，宛如一块磨刀石正慢慢地变得贫瘠、薄透。 我无法把一个馒头从屉笼里取出，屋檐下悬垂的冰凌也不能长久地被我握在手中。而那些盛满热食物的碗，一旦被我端在手上，常毫无征兆地碎裂。当我握拳或折叠那些手指时，也要小心翼翼，它们脆弱不堪，随时可能出血。因为有一双这样的手，我感到世界充满危险。即使新鲜的皮肤仍在一层层地、源源不断地长出，可我知道它们终究会破碎。 有一天，那个被银行开除了公职的贪污犯在点鞭炮的时候，手指被炸开了花；黄昏，那个人的脖子上挂着白色绷带，像电影里的伤员那样，从我面前大摇大摆地走过。 他什么都不怕；他的手都被炸破了，可什么也不怕。 而我不得不把那双像纸片一样单薄的手，藏进口袋里。很多年里，我害怕将这双薄如蝉翼的手交出去，与外界触碰，好似一旦如此，我便要泄露我的全部秘密了。
那个住在笼子里的男人
有一年，我们家来了一位胡子拉碴、脸色苍白的男人。听说他刚从监狱里出来，至于他犯了什么事进去，我一点也不知道。之前，我甚至不知道村子里还有这么一个人。 他皮肤很白，就像我们家刷了石灰的屋顶，看人的时候总是眯着眼，好像对别人眼睛里的那一点光感到畏惧。 每天傍晚时分，当我们吃过饭，在屋子里点起灯，准备或者正在进行临睡前必不可少的劳作时，他推门进来了。他双手合抱在胸前，哆嗦着在墙角的一个矮凳上坐下。 那是冬天的晚上，外面很冷，屋子里却是暖融融的，门窗都紧闭着，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怕冷怕成这样。 有一个晚上，他说起“里面”的生活，住在很小很小的铁栅栏围起来的铁笼子里，身体不能转动，手脚并拢死死地夹住脑袋，连呼吸都觉得困难，一旦打起瞌睡来，脑袋便夹进两根铁条之间，就连这样，也还要睡，直到痛着醒来。还有莫名其妙的拳头砸过来，却像石头打在棉花堆里，一点声音都没有。他边说边做起手势来，其实根本不用刻意去做，他每次来我们家都是这副样子，低着头，手脚并拢，好像还蜷缩在那个笼子里没有出来。 日光灯下，他的脸色更加苍白了。当他漠无表情地说着这些事情的时候，却是屋子里最安静的时候。我们停止了手里的劳作，被他的讲述震撼住了，原来这世上还有这样的苦役。 我们全家轮流着，笨嘴笨舌地向他表达抚慰之情时，他睁着眼睛，却把手指插进发丛里，一声不吭。 过了几天，这个男人不再到我们家来。在白天的村庄里，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他。 后来，我们听人说，男人找了一个外地女子，去异乡做上门女婿了。那女子看上去很老很老，都可以做他阿姨了。 他的房子孤零零地立在河边，窗户上结满蛛网，木门被太阳晒得开裂。村子里再也没有他和那个异乡女子的消息。 每当掌灯时分，我们全家总会习惯性地想起他，想起他住过的那个铁笼子，他那手脚蜷缩的样子，这一切都让人难受。 直到如今，当我在城市街头看见瑟瑟发抖的流浪者，便会想起那年冬夜里来我们家的男人，不知如今他身在何处，笼子里的记忆还在折磨着他吗？
庇护所
我们家阁楼上曾经藏匿过一些人。那些人在我们家出现的日子，是一些面目模糊的日子。我们全家因过分紧张，而呈现罕见的沉默状态，甚至因此遗忘掉一些基本常识。好像我们一直在等着他们的到来，我们平常所做的所有事情，我们所付出的勤勉与仁慈，我们所在乎的名声与美德，全是为了有人能在关键时刻把我们家当避难所。 我祖母家上叶村的亲戚，她的侄女，我叫表姑的，因为超生被管计划生育的人追踪，于某个夜里裹着头巾悄悄出现在我们家昏暗的灯光下。 这是第一个出现在我家的人。我站在表姑床前，她看着我，我也看着她，她摸摸我的头发，我们不说话。 表姑只在阁楼上走动，饭菜都是端上去吃的。 尽管家里多出一个人，可比平常还要安静。连一向大嗓门的爷爷，都屏住了声息，按照祖母的吩咐，默默地在院子里劈柴。只有不懂事的母鸡下完蛋后还要邀功，发出“咯咯哒咯咯哒”的噪音，被我祖母一脚踢到天井里。 隔壁婶婶来家里借米斗，她知道我们家米斗藏在哪里，她要自己爬到阁楼上去取。 祖母一拍大腿，哎呀，我们家米斗丢了。是昨天晚上丢的。 婶婶问，怎么丢的呢？ 我祖母前言不搭后语，一会儿说米斗被老鼠叼走了，一会儿说被野猪吞掉了。她说的那些理由荒诞可笑，可没有人笑，反正我们全家谁也笑不出来。那几天，我走在路上的时候，都不敢看人，也不敢看天。我只想快点回家，好把自己藏起来。 第二个出现在我们家阁楼上的是我的二舅。我的二舅还没有学会做生意，就开始耍滑头，把对方的货物吞了，玩失踪。 他有一个像板砖一样大的手机，需要爬到后山上才能接收信号。我经常看见他行色匆匆地从山上下来，一副眉头紧锁的样子。他住在我们家，并不像表姑那样需要特别保密。我祖母还向他敲竹杠，要他拿出钱来买酒买肉。这一点，我二舅倒是很大方。 二舅只做两件事，在阁楼上睡觉，爬到后山上打电话。他因为有微微的耳背，总在电话里吼，那声音从山上传到山下。 二舅最终与那边的人谈妥，很快回到自己家中。 在爷爷去世之前，再没有人躲到我们家来。我们家衰败了，变臭了。爷爷整天躺在床上，指甲缝里藏满污垢，屋子里除了臭味再没有别的气味。爷爷病了，快死了，亲戚们远道而来看望他。 他们站在门口，远远地看着他，大声说着安慰的话。年轻的女眷们捂着嘴鼻，准备着随时逃之夭夭。继表姑来过之后，我的大舅、二舅也来了。 所有的亲戚都来过了。那些花花绿绿的保健品堆在爷爷床边，簇拥着它，给人一种花团锦簇的幻觉。爷爷睡着了，睡在这些保健品中间，好像那些东西自生产出来后，只在临终者的床榻边流转，致力于给他们捎去最后的安慰和庇护。
死神派来的人
那声音像阴冷的风，从我脊背后面刮来，让长久跪立地面的我，浑身一颤。 那是冬天的清晨，屋子里，穿白衣的人跪了一地。那个声音在指责我为什么不系白带子，既然她们都系上了，为什么我没有系？ 回头，我看见一个穿蓝衣服的人，我看到了那张脸：一张棕褐色的脸，和泥土的颜色一样的脸。他是随着灵车一起进来的。天还是黑的，灵车就来了。他们抬着纸棺材进来。他跟在后面，蓝衣服，黑布鞋，脚步细碎，无声。 我仍跪在水泥地上，腰间已系上白带子，按他所说，我没有在带上打结。我没有问为什么不能打结，我大概是知道的，即使不明白也不想问。在给我示范的时候，我很怕他的手碰到我身上。 他身上有一股气味。看到他的第一眼，我就明白是谁派他来的。别的人即使干了这一行，也不像，没有那样一张脸，没有那种神情。可他有。 他的脸，眼神，说明了一切。 他站在我们这些下跪着的、穿白衣的人身后，即使不回头，我也能感到他就在身后，那身蓝色上衣差不多有袍子的长度，蓝得有些发黑。偶尔，他指点着别人什么，那声音里充满威严，好像在这方面，他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人。所有这些规矩、礼数都是他一手制定的，他是沟通两个世界的使者。在这样的场合，除了死者，他是最大的。没了他根本不行。 他就那样站着，站在悲伤的人群外围，嘴角不时浮上一丝浅笑，一种嘲讽似的笑。他的表情渐渐凝固，成为一种职业招牌，让人鄙弃和厌恶。 天依旧黑着，告别仪式在寒风中进行。亲人的哭声渐渐衰微下去，职业哭灵人的声响通过麦克风在灵堂里不住地回荡和冲撞着，有种戏剧化的意味。他敬业地原地站立着，充满着笃定，又有种让人惧怕的威严，是特定场合里才有的威严。 葬礼一结束，他就消失，躲到阴暗的洞穴里，直到死亡的消息将他从那个洞穴赶出来。我一点也不想知道这个以死为生的人是谁，来自哪里。我很怕知道他来自哪里。在童年，总有几个人叫我害怕。 当送葬者的队伍，吹吹打打着将死者送到山坳里，那个穿蓝衣的人再次出现在墓地上。这里依然是他的舞台，我们还要受他派遣、指挥。繁琐的入葬仪式，各种殉葬品被收容其中，一个人将住进他永恒的巢穴里，永远安息。仪式结束，送葬者脱去白衣，摘掉白帽，披上红衣，系上红裙，一路奔跑着下山去。一条鲜红流淌的光影。在山路的拐角处，那个蓝色影子等在那里。 他们路过他，不去看他，谁也不想看到他。 返回死者生前的家，灵堂已撤走，人们脸上的哀戚雪样消融，微笑重新浮上脸庞。然而，那个穿蓝衣的人又来了。他蹲在屋前空地上，眼睛觑望着屋子里行走的人。他是来要钱的，那份特殊劳动的收获，一般是当日结清，没有理由拖欠。 当他数完钱，往一条肮脏的河边走去，那个蓝色身影瞬间消失了。 我也离开经历丧礼的亲戚家，几乎有一种拜完年回家的错觉，已经发生的一切都不再重要。它们很快就会被我遗忘；而我真正想忘记的是那个穿蓝衣服的影子，那张脸。 在强烈的生中，无时不在的死亡的阴影，等在暗角，如觅食者遇见他的食物。
镜中
那面带锈的、略显混浊的镜子，倒扣着放在窗台上；窗台很高，甚至比泄水瓦还要高一点。我够不着它。它是我奶奶的。它忠实地映照着我奶奶的白头发，灰眼睛，密布的皱纹。我奶奶的头发一天比一天少，稀疏的发辫像一把枯草；而我爷爷的头发早就掉光了。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个光头了。他是我们这个家族最古老的人，可他也有爸爸。有一天，他爸爸的名字被我奶奶无意中泄露出去，她在说那个名字时的神情，有点古怪，有点轻飘。好像在说，一个人死去了，他的名字也应该死去。我们根本不应该提到死者的名字，那是徒劳的呼唤和不敬。 以后，家里再没有人提及那个名字，但我牢牢地记住了它。 有一天，我们家来了一个上叶村的人。后来，我知道那个村子里的人都姓叶。 我问奶奶，你也姓叶吗？ 奶奶说，不，我姓根。 我有点狐疑，那个村子里的人都姓叶，她怎么会姓根呢。奶奶经常这样一本正经地逗我，让我以为她说的话全是真的。 奶奶的房间里放着许多坛子罐子，在黑乎乎的光线里，它们好像睡着了。我不知道那里面藏着什么，也很少看见奶奶去取里面的东西。 在我出生之前，我们这个家就在这个村庄里存在了。这个有着高高的窗台的房子是谁造的呢？是那个无意中被我奶奶泄露名字的人吗？那些坛子罐子里到底藏着什么呢？ 每当我想要去碰那面怎么也碰不到的镜子时，就会想起这些。我无法知道的事情太多了；而他们从来不讲那些事。爷爷讲故事的时候总是胡编乱造，说什么小鸡被塞进竹筒里闷死了，墙壁里藏着小人国，某人家的火凳里全是金子什么的。 别人问他怎么去了台湾，又如何从那里逃回来。 他摸摸光光的脑门，躺回竹榻上呼呼睡着了。 那面镜子……终于有一天，也被我摸到了。我想照一照自己的脸。很多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我不敢趴在井台边，河床边的卵石太硬，我母亲的雕花大床更是一片殷红，什么也照不出。 有段时间，我感到自己长着一张大脸，我对这张大脸很不满。我觉得自己应该有一张更好看、更富有生气的脸。 黑暗中，我捧着那面晃动的镜子。 它表面坑洼，布满锈痕，显得混浊不堪，怎么也无法映照出我的模样。那个往昔的世界已然关闭，我再也无法和被它照过的人共存于同一个空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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