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政治

本书由教育部考试中心高考命题处研究员-----刘芃和北师大历史系教授、新课标组长-----朱汉国主编而成。本书集专家之智慧，将历史学科的内容梳理钩要，以使学习者能够精到地掌握和科学地运用历史知识。

小编节选其中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政治》呈现给大家作教学参考。

本题所揭示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突出的社会政治问题,不仅构成了该时期的重要内容,其影响还一直延续到唐代。

(一)“九品中正”制与士族政治的形成

汉代选官以“乡举里选”为依据,体现的是尊重乡里舆论对某位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但是,舆论评价一旦与仕途沉浮相联系,就容易被某些有权势、有影响的人物或社会集团所控制、所利用。汉末政论家王符等人,对“名实不相符, 求贡不相称”(《潜夫论·论荣》)的选举积弊进行了抨击,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曹操审时度势,提出了“惟才是举” 的用人原则,既是出于乱世求贤的需要,也是对汉代“选举失实”的刻意纠正。在汉末军阀混战的冲击之下,乡里组织遭到破坏,士庶大量流动,由乡里对士人的德才加以评估的传统做法已经难以延续,然而在人们的心目中,用人“核之乡间”的传统,仍是具备合理性的。

以上所述的历史背景,正是“九品中正”制应时而生的原因。

公元220年,继位魏王不久的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制定和推行“九品中正法”。中正,官名。由各郡从现任朝官的本籍人中推举有知人之明且威望素著者出任。 其职责是,对本郡的士人,依据品行才干,逐一划定等级,包括上上、上中......下中、下下共计九品,并将评定结果上报吏部。吏部在任命官员时,原则上应该与中正官核定的“乡品”等级相一致。中正官具备了影响仕途升降的实权,因此 又称“九品官人法”。到司马懿执掌魏国大权时,在各州增设大中正。探求“九品中正”的立制初衷,“盖以论人材优劣, 非为世族高卑”(《宋书·恩幸传》);而且从中正官必须是现任朝官、只负责对本籍贯士人评定等级的规定来看,实在是大有深意的,这是致力于解决朝廷选官和乡里清议的统一问题,是对汉代选官传统的延续,也是对曹操用人政策的继承。 但到魏晋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往往徇情枉法,偏袒士族人 物,九品的划分,已经背离了“不计门第”的原则,演变为以“家世”、“阀阅”定高下。

此后,整个两晋南北朝时 期,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护士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

士族垄断仕途,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中下层的优秀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从而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九品中正 制的这一积弊,在西晋建国之后,就有一批政治家、政论家给以揭露和批判。其中,尤以直谏之臣刘毅所论最为透 彻,他所说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几乎是批判九品中正制的经典名言。他上书晋武帝司马炎,力主废除中正之制:“盖中正之设,于损政之道有八。......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古今之失,莫大于此!”(《晋书·刘毅传》)此外,卫瑾、司马亮、段灼也曾主张废止九品中正制。但司马炎深知它对于士族利益关 涉极重,为了争取官僚士大夫集团的拥戴,他不能贸然行事。

九品中正制的完全废止,迟至隋文帝时期。不久,一种全新的制度——科举制就出现了。

(二)东晋门阀——士族政治的巅峰

在经历了内部自相残杀和胡族的军事进攻之后,西晋政权灭亡了。作为它的继承者,仓促立国于江南的东晋 朝廷,无论是政治影响,还是军事实力,都极为有限,不得不借助于自中原南迁的士族(即所谓“侨姓”,他们 构成了东晋政权的核心)以及南方士族的联合支持。晋元帝名义上是最高统治者,竟然对人说“寄人国土,心常怀惭” (《世说新语·言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不可能出现强有力的皇权统治。为了维持这种“共治”体制的存在, 东晋朝廷必须对士族、特别是他们的代表人物,给以尽可能多的倚重和照顾。以至于使高门士族的首领得以和东晋 皇室在实际上分享统治权力,他们控制了最重要的军政实权,把皇帝的权力压缩到有限的范围之内。这是皇权衰微、 士族得志的时代。在东晋所出现的门阀统治秩序,标志着士族政治发展到了它的巅峰状态。

对该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吕思勉、陈寅恪、周一良、唐长孺、王仲荦、严耕望、田余庆、 毛汉光、朱大渭等著名学者,都有所论列,特别是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更被学界尊为经典之作。 琅邪王氏对晋元帝的拥戴之功无人可及,其盛极一时也无人可以比拟:据说元帝在即位之时,请王导共坐御床,王导固辞乃止;王导长期任相,秉执朝政;王敦以“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的身份,总领兵权,坐镇上游。王导、王敦内外相维,|军国要津尽在掌握之中。故当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谣谚流传。后来,当晋元帝要从王敦手中收 回兵权时,跋扈专行的王敦竟然起兵攻破建康,致使元帝忧愤而死。此后王敦公然以武力遥制京城,完全不顾及君臣名分。王敦看到晋明帝不甘心作傀儡皇帝,在重病垂危之时,再一次起兵进逼京城。王敦虽因叛逆而被戮尸,但王导仍 然安居相位,琅邪王氏的地位并未受到明显冲击。

这种皇帝和高门士族共掌国政的局面,在东晋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问 。王导死后 ,颖川庾氏 ( 庾亮 ) 、谯国桓氏 ( 桓温 ) 、 陈郡谢氏(谢安),又先后控制朝廷中枢。庾亮兄弟以及谢安叔侄,忠心谋国而无个人野心,尚能够与皇帝、皇室和谐 相处;而在桓温当政之时,独断专行,以至于废立皇帝,也不再掩饰代晋自立的意图。简文帝因不堪忍受权臣逼迫,手 诏桓温,直言“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路”(《晋书·简文帝纪》)。若非谢安、王坦之等设谋掣肘,桓温完全可能提早结 束东晋的统治。

东晋士族之盛,除了政治上以高门垄断朝廷要职、军事上以士人专兵之外,还表现为在婚姻上实行门阀等级内婚制、 在社会上强调籍贯(即所谓“郡望”)的重要性。后两者的目的,在于保持和显示士族门第的高贵。以婚姻关系的缔结 而言,士族最讲究门第对等,严格按照同类相婚的习俗行事。如果士族人物与庶族通婚,就会遭到社会舆论的讥笑。

(三)南北朝时期士族政治的演变

士族政治在南朝和北朝是按照不同的模式发展的。其归宿也不相同。

南朝的士族政治,是沿着魏晋旧轨,走上盛极而衰的道路。这是由士族和皇权的微妙关系所决定的。南朝的开国 皇帝皆非高门出身,而有军将的经历;他们对自恃门第清高而骄人的士族高门,既有隔膜又存防范;立国又出于所谓的“禅 让”,在易代之际需要士族上层人物为之点缀。这就导致了天下易姓、士族依旧现象的反复出现。士族高门 也 适 应 了 这 种频繁的改朝换代,只要不影响自己家族“平流进取,坐致公卿”的官场利益,他们不屑于有忠君殉国之念,于是 就有“市朝亟改,宠贵方来,陵阕虽殊,顾眄如一”(《南齐书·王俭传论》)之说。再加之,他们高标放达,以 躬亲吏事为耻,不愿意讲究治国经世之道,更不屑于统兵打仗,使得他们丧失了乱世之中承担社稷重任的能力。这就决定了皇帝对士族的根本态度:只能在形式上借重,不可能在实际上倚重。

作为南朝重要历史现象的“寒门掌机要”,自然应运而生。出身寒门之士,在门阀政治之下受到压抑,他们也愿意借皇帝之力而谋求仕途发展。于是,他们成了皇帝最信任的政治力量。皇帝任命寒门之士担任官品不高、机要 性却很强的职务(如:中书舍人、典签),让他们参与各种核心机密,以削弱士族对皇权的控制。寒人的崛起,对士 族政治形成很大冲击。

更致命的“扫荡”来自南朝后期的三次兵火劫难:梁朝末年的“侯景之乱”,以建康为中心的侨、吴高门惨遭 灭顶之灾;西魏攻占江陵之后,大批居住于此的荆扬士族被强制北迁;隋军灭陈又有迁徙南方士族入关中之举。至此, 作为一个整体的南方士族势力,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兰陵萧氏在隋唐还保持着活力,应该算是江南士族的“一 枝独秀”了。

北朝的士族政治则另有自己的发展道路与特色。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学人》第九辑,l996年)一文, 在这一研究领域有后来居上的价值。

北朝政权是以鲜卑族为主体而建立起来的。留居中原未曾南迁的汉族士人,不得不向统治者俯首称臣,而后参 与到这一统治体制之内。北魏的皇权一直高居于士族之上,士族顺序是依据现任官爵高低而定。北朝士族又是由鲜 卑贵族和汉人士族联合构成,这与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密切相关。据《魏书·官氏志》记载,太和十九年(公 元495年),孝文帝“定姓族”时规定:鲜卑贵族中的八姓,“著勋当世,位尽王公”,应当与汉人士族高门“四姓” 拥有对等地位、享受同等优待。由此可见,北魏士族高门的地位,完全由朝廷所规定,这与南朝士族地位出于先族文化传统,因而有独立于皇权之外的依凭是根本不同的。所以,北朝的士族,只是朝廷的附庸,不表现为对皇权 的制约与抗衡。

北朝士族有强烈的从政愿望和能力。他们的首领人物,不崇尚清谈而是广泛地参与实际政务,从而表现出杰出的军 政才干,保证了他们在政治中枢的地位无法被取代。崔浩、李冲、李安世等高门士族,是他们所处时代最优秀的政治家, 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贡献了聪明才智,特别是北朝士族决不鄙夷武事,他们乐于在统兵作战的过程中建功立业。范阳 卢氏、渤海高氏、河问邢氏这些北朝高门,都是累代名将纷出。北朝士族不乏将才,在战火纷扰之时,有效地保证了他 们的利益和地位。北朝士族的“雄武”之气未曾衰减,与南朝士族的文弱脂粉气质决不相类。

北朝士族有明显的开放性与“务实”精神。当政者和士族主流大多不热中于“区别士庶”(北魏前期崔浩当政、孝文 帝改制时曾经强调过“士庶分途”,结果都招致了不满和批评),新兴的权贵和地方豪强,可以通过伪托、假冒而摇身一 变成为士族。冒认门第在北朝是常见现象,并且得到了社会舆论的默许和宽容,特别是北魏分裂之后更是如此。这种风 尚,打破了士族血缘的“纯洁”(其实,由于北魏强制推行“胡汉通婚”,中原士族高门的血统已经无法保持纯洁了), 但从政治利益来考察,它却有效地扩大了士族的势力。当政者不主张士族门阀化,而主张向社会吸纳人才、开放仕途, 选官用人更多注重“吏干”,而不以门第高低为取舍。这对于改善官僚队伍素质、保持国家机构的政治活力,无疑是大有 益处的。

因此,北朝的士族,与当政者达成了良性互动,在乱世之中保持和发展了自己的势力。隋唐之世的士族,基本上是 对北朝士族的延续。